纪念陈忠实先生专题

 
 
　　今天早上7点40分左右,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文学大家陈忠实去世, 得知消息, 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回顾40年的交往, 真如同失去兄长的痛切。
 
　　　　　　　　　　　　　　　　　　　　上
 
　　我知道陈忠实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73年7月，刚复刊的《陕西文艺》在卷首隆重推出了篇近两万字的小说《接班以后》，尽管受当时政治气候局限，但作品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铿锵有力的语言，以及整部作品的厚重和气势，使我一下牢记住了作者：陈忠实。
　　真正见到陈忠实是1975年冬天，《陕西文艺》召开创作会议，后来成为“陕军”主力的作家几乎都参加了那次会议，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京夫、李凤杰、晓雷等有近百人。去了就想见到陈忠实，人生不好打听，直到一天晚上，安排陈忠实介绍创作经验，在省文化厅招待所礼堂，大冬天，没有暖气，仅是烧着几只煤炉放在过道。大家都穿着棉袄。我早早去前排占了座位，准备好钢笔和笔记本。那时陈忠实刚三十出头，远不是《白鹿原》出版时那幅沟壑纵横、沧桑凝重的面孔。正是虎虎有生气的年纪，棱角分明的脸庞充满活力。我注意到他穿着当时农村小伙同样的土布棉袄，罩着件四个兜兜的干部制服，显得朴实庄重，这幅模样与他厚重大气的作品十分合拍，我心里想，陈忠实就该是这幅样子。当然，我更注意他讲话的内容，我记在笔记本上的重点是：什么是重大题材?陈忠实一脸认真地说，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重大题材……
　　我当时钦佩极了，心想这么复杂的问题人家怎么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时隔多年，我跟陈忠实说起当时情景，两人皆哈哈大笑。但那会对文学无比虔诚，贾平凹刚发表学习雷峰的《一双袜子》，路遥写的是学习大寨的《优胜红旗》，正是由于亲历那段弯路，体会深刻，才会有日后彻底的反思与新生。
　　也是那次会上，有次午餐与陈忠实同桌，菜有荤有素，还有只鸡。陈忠实说看见鸡就想起当公社书记带人到农民家中催收毛猪鲜蛋，有些人家把母鸡刚下的蛋都交了，蛋还温热上面带着血丝。我心里听了十分酸楚，在农村多年，每年都为完成毛猪鲜蛋的任务犯愁，想不到这位公社书记还能替农民说话，尊敬中又增加了好感。
 
　　真正与陈忠实熟悉是1979年冬天。刚恢复工作的陕西省作协举办重点作者读书班，三个月时间，首期有陈忠实，我，还有商洛的京夫，西安的张敏、周矢等。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
　　陈忠实1942年出生，要比我年长六岁。老家就在白鹿原下的西蒋村, 属西安市灞桥区管辖。我关心的是陈忠实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并取得非凡成就。陈忠实儿时并无祖母或外祖母讲述天上或地上的神话，以至于自已也萌发编织故事的念头。倒是农家子弟的贫寒衣食见拙产生深刻的自卑，只有采用拼命刻苦学习来找回自信。让老师当众朗诵自己的作文自然是最好的途径。因我也弄过这类把戏，就不难明白陈忠实由此产生的对文学的兴趣。由于陈忠实年长我几岁，又是高中毕业，所以“文革”前1965年就开始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夜过流沙沟》《杏树下》《樱桃红了》等多篇散文。创作的动因除了兴趣爰好、名利稿酬，我认为还应有最深沉也最根本的原因：改变命运。高中毕业的陈忠实注定知道他所在的西安市灞桥区管辖的毛西人民公社之外, 还有偌大的一个精采天地, 世界上没有谁愿意一辈子呆在贫脊的黄土地上。
　　1980年前后，文学热潮涌动，相关单位邀请陈忠实等名家来汉中讲课。那会，我还在农村，责任田刚分下来，百废待兴，从省城一下来这么多文友，还真让人犯愁，家里值钱的东西只有春节准备宰杀的肥猪，一半自用，一半销售零花，可离春节还有些时日，咋办?晚上我犹豫着与妻子商量，岂料，妻子虽系农村妇女，却读过中学，关键出自大户人家，能识大体，说，她也这么想，提前宰猪，就能早买接槽猪崽，免得临近春节猪崽涨价，也不至于春节淘米洗菜水浪费。这使我大喜过望，那天早早起来，垒大灶、烧汤水，请来宰猪师傅和邻家小伙，七手八脚按倒肥猪，宰杀、褪毛、开膛，待到洗净猪头下水，两扇白生生的猪肉挂上架子，陈忠实几位也正好赶到，他们对异迥于关中的陕南乡俗十分好奇，围着肉架问长问短，陈忠实惊讶我何以把猪头收拾的如此白净，感叹田野冬天还处处绿莹莹充满暖意。那天，我用陕南乡村“吃泡膛”的风俗招待他们。所谓“吃泡膛”就是临近腊月，无论谁家宰猪，都请左邻右舍，新鲜猪肉切得如木梳大小，做起大砣豆腐，再配上刚从地里拔回的萝卜白菜，杂七杂八“一锅熬”还要煮上一大锅心肺汤，用大盆盛了，大伙围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男女说笑，并无拘束，几多痛快。一晃，这一幕过去二十多年，我已淡忘。不想，2003年，我出文集请陈忠实写序言时，他在长达万字的序言中用了几千字专门写下一节《关于一座房子的记忆》，详尽描写了去我家见到的乡村乡景与“吃泡膛”的过程。

　　　　　　　　　　　　　　　　　　下
 
　　 那次讲学间隙，陈忠实让我带他去看看汉江，冬日江水明净清冽，如带蜿蜒，长长的江堤两岸是秦岭南麓依然葱绿的田野，陈忠实说这是在他的家乡冬日绝对看不到的情景，兴致很高。我们谈文学，谈当时都关心的社会话题，愉快融洽，不知觉间，回到市区已临正午，正感口渴，陈忠实为路边水果摊陕南火红的蜜橘吸引，买了几个硬把两个大的塞给我。陈忠实在我心里一直是关中硬汉的形象，写出的作品雄健浑厚，铿锵有力，用贾平凹的话说，是钢筋水泥砌出来的东西。可这一瞬间，我看见这壮实的关中汉子眼中洋溢着和善的柔情，分明是富于人情味和良善的一面，我心里震颤了，因为我自幼因父亲错案从西安流放到陕南乡村，遭遇的打击屈辱太多，别人躲闪惟恐不及；那会出身好，有地位，不整人就是难得的好人。就我的体会，良善、同情和宽容，这些人类社会运转了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本应该发扬光大，可被多年的七批八斗涤荡的一干二净，凡能对弱者友善、同情，假以援助者也注定经历过苦难，甚至挨过整，对生活的酸甜苦辣有切实的体味又自强自信的人才能拥有这等情怀。从那时我就隐约感到我当时的困难处境，拨动了陈忠实良善的心弦，对我假以援助之手，从心里认定陈忠实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忠诚可靠、可交。一种敬重兄长般的感情从胸中涌起并扎根。
　　事实上，在文学这条艰难的跋涉道路中，陈忠实给予我许多切实有力的帮助。我的短篇小说《庄稼院轶事》经他推荐发表在《北京文学》1982年3期，他和省市宣教系统领导多次呼吁，我终于在1982年底破格由农村调进汉中市群艺馆。尤其不能让我忘怀的是，1987年，我已在鲁迅文学院和北大首届作家班学习几年，妻子还带着两个女儿在农村种责任田。当时，我长中短篇小说均已出版，也拿了几个奖，达到了家属“农转非”的标准，可报告打了多次都迟迟得不到解决。上学期间，我请假回家收种庄稼，两头不能相顾，很是狼狈。十三大召开时，陈忠实当选了代表，见到也是党代表的汉中地委书记王郧，反映了我的情况，结果拖了几年的事情一个星期就解决了，当通知我填表时，我蒙了还不相信，事后才知道陈忠实做了工作起的作用。
　　其实，作家之间的交往最终还是作品，是文学，所谓“以文会友”，谈陈忠实便离不开他的代表作《白鹿原》。事买上，《白鹿原》问世的20多年来已与陈忠实水乳交融，这是一位大家与一本巨著最完美的结合。《白鹿原》因陈忠实而闪亮世界，陈忠实因《白鹿原》而扬名中外。
　　但《白鹿原》的问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又艰难的创作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出现新的动向，各省崭露头角的作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进行了反复的角逐较量之后，纷纷酝酿着向长篇小说进军，而长篇小说则往往是最终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试金石。陈忠实还没有出长篇的动静，却见到他一部部的中篇《初夏》、《四妹子》、《最后一次收获》、《蓝袍先生》等，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觉到陈忠实的写作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作品依旧保持厚重沉稳和大气，人物却有了地域的拓展，比如四妹子由陕北到关中，时空有了更大的跨度，比如蓝袍先生的命运贯穿解放前后，这些由地域差异与新旧交替带来的文化冲突，由个人命运折射出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给作品带来了新的艺术视角新的看点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陈忠实未来长篇走向和内容的预兆。
　　由于隔着道厚厚的秦岭，关于陈忠实蛰伏于白鹿原下的老家写作长篇小说的种种情况，我只是时有耳闻，其间曾想写信询问或是鼓劲，最终没有动笔是最终意识到这对陈忠实来讲都属多余。直到1990年初，徐岳创办《中外纪实文学》，陪着陈忠实几位来到汉中写稿，我还诧异，难道长篇写完了？后来陈忠实私下告诉我：给娃挣学费来了!我猛然意识到陈忠实全家全靠他，这几年埋头写长篇，稿酬不多，又要供三个孩子上学，恐怕是最难熬的时候。见他精神还愉快，便问他长篇如何?他回答快了，再没多说。我深知陈忠实不爱张扬，尤其是写有分量的作品。他的名言是：写作品像蒸蒸馍，不敢把气漏了。绝不像有的作家刚有个题目便谋划着去获奖，作品还是一堆素材就计算能挣多少稿费。尽管那时，陈忠实的长篇还没有问世，但我深信他属于能沉的住气，能干大事的人，不鸣则已，鸣则一定惊人。
　　终于，1993年初，我接到陕西作协召开长篇小说《白鹿原》研讨会的通知，在此之前，我已在《当代》上读到《白鹿原》的上半部。我至今不能忘记当时阅读的情景，拿到《当代》一见标题和陈忠实的名字，心便“怦怦”跳起，到底出来了!我长出口气，由于久已盼望且是我敬重文友的作品，不能马虎，我躲回农村小院，端出藤椅，泡上绿茶，几乎是屏心敛息的阅读，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震撼!几乎每读一章，都要站起来走动，在小院乱转，屏息心跳，深切感受到这部作品一切都把握的那么准确到位，仅是《白鹿原》这书名就一字千钧，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八百里秦川，中华民族的繁衍诞生之地，20世纪又是这个民族最为动荡、不安、裂变的时期，白、鹿两个家族深深根植于这个古老民族的血脉之中，两位族长白嘉轩和鹿子霖简直是中国深厚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们身上，忠厚与精明并存，豁达与狭隘混杂，正义和邪恶孪生，几乎在所有的矛盾和冲突中都折射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作品对关中乡村生活做了大规模的提炼与概括，精选出有文化内涵的生活细节，均匀的分布于作品的章节之中，形成强有力的思想冲击和穿透力，对这片深厚的土地，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独特的时期，表达出绝对不同于任何人和任何学说的独特的感受或者说认知。
　　尽管当时下半部还没读到，我已对整部作品充满信心，我的感觉是那会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能与《白鹿原》相比。
　　研讨会上，我没有发言，我牢记着的还是陈忠实的发言，他说《自鹿原》写作期间，遭遇过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后要自己销书的尴尬，所以在制定写作《白鹿原》种种目标之外，还定了一个目标，要让这本书走进最广大的群众之中。作品在《当代》发表后，他专门去建国路书摊询问，摊主说这期《当代》已销售完，你得赶紧去钟楼总店。待他去钟楼那儿也销售完了。售主还说，你要的话得预先登记下期，还有下半部哩。陈忠实要了登记簿，仔细查看，在长长一串预定的名单中，有教师、医生、学生、店员、干部和工人，惟独没有一个熟悉的文学界人士。至此，写完《白鹿原》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
　　  听这话时，我的直接感觉是陈忠实和他的作品已经溶入这个时代，溶进了最广大的人群，而成为他们最信赖也最可靠的代言人。我毫不犹豫的认为《白鹿原》的艺术成就处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颠峰位置，正是由于这部巨著，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了对话的可能和资格，假如有一天，《白鹿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会说，在我心中，这部巨著自问世便已步入这辉煌的文学殿堂。
 
 
　　　　　　　　　　　　　　　　　　　　　　　　　　　　　　　　　　　　　　　　　　　　　　　　　　　　　　　　　　　　　　　　　　　　　　　　　　　　　　　　　　　　　　　  2016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