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忠实先生专题

　　陈忠实逝世后，我执笔了他的生平。这是一个公共行为，但也掩藏着我的感情，除此之外，没有写任何文字，没有勇气触碰心灵深处的东西。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探索他的文学思考，整理他的精神遗产，情感上仍然不愿承认应该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在当代中国，陈忠实这样的作家，无疑具有文化标本意义。他令人想起四川的周克芹，想起河北的贾大山，他们这一代或稍后的作家，星布于鲁豫和云贵，像陕西的路遥、贾平凹们，出身卑微，依托的背景就是大地和天空，拥有的资源就是乡村和田野，最应该接受知识的青春成长期却遭遇知识匮乏的时代，还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伤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变局使他们获得了文学新生。他们，更新或者丰富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为命运时钟的安排，他们抵达的终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学道路，累积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经验，折射着浓重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若追究陈忠实的文学接受，有一涓涓细流，被人忽视，又极其重要，这就是新文学的传统。陈忠实早期的阅读，他自己记述有茅盾的作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柔石的小说，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陈忠实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风波》有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体悟和解读，发生于他对自己创作痛苦的拷辩期，鲁迅的深广直接启迪着他的思考。陈忠实最直接的文学情感亲近者是赵树理，最直接的导师是柳青。赵树理的创作，本身就是新文学的一部分，是新文学在时代流变中生发的新的特征。柳青深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忠实对柳青的师承，隐秘地铺垫着新文学的谱系。这里有着对文学传统的直接的接受和间接的渡让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呼应的民族救亡的主题，引入的启蒙思想，寻求新思想、新生力的愿景，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潮，是滋养陈忠实一生的思想营养。这一脉络，以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为主要方式，集中于《白鹿原》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成果。

　　陈忠实的文学道路上，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危机。他在心理层面和文学叙述层面用“苦闷”、“痛苦”和“枯涩”进行描述。陈忠实记述过他创作史上作品人物弃他而去的“集体叛离”现象，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痛苦”。如何处置自己的文学危机，将精神旧我蜕变为精神新我，在陈忠实也是一个激烈痛苦的过程，借喻阿·托尔斯泰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清水里泡三次也不过分。陈忠实称之为“剥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进行“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过程，陈忠实在文学层面有过剖析：“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叙述模式中走出来”。在精神层面，陈忠实创作道路上所发生的跃升则可以说明，以最严酷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和最积极的开放思想迎接时代精神的洗礼，从而赋予作品更大的思想格局。陈忠实的文化剥离和精神新生，在当代文学史上恐非个案，恐怕在道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普遍课题。

　　陈忠实的《白鹿原》已有共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却有清醒的认识：“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做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另一次突破的途径和力量”。陈忠实有文章记述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他热烈而诚实地认同《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对自己的启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难忘1985，打开自己》，他在对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和文学资源的吸纳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成果、传统的尊重中，“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艾略特语），以自己的创作给当代文学的动态体系增加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和当代作家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成果。不断的背离和超越原来的思维，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中打开自己，获得一种新的参照，这也应该是陈忠实和中国当代作家一起开拓的当代中国文学新的道路。

　　陈忠实在文学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读鲁迅，读出“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他把当代作家置放于更宽广的文学传统中评价，说包括自己在内，还要追寻“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的思想穿透力。“文学依然神圣”是陈忠实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有感而发。“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是陈忠实创作后期的感悟，这一认知，今天，已成习常，但在陈忠实，却非轻易道出，几乎出自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什么制约着作家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就是思想”，“如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具备那种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精神力量的话，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和当代许多作家一样，在追寻思想家这个高度上，陈忠实意识到了，没有完成，在追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陈忠实停止了，倒下了，但是他的思考和追求，应该能获得当代作家的共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有个致词，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够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能做出这样一个发现，也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我请求恩格斯，让我把它借过来，献给陈忠实。

　　（本文系作者在2016年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于北京召开的“陈忠实的文学道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