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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新部落》新在哪里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9-10-28

  当《新部落》文本封面荐语映入眼帘的那一瞬,我内心充满着期待与担忧。由于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文学创作风靡一时,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有直面现实的优势,亦有饱受学界诟病的艺术性缺失之症候。就生态主题创作而言,它在陕西文学书写中并不新鲜。新世纪以来,冷梦关于榆林米脂县高西沟村的纪实文学,京夫的《鹿鸣》,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系列,钟平的《天地之间》《塬上》等作品都可认作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文本,都在以文学的方式关注着当下的生态现状,开启了文学书写的不同面向,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那么,梦萌的《新部落》同样以生态书写为主题,其新颖之处何在?又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会不会是同一主题的简单重复?怀着这样的期待与担忧,我阅读了文本。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担忧之心悄然消散,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以全知全能视角讲述了三个互不相识之人因特大洪水意外迷失原始森林,陷入饥饿、疾病与死亡交织的困境之中而引发生存与毁灭、善良与罪恶、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冲撞与抗争的故事。作品通过对地球之痛、人类之痒、生命之殇的悲情书写与倾心展示,将批判与反思的锋芒直指造成生态灾难的现实社会及人类自身,极具穿透力与批判性,展现出不俗的艺术风貌。可以说,文本叙事简洁,看似庸常,实具新意。

  首先,小说在人物角色构思上颇有用心。作品人物不多,但人物形象所映射的社会现实面向却是多维的。从文本意义表层来看,豪哥作为庆顺市金阳矿业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漠视生态且疯狂追逐物质利益与感官刺激,是社会发展与欲望本能的象征,是生态问题涌现的根源与祸首;季月是国家环保部门的公职人员,倾心于生态保护事业,践行着生态理念,但处处受阻,事事不顺;画家修卓视艺术为生命,葆有崇高的艺术理想,承载着审美救赎的叙事功能但缺乏自觉的生态意识;作家童九哥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缘于社会历史因素而躲避山林四十载,成为社会发展的局外人,隐喻着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职责与批判意义的丧失。从文本意义的深层来看,小说主要人物代表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失的三个不同维度。社会发展需要豪哥式人物的冲锋陷阵,诸如破坏生态之类的种种问题也会如影随形,需要环保、水利等相关部门从宏观层面予以监督与管理,亦需要从个体微观角度进行审美教育与精神烛照。他们之间的行为冲突与现实关系折射出人物价值理念的抵牾与生态危机的复杂现状及其问题解决的艰巨性与曲折性。豪哥的顽固不化及生命强力,季月工作职权的形同虚设及尴尬遭遇,修卓艺术追求的缥缈及审美救赎乏力,童九哥的遁隐逃逸及无法适应现实的感慨呓语等等都饱含着深刻的现实映射色彩与鲜明的时代寓意价值。人物角色的如此设置凸显着作者的叙事意图及艺术匠心,有效地承载着生态文学文本现实表意与社会反思的社会功能,是小说焕发新意的一个突出之处。

  其次,小说将批判与反思的触角伸向新的高度。与其他生态文本一样,社会批判与反思是其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新部落》并未游走于社会批判与反思的浅层,而是深入肌理,直抵现代科层化体制的种种弊端。在作品阅读中,读者可能更多留意到了文本对以豪哥为代表的人性欲望无度的揭露与批判,而忽略了欲望表象背后隐匿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内容。工业革命以降,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悖论一直是社会进步中不可回避的矛盾,也是直面现实的文学书写不可漠视的问题。对这一矛盾或问题的揭露、书写与批判、反思是检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指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中,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复杂、多变,甚至是不可捉摸的,而作家对之的体验与感知也需不断地调整与深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文学的触角捕捉到现实生活表象与社会发展本质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有的放矢地行使文学艺术之社会职责。

  就《新部落》而言,豪哥先祖阔绰,但家道中落,到了其父辈沦落到尸首无还的悲惨境地,而他却能以白手起家,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并游走于社会上层,除一己之力外,其背后官商一体的社会隐性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小说以季月蜜月历险之旅的叙事正面直击了上至市委领导下至基层管理人员对政绩的逐捧与生态的漠然。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环保、水利、土地、农业等行政部门之间的推诿,各级官员之间的扯皮、塞责,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又敢怒不敢言之行为、心理的扭曲等等情节于有形无形之中暴露出现代科层化体制强力规约后的局限及无法克服性,有力地批判了现代科层化体制无序无力无度的种种弊端。可以说,梦萌对于生态问题与人性、管理体制机制之间关系的认知是极其深刻的。然而,面对这些问题及文学表达,他无力改变也开不出有效的良方,正如文本中修卓的年迈无力、童九哥的遁隐逃避一样,终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气馁与无可奈何之感!

  再次,小说生态叙事展现出新的面向。如果说文本生动展现豪哥是如何走上发家与欲望膨胀之路,又是如何失败与身陷囹圄以达批判反思之目的话,那么与之并置的是文本生态启蒙叙事的无处不在。作品自豪哥与季月不期而遇之时便已展开灵与肉、情与法的斗智斗勇。在黑暗、洪荒与死亡的原始森林中,豪哥的灵魂蜕变一副野兽心肠,在生理与感性的极度渴望之中,面对饥饿他茹毛饮血,面对季月他不懈地骚扰与企图,面对修卓的“阻扰”他残忍凶恶,他的世界里只有掠夺、占有与宣泄,完全以自我本能为中心,是毫无生态理念与意识且极需启蒙的重要对象。为了生存与走出原始森林,季月试图以高雅健康的情调感染启迪他的天性,以天人合一、人兽相融的画面与气氛感动教化他的良知,以贴面舞、搓二步的方式释放缓解他的本能欲望,期望慢慢拨亮他心中微弱的人性火苗,以求早日走出深山老林,回归社会。

  如果说对于豪哥的生态启蒙是正面进行的话,那么修卓人物形象的变化则是在潜隐中完成的。豪哥沉溺于感官刺激,而修卓迷恋于精神享受,他的境界远在豪哥之上,但他那孑然一身、云游四海的精神享受仅限于一己之悦而未博爱众物。因而,在文本中作者突显了修卓人物形象的变化过程,即由悦己到悦人爱物的转变,从而具有了自觉的生态伦理及意识。修卓这种生态伦理及意识的萌发源于两次现实经历,一次是海外游历中受到一位宁姓中国记者的启示,一次是被豪哥陷害后坠入谷底与狗熊生死相依的经历,具有源发性。与豪哥、修卓相比,作家童九哥生态意识的萌生完全是在与自然众物相互依存中潜移默化而来的,具有自发性。由此可知,文本中的生态启蒙叙事隐匿着一条由外发到源发再到自发的逻辑嬗变脉络。此线索从明暗两条路径散发开去,从三个层面建构着文本的生态叙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部落》并未落入诸多生态文本“模式化”叙事的窠臼之中,而斜逸出强大的审美张力与现实特性。从小说结尾看,作者的生态启蒙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豪哥在与季月、修卓的启发、教化下并未萌生多少生态意识,只不过从人性本我回到了先前自我的状态。然而,这样的结局与叙事与当下众多生态文本千篇一律地成功形塑生态人格相比无疑是真实的,自然的,也是可贵的。其实,梦萌如此构思文本叙事,与其文学创作注重从社会关系、从人物性格、从外在到内在等诸多方面塑造人物形象,讲究小说环境与生活细节的真实性,讲究情节和故事的连续性、完整性不无关系。他的文学书写立足于现实,并非为了特定的意图或效果而盲目地形塑人物,推进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对于当下现实主义创作过于追求审美效能,过于宣扬审美理想,过于迎合消费市场来说具有一定的疗救意义。

  回溯梦萌的文学创作历程,我们知道,他的文学之路是上世纪90年代以长篇小说《爱河》的出版走上文坛的。他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悲喜娱乐城》《倾城》《金喽啰》,中短篇小说集《绿太阳》,散文集《多梦人生》《真情最好》等自问世以来,广受读者喜爱与传诵。作为一位业余作家,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创作质量,梦萌的文学书写都达到甚至超出了职业作家的水准与艺术成就。就陕西文学而言,现实主义有着强大的传承谱系与无可撼摇的主体地位,直面现实、关注社会、关怀人生是其历久弥新与长盛不衰的重要缘由所在。从创作实际看,梦萌的文学书写无疑在延续这一谱系,也在不断寻求着新的突破,其作品因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大地、直面着人生而被冠以陕西作家群中颇具社会责任与影响力的作家。依此来说,长篇小说《新部落》无疑是一部浸染浓重现实主义色彩的、直面现实的力作。

  (作者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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