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省作家云岗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孔》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个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一场热血沸腾的爱恨情仇，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长篇小说《大孔》共33.3万字，以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为背影，多层次挖掘渭北文化特别是民间生活的独特之处，全方位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和热血沸腾的爱恨情仇，多角度塑造出冯得富、冯得显、引才、德才、和才、勤才、俭才、史家怡、蓝玉、冯秃子、柴一刀等栩栩如生的人物，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真切体会渭北的神秘和强大，感受人性和苦难的撞击，思索人生的真谛和意义。
（作家简介：云岗，本名唐云岗，陕西蒲城县人，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陕西省首届“百优计划”入选作家，陕西文学研究所重点研究作家。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上下）《大孔》、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家事》《罕井》《雪落大地》、散文集《苜蓿》等。《城市在远方》《永恒的秦腔》分别入选《陕西文学六十年（1954——2014）》长篇小说卷和散文卷。曾获梁斌小说奖、柳青文学奖、延安文学奖等奖项。）
苦难的呈现和叙事的意义
——读云岗长篇小说《大孔》
石杰
壬寅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我看完了云岗的长篇小说《大孔》（《延安文学》2022年第1期节选，西安出版社出版）。时光彷佛逆转，回到了近百年前，却似乎也有着今日的模样。《大孔》是云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城市在远方》。《城市在远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群农村青年男女，朝思暮想着远方的城市，努力追求着城市的文明，留下的是苦难，是期冀，是奋然前行的脚步和心灵的震颤。
《大孔》，也是如此。
《城市在远方》写乡村对城市的想往，《大孔》写大孔人在天灾人祸中的遭遇；《城市在远方》的对立物是城与乡，《大孔》的对立物是天与地；《城市在远方》的时间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孔》是20世纪20年代尾。
《大孔》是从民国十七年开始的，民国十九年结束，历时三年左右。小说开头一句便是“德才妈‘不见了’的这一天，冯得富家出了一件天大的怪事。”什么怪事呢？老母猪生了头象仔。这种情形有些反常，有些神秘，令人不由得想起某些作家常用的手法。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的开头写的也是一件怪事，关乎白嘉轩的生理，只不过那是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而冯得富家的怪事是实实在在的无可逃避。全书的故事情节也就在“怪事”之后铺展开来。
小说的地点是大孔寨，时间是民国十七年，主要人物皆是大孔人。大孔在民国十七年是否发生过那场空前的大旱我不清楚，然而小说从头至尾都是以大旱为背景的，而且不仅是背景，也是主要角色，是切实参与其中，没有大旱也就没有了本书的现实支撑。大旱情景被云岗展示得淋漓尽致：地里的庄稼奄奄一息；大涝池底没有一滴水；山秃了，河干了；鸡不鸣了，狗不吠了，就连人喝的水也快供应不上了，整个自然界因缺水而没了生气。
大旱当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随之而来的是颗粒无收，是饥饿。饥饿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几户个别的，可以说家家断粮，户户没米，所有能吃的都吃尽了，包括野菜、野草、树皮，秸秆、棉花、皮带、死去的家畜、野兽。对饥饿的叙写在俭才家的悲剧中达到了顶点：大年初一，俭才妈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面和麸皮捏了两盘角角，尽俭才吃饱后，让他出去拜年，夫妇俩双双喝药死去。不是他们想死，是饥饿将他们逼上了绝路，仅有的一点儿吃食，留给了年少的俭才，也留给了他孤独和坎坷。俭才成了孤儿后自然也脱离不了饥饿的魔爪，吃百家饭，到别村讨要，抢人家碾盘上的粮食，冒着死在半路的危险去远方吃舍粥，挖掩埋死人的坑，推饿死的人，还差点儿被黑店暗害假充羊肉卖给前来的顾客。舔碾盘那段情景即使最坚强的读者恐怕也难以忍住眼泪；“俭才大喜过望，忙扔下碾把，扑到碾盘上，伸出舌头狗一般舔起来……心里泛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和醺醉，舔的速度不自觉地加快了，而且舌头越伸越长，越舔越来劲……舔着舔着，俭才爬上了碾盘，双膝跪在碾盘上，转着圈地舔开了。”碾盘舔完了，舌头又伸向了粗糙的磨盘，乃至“舌头磨破了，血染红了磨壁。”
饥饿是云岗笔下的基础性词语，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细节，几乎全与饥饿有关。比如寡妇祈雨、孙钟抱斗、学生运动、侯家村血案、史家怡委身柴老八、彩云婚嫁，等等。就连杏花心爱的大黄狗的死，也是因为饥饿。饥饿像一个车轮的轴心，伸展出几根辐条，然后辐射出去，每一根辐条都被表述到了极致，无以复加，酣畅淋漓，真实到可闻可见，感染力无与伦比。这是作为小说家的云岗的天赋。
饥饿是苦难，苦难必然导致抗争，这是事物发展的逻辑。于是书中出现了祈雨。祈雨古已有之，是中国民间习俗，大孔人使用的是“寡妇祈雨”，意思就是以女性作为牺牲去感动龙王爷。选寡妇的过程可谓认真，祈雨的场面也足够宏大，人心足够真诚，情感也足够强烈。当昔日的秀才冯得显悲愤交加地吐出“久无甘霖，颗粒无收。小民凄苦，食不果腹”的祷辞并且代龙王倾诉了得知人间疾苦的焦急和愤懑时，祈雨进入了高潮。所有灾民和冯得显一样，涕泗横流，嚎啕哭泣，悲愤呐喊！可是结果怎样呢？依然滴雨未下，大孔人的虔诚没有感动龙王爷。至于孙钟的“抱斗祈雨”，更是不了了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饥饿衍生出的另一事件是学生运动。诚然，这场运动有着更深广的社会背景，蒋介石叛变，“四一五”惨案，革命者被屠杀；可是饥饿仍然是主要因素或者说是运动的契机，暴动的节点也是灾民讨粥的那一刻。如运动的领导人曹仁杰所言：“天下大旱，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然而结果也是彻底的失败，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被逐，造成了另一场悲剧。
再看史家怡的遭遇。史家怡本来是个善良单纯的女学生，只因饥饿出卖了肉体，为了有一口馍而被士兵轮奸的场景是多么令人心痛！委身柴老八只为有个安稳的生活。与引才之间的感情似乎令人欣慰，却又被柴一刀伺机奸污。
再看彩云。彩云和未婚夫没有感情，大旱之年却被父亲逼着出嫁。冯得富的想法是一来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二来还能换得几斗粮食和两套棉花套。冯家并不是养不起她，只是冯得富被“过日子”迷住了眼，乃至全家人差点儿死在他手里。
还有俭才父母服毒，俭才数度濒死；冯氏家族灾难重重；警察血洗侯家村；丁香香惨死；莲莲难产去世……全由饥饿衍生，全与苦难相系。不是说每个分支叙述一开始就是苦难，希望是有的，而且还很强烈。与祈雨衔接的本应是甘霖，轰轰烈烈的学潮似乎也能取得理想中的胜利。心心相印的恋人俨然有终成眷属的可能性，不乏良知的心也能使人与人之间保持亲情与和睦。可是事实却全然不是这样子，每一次苦难都是上一次苦难的延伸，每一次苦难都是上一次苦难的重叠，每一次苦难都是对上一次苦难的认证。事与愿违，理想破碎，美梦成空。即使小说结尾处人们终于等来了雨，也令人迷惘，令人困惑——苦难能否就此结束。
云岗仿佛有意挑战流行的观念和读者的勇气，《大孔》中的苦难是那么纯粹，那么深重，那么密集，几乎一个接一个。好像汹涌的江水，这一浪还没有过去，那一浪又打过来了。有些情节和细节写得很恐怖，比如史佳怡被轮奸，魏敏生的尸体在城墙上示众，俭才父母饮鸩而死，引才杀人，黑店里的那碗人肉汤……每一桩都不是故作惊悚，而是水到渠成，是苦难的缩影，天灾、人祸、苦难、命运、生死是小说中绕不过去的关键性词语。纯朴和狡诈、贪婪和善良、勇敢和懦弱、愚昧和聪明是那么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汇合成民国十七年大孔寨混沌沉重的人生图景；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现实生活的浓墨重彩、对人性的精雕细刻和对爱恨情仇的真实展现又使得所有的情节都变得天衣无缝。阅读过程中我几次在想：接下来会怎样呢？情节该怎么发展？灾难将怎样结束？事实是没有结束，苦难绵延不绝，如同大孔周围连绵的山峰，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云岗对生活认知的显现，对其创作理念的坚守，是作家的良知，也是《大孔》的突出特征。
稍有文学常识的读者们都知道，统领一部小说的不光是艺术手法，也是作家的思想，思想把整部作品粘合起来。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作家的思考、没有思想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所谓的只提供生活实录的自然主义写作，搁置内心情感和价值判断的零度写作，作者也不可能达到彻底的消失，“不在”。那么《大孔》的思考是什么呢？或者说云岗通过《大孔》表现出怎样的思想？很难找得到，他仿佛只负责提供一段民国民间史，一段大孔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经历的特定生活，而不做价值判断。仔细想来，好像只有冯阔海去世前后的两次描写，隐含着作家的思想。
第一次是冯阔海临终伸出的右手的食指，其子冯得显理解为救出和才——他们这一支的独苗。这种解读不能说错，然而似乎并不是死者的本意，至少不全是。第二次是冯阔海死后，冯得显独守坟前尽孝，冯阔海于梦中出现，仍然举起了右手的食指。这一次，作品中没有明写，只是在描绘了四周景象之后，借冯得显的口说道：“大，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是道，是无，是一，是阴阳和合、流转。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世事本来空幻，是非难以判断，动静乃是本根，人心躁动不安。唯有食色，是生命的本性；阴阳，是宇宙的本真。其时冯得显眼前的景色是：天地已经连在一起，南北两座山仿佛两条相悖而去的白龙，与牛角川结合成了一幅天然太极图。冯阔海的坟圆圆白白的，仿佛从地里钻出的大白馒头，透出强烈的图腾意味。
而大孔，也被作者释义为是“空”，是“洞”。
然而这种思想的表述在《大孔》中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仿佛随手的点缀，苍白孤寂，没有拯救的力量，和沉甸甸、混沌沌、血淋淋的现实表述无法相比。苦难已经盖过了一切，对苦难的倾情和执著是云岗小说一以贯之的情结，反映出作家的勇气，也是真正的写作者内心应有的责任感。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不是历史，而是隐藏在这个民族深处的秘不示人的东西。《大孔》显然是在审视这个民族，考察它的精气魂，探索它的本来面目、细枝末节，进而用滚滚滔滔的叙述表现出来。
论及苦难就忽略不了前边所说的“怪事”，也就是冯得富家的猪生象，因为二者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紧密到什么程度呢？紧密到“怪事”既是苦难的因，也是苦难结束的果，两者间谁也离不得谁。开头，当母猪历尽辛苦生下那头“耳朵很大，几乎苫住了脸；鼻子很长，长长地超过了嘴”的怪物后，不仅冯家人不安，大孔人疑惑，就连读者也莫名其妙，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而后果然各种不幸接踵而至；结尾，当饿得奄奄一息的冯得富恍惚中看见门里跑出一头白颜色、长鼻子，像猪又不是猪的怪物，且一直向北消失在空中后，旱灾戛然而止，雨从天而降，喻示着大孔这场灾难终于结束。这种一头一尾的重复形成了小说的闭环式结构。苦难能因“怪事”而生因“怪事”而结吗？显然不能够。所以当它在小说的首尾相继出现时，所有的苦难也就具有了荒谬的意义。荒谬是神秘，是不合逻辑，不可理喻，只是也因此而获得了绝对性意义。“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绝对是可信的；他被埋葬后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确信无疑的。”（德尔图良）乃至后人将其概括为“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大孔》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因荒谬的参与而趋向于内涵的升华，然而在我看来，也只是“趋向”而已，弄不好，就容易产生油水分离，以为为了博人眼球。荒诞层面上的长篇写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力。
对苦难的倾情是追随时下文学潮流、满足通俗阅读需求的写法吗？不是，甚至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可是真正的民族史又怎能离得开苦难？苦难固然沉痛，也不应该遗忘，这也正是《大孔》的价值之所在。小说没有指明消除苦难的现实出路，甚至看不出有意识的寻找，然而也并未因此而影响到其价值。我们不妨以桑塔纳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我们没有理由活得那么浅薄、天真、脆弱，乃至麻木和失忆。
（评论者：石杰，女，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渤海大学学报编审，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