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
致敬我的陕北父老乡亲
近日，刘风梅长篇小说《大地》改编为有声小说，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架播出。小说发表于《海外文摘》2019年第3期，荣获“《海外文摘》2019-2020文学奖”。202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21年6月28日，《文艺报》在第一版刊载的“作家出版社以精品力作庆祝建党百年”一文中提到13部文学作品，《大地》位列其中。
这是一本铭记牺牲、奉献、抗争的书，叙写了革命战争年代陕北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故事。李家村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乡亲们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援前线。
作者用丰厚的生活积淀，呈现出大量生产和生活场景，依据多年的党史研究经历，将大量准确而翔实的历史事件与数据融于小说叙事之中，生动展现陕北民俗风情，为陕北的独特文化风貌保留下了样本，还原出波澜壮阔的支前场面，写出了陕北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浓烈炽热而又深彻绵长的情。
一群最普通的农民，坚韧的脊梁不会向压迫低头。为什么甘愿奉献，因为深爱脚下的这片土地。
今日，文學陝軍邀您共读创作谈。走进那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群体，他们是陕北人精神的浓缩与写照。
一本铭记牺牲、奉献、抗争的书
我的家乡在陕北。小时候，乡亲们经常给我讲述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支援前线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上，亦有他们洒下的汗水、泪水和热血。在那隆隆的炮声中，他们踊跃参军参战，冒着枪林弹雨，迎着刺刀，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他们扛着担架，赶着毛驴毅然走上战场，顶风冒雨，餐风露宿，抬担架，护伤员，送军粮，搞运输，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一次次地与死神赌输赢。他们全家老少齐动员，开荒种地，努力生产，年年超额完成救国公粮的缴纳任务。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们宁愿自己吞糠咽菜、忍饥挨饿，也要把最好的粮食送到前线。一年四季，他们不畏酷暑，不顾严寒，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修路架桥，看护伤员。他们强撑着辛劳一天后的疲倦，点灯熬油，通宵达旦做军鞋，缝军衣，磨军粮，做干粮，为的就是让人民子弟兵穿暖吃饱，精力充沛地奋勇杀敌。他们让我心生敬意。
后来，我成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和研究员。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过程中，这种敬意不断地升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收集有关资料。
延安纪念馆的展室里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历年缴纳救国公粮的统计：1941年，边区政府下达救国公粮任务20万石，老百姓实际缴纳20.1617万石；1942年，边区政府下达任务数为16万石，老百姓实际缴纳16.5369万石，边区老百姓人均负担1.22斗；1943年，边区政府下达任务数为18万石，老百姓实际完成18.4123万石，人均负担1.30斗；1944年，边区政府下达任务数为16万石，老百姓实际完成16万石，人均负担1.10斗；1945年，边区政府下达任务数为12.4万单，老百姓实际缴纳12.4万石，人均负担0.77斗。另一组数字是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支前统计：参加担架队民工198653人，参加后勤运输民工1282409人，参加修、破工事民工22678人，参加押送俘虏的民工11204人，为解放军带路人数11720人，为解放军做干粮和军鞋的人数655000人，支援前线的牲畜1478707头，做军鞋929000双。
这两组数据让我反复思考。当年的陕北是个既落后又贫穷的地方。由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加上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广种薄收的生产习惯，农作物的亩产量很难上百斤，如果遇上自然灾害，便会颗粒无收。老百姓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肚子，而老天爷给予他们的却是常年半饥半饱，许多人为了活命，一年中常常有数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在外讨饭。然而，他们却能从自己本就不多的口粮中拿出许多去缴纳公粮，而且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广种薄收的生产习惯，使陕北人民的劳动负荷很重，劳动力不足成为普遍现象。为了多种地多收粮，老百姓常常是超负荷运转，而且一年四季不得停歇。但是只要有支前任务，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往上冲，一去数月。据延川县的一个资料统计，当年全县除小孩、妇女和老人外，每个壮劳力每年都得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支前。老百姓为什么对支前工作有如此高的热情？
从陕北农民李有源心中喷发出的《东方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小说中用数次出现的陕北《翻身道情》给予诠释）。
老百姓支持谁，反对谁，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联的。旧社会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生活在饥寒交迫、被欺辱的苦海中。1935年，共产党解放了他们，给他们分了田地，让他们有了做人的尊严，过上了温饱有保证的幸福生活。这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他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他们谋福利。因此他们就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时人心齐得很，让参军，把犁铧扔到地边就走了。让支前，拉上毛驴就出发。”上前线要死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他们不但不退缩，还积极参与，父子间、兄弟间常常为此争持不下。延川县铁卜河村李存年一心想参军上前线，却因年龄大不能如愿，就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全部送上战场。延川县丰柏胜村的霍步海，有兄弟四人，三人同时报名入伍。
粮食对于常年吃不饱肚子的老百姓来说，那是最珍贵的东西。但是，只要收缴公粮的任务下来，老百姓就尽其所能超额完成任务。1937年，延川县人民在人均口粮只有128斤的情况下，缴纳公粮1117.8石，超额7.8石。1947年，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川后，到处烧杀抢掠，粮食全被抢光。饿着肚子的老百姓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全县在50天内缴纳公粮9855.94石，超额完成任务3715.94石。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赢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把根基深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投入兵力70万人，支前的民工就达160万人；淮海战役，解放军投入兵力60万人，支前民工就达543万人；平津战役，解放军投入兵力100万人，支前民工达160万人。所以说支前工作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题材，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佐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
我想通过这段光辉的历史展示这种辉煌和伟大。如何展现这段历史？我把握了一个总原则，尊重历史，让历史说话。把故事嵌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展开，让故事有真实感、时代性。手法上虚实结合，主要历史事件和基本数据都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如抗日战争的重要事件和阶段描写，河防保卫战中，几次战斗的描写都是真实的。解放战争中，发生在转战陕北的几个主要战役，如三大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和沙家店战役、宜瓦战役的描述都是真实的。再如陕甘宁边区历年下达的救国公粮任务数及救国公粮缴纳中的各项政策规定都是真实的。还有小说的发生地延川县城的攻克战亦是真实的。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又都是虚构的。虚实结合，为的是如实展现那段历史。
陕北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替带，陕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都有着这个特殊区域的特性。这种生存环境和条件，造就了陕北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刚正豁达、开朗乐观的性格。无论生活有多苦多难，他们都会用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即使在高强度的劳作中，天天都会有信天游从山头沟涧飘出，差不多每个夜晚都有讲古今、弹三弦、唱道情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农闲季节，说书、闹秧歌的娱乐活动更是闹得红火热闹。正月天的闹秧歌，不仅规模宏大，时日还很长，少则数日，多则十天半月。
在陕北人的文化生活中，最能彰显民风民俗的是每年的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其复杂的形式，隆重的程度，不仅彰显了陕北人对生活的热爱程度，更展现了陕北人豪放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是春节，那简直是一场对人、对神、对六畜、对世间万物的大祭拜。从腊月开始，人们就对这场大祭拜做物质和精神的准备。逢新补旧、打扫卫生，磨面碾米，做豆腐生豆芽，炸清油漏粉条，杀猪宰羊，做丸子，做酥肉，做摊黄，做油糕，做米酒，做油圈圈，做黄米馍馍，做红烧肉，整整要忙碌一个月。到了过年那一天，从早上开始要写对联，做书帖，贴年画，贴窗花，挂灯笼，打扫院子。然后，去上坟祭拜先人。吃过晚饭放过花炮后，真正的祭拜就开始了，先是拜天，拜地，拜土神，拜财神，拜灶神……差不多与老百姓有关的神灵都要祭拜。接着要在窑门、大门、猪圈、羊圈、牛棚、马棚、鸡窝、狗窝、衣柜、粮仓、石磨、石碾等地方点香，磕头，这样的香，一晚上最少要点三轮。这样的祭拜在正月天最少也要进行五次。
陕北人的另一个风俗习惯体现在对生命的敬畏和爱护上。从生命的诞生到死亡，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陕北人都要用十分隆重而又复杂的形式给予关注。一个孩子出生，家人要与亲朋好友一起吃肉喝酒以示庆贺。一对夫妻结婚，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要投入这场庆祝活动的筹办中，从迎亲到上头、闹洞房、拜人、回门、对七对八等一系列程序，差不多要花上二十多天的时间，还不算筹办婚礼所花的时间。丧葬更是复杂，整个筹办工作不仅要动员全村参与，还要动员部分亲戚参与。从祭拜、入殓到落土，没有三五天时间是不可能的。做完这一切，在以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还有七次祭拜活动。接下来的三年中，每年的忌日都有一次较为隆重的祭拜活动。其后便是死者后人在每年的各个传统节日，特别是清明和春节的祭拜活动，这种祭拜代代接力，永不中断，在陕北把这叫做香火不断。
我在小说中全景式展现陕北人的这种文化习俗，就是希望通过这一切，全方位地展示陕北，让人们了解陕北，了解陕北人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了解陕北人的胸襟和个性。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最想展示的是陕北人的个性，陕北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朴实厚道、热情大方、豪爽义气、乐施好善，敢爱敢恨，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舍财舍命；对敌人嫉恶如仇，该拼命时绝不退缩。要塑造这个群体的共性，还要塑造其不同的个性，使人物富有立体感，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期间，我回了几趟陕北，多次与乡亲们促膝交谈后，这才发现事实上多少年来，我心中已经集聚了一个群体。如胆略过人、有勇有谋的舅爷；曾参加过党的“七大”，并受到王若飞接见的优秀区委书记大伯父；尽职守职，带领着支前大队从陕北转战到关中，吃尽苦头，永不退缩的公公；性格豪爽、敢做敢当，曾担任过儿童团团长和行政村主任的父亲；以及那一群朴实无华、可敬可爱的陕北父老乡亲，他们在我心中或说或笑，或歌或骂，或忧或悲，栩栩如生，跃跃欲出。
于是，我开始了创作，让人没想到的是，我一下笔，他们就从我的笔尖下跳了出来。以舅爷和大伯父为原型的乡长郑大山，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恪尽职守，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不计名利得失，不怕艰难困苦，甘当公仆，矢志不移。以父亲为原型的行政村主任李俊杰，虽然性格有点暴躁，有时还会骂人，甚至敢对乡长拍桌子掀板凳，但他有勇有谋，敢做敢当，工作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李家村村长王富贵，有时自私自利，爱占点小便宜，甚至为些小事，常常与村民吵吵闹闹，但他性格开朗活泼，对革命事业富有热情，在支前中失去一条腿后，哭过骂过发泄过，最终还是克服困难，重振精神，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中去；李俊杰的大嫂腊梅，性格开朗率直，待人热情大方，有一副大丈夫情怀，但急了怒了悲了恨了，就尽情地骂人，把陕北所有骂人的话全能翻腾出来；王富贵的媳妇桃花，热情活泼、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有时也使小性子，甚至将自己的丈夫骂个狗血喷头；还有宽厚仁慈、可敬可爱的李俊英，聪明能干、既有责任心又有牺牲精神的李俊义，心灵手巧、沉稳内敛的玫瑰，多愁善感、心地善良的丁香，刚毅正派、宁死不屈的马战胜，沉稳老练、悍性十足的三叔李瑞云，看似吊儿郎当，实则精明正派的平娃等等。小说中出现的五十六个人物，尽管脾气性格各不相同，但都能在乡亲们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在小说中，我与他们交集、对话，犹如回到了陕北，坐在大炕上，蹲在硷畔上，敞开胸怀与乡亲们拉家常，从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触摸到了乡亲们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不由地肃然起敬。
致敬，我敬爱的陕北父老乡亲，我爱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