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1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正确方向，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有了前行明灯。这是百年党史长卷极具标志性的重要节点，是中国文艺划时代的耀眼坐标。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今日，“文學陝軍”邀您共读名家肖云儒《双手搂定宝塔山》，追溯老一辈文艺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到延安去”的故事，共同致敬那段峥嵘岁月。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贺敬之《回延安》
一首崇高名曲的开端
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1991年秋冬之交，因为要给6集电视文化片《长青的五月》撰写解说词，我和摄制组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西安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延安时期老文艺家和他们的家人。其中有30多位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场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延安文艺运动，我们因人而异提了数以百计的问题，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而给每一位被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共同的：
当年，您是怎样去的延安？
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侵略者在撒播炸弹，独裁者在作务贫困，老百姓在浇灌血泪。然而这片苦难的土地收获的却是觉醒，却是奋起，却是对光明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向往，和切实的献身纾难的追求。
1935年金秋，工农红军的镰刀斧头旗帜由南而北在中国的腹地画出一个有力的弧度，最后插在了延河岸边的宝塔山上，无数渴望光明的心便朝着那个聚光点飞去。几年中，三四万名青年，包括上千名文艺青年，如浪如潮涌进了陕北如旋如律的峰峦沟壑。蹬皮鞋的、着布履的、穿军靴的、系草履的脚，年轻的脚，在苍凉萧索的黄土地上踏下富有弹性的印痕，扬起像安塞腰鼓队那样的烟尘。这足迹从多难的祖国四面八方向延安宝塔聚集，六七年后，又从延安宝塔向解放了的中国四面八方辐射。
七、八年的时间，何其短暂的历史瞬间。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代青年获得了崭新的自我。
“延安，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革命的京城，它是流通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哪一颗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作为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这是老延安、散文家吴伯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从笔底淌出的心曲。早年写过《夜歌》《画梦录》的诗人何其芳，也许说得更为简洁：“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们很少的几位，只能描绘他们最初的几步。
李伯钊比红军长征还多走一年
病倒后医生开的药方是“稀饭两碗”
李伯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阳光西斜时分，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种新鲜的思想所活跃、所启动的青春面容，依然一个个清晰可辨。
坐在毛泽东、朱德左边的女战士叫李伯钊，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四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
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三万里河山。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
1926年，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入党，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员。和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相比，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戈丽。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她与杨尚昆相爱、结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丽。
一年学成回国，来到江西苏区，参与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被《红色中华报》誉为“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刘月华一道，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报“告饶”，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以免干扰工作”和“浪费邮电”。
长征路上，李伯钊除了承担上级分配的各种工作，一直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组建宣传队，创作、演出节目，穿梭往来于各部队。和陆定一合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和《打骑兵舞》《红军舞》广泛流传，成为反映革命历史重要的艺术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不久，她和朱德一道被张国焘裹挟，离开了主力红军，离开了丈夫，再度南下川康，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泽之中。几次陷入泥淖难于拔身，虽被战友从死神手里拉出来，却眼看着许多同志没顶于草墩子下面的烂泥汤中。李伯钊坚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分裂主义，被张国焘当作中央红军的奸细，开除党籍。在监督审查的恶劣境遇中，仍然积极参与红军宣传工作，组建了四方面军剧社。直到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将她解救出来，又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艺训练班，并且带着他们三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过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倒下了。著名的红军大夫傅连璋在诊断后给她开的药方旷古罕有，竟是“稀饭二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这样坚强的女性是可以惊倒世界的。而我们可以说，李伯钊用信念和意志，创造了世界文艺史上的奇迹。
党中央在保安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归来召开欢迎晚会。主持者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你吃苦了，受委屈了，不过终于胜利归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揣着手里的红军帽。羊群从坡上漫下来，从身边缓缓走过去。
晚会上，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徐特立用法语唱《马赛曲》，张闻天唱英文歌，叶剑英也来了段粤曲，以表示对二、四方面军的慰问。作为答谢，胜利归来的任弼时高唱了一首俄罗斯的《霹雳拍》，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雅西亚》舞。当大家为朱老总的精彩表演鼓掌时，老总从幕后拉出了李伯钊，说“她才是我的师傅呀！”
于是全场的热点转到李伯钊身上。她一个又一个表演红军的、苏军的、藏族的、苗族的舞蹈，倾吐回到党中央身边的欢乐。
四个人用三国文字悄悄唱起《国际歌》
丁玲每次都将暗夜的毒矢反弹回去
丁玲
几乎在这同时，丁玲也来到陕北。不过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她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一路搏杀着冲出来的。
毛泽东和鲁迅，现代中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在1930年代中期分别为丁玲写过两首诗词，记录了这位女性命运的转折。
1931年，丁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丈夫胡也频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当局枪杀。妻子的回答是：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丁玲遭到敌人的秘密绑架，出狱后，人生的路又该怎么走？丁玲的回答是：找党，千方百计去陕北找党。暗夜每进逼一次，她便朝光明迈进一步。敌人射过来的枪弹，每次都被她反弹回去。
听听这位对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对友人的倾诉吧：“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无法向人民表明心意。”
丁玲被绑架后，曾误传被害，整个进步社会的愤怒被点燃了。鲁迅极其悲愤地写下《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何止是悼念一条生命？那心灵中的深广忧愤，不啻给死寂的社会奏响了一首哀乐。
1936年9月，党中央同意丁玲去陕北。宋庆龄先生送来350元表示祝愿。到达西安后，组织上曾征询她能不能去法国，运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党工作一段，她谢绝了。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丁玲写道，“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国牙科医师家中，等候组织的决定。据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向我们介绍，有天，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领着刚从陕北归来的斯诺来看望她。大家热切地听着斯诺讲述和毛泽东、朱德的会见，讲述那块宝塔红星照耀下的国土。四个人关上房门，用中、英、德三国文字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去陕北的路上，在洛川停了一天，要在这里下车，策马前行。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和女同伴学习骑马的要领。以土炕当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第二天，在别人的帮助下刚登上马背，稍一适应，便在陕北的长风流云追逐下，忍不住勒缰小跑起来。
1936年10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毛泽东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个月后，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丁玲任总干事长。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要文武双全了。”
会后，丁玲即刻奔赴陇东前线。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她。词云：“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用一种全新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丁玲，也描绘了一个与鲁迅笔下那个“夜气如磐”的世界迥然相异的新天地。
1985年4月，这位已经82岁的文坛前辈，在饱经沧桑之后，由笔者陪同经西安重返延安。时值清明，春风吹绿了延河两岸的宝塔山、清凉山。她在万佛洞感慨万端地吟道：“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听来浅白，却是何等的举重若轻。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
冼星海坐陈嘉庚
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鲁艺
桥儿沟窑洞里卷起黄河的怒涛
冼星海
“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1990年代初冬，在浙江医院的一个病房，冼星海夫人钱韵铃对我们说。窗外，初冬的西子湖雾色迷蒙，仍有绿意渗化在濡湿的空气中。“我们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结合的。”
钱韵铃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送母亲去武汉时，参加了当地的海星歌咏队。1937年4月，冼星海到达武汉，参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进步文艺工作。他带领歌咏队在街头宣传，搞火炬游行，教民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嗓子唱哑了，便用钢琴教。有次举行江心歌咏大会，星海站在船上通宵达旦地指挥。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与他握手，问：“是冼先生吗？辛苦了。”俩人现场促膝聊起天来。又有一次，周恩来问他，“头发这么长了怎么不理？”冼答：顾不上呀！周便找来理发员，指着星海说：“看，我给你找了个多好的主顾。”
当时星海已经提出要去延安，但田汉不愿让这位合作者走，便又待了半年。到秋天，他接到朋友的来信和电报，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邀请他任教。他便找周恩来，要求北上。恩来说：“延安很苦噢。”星海说：“不怕，再苦，也苦不过法国。”——在法国他几乎饿死，靠拉提琴沿街乞食。周恩来同意了，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
这时，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钱韵铃已经由相识到相爱，并在7月份订了婚。10月1号，两人摆脱特务的跟踪，在一个小站登上了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一路上日寇飞机追击轰炸，时走时停。有时还得下车疏散，星海便一手拉着钱韵铃，一手提着法国老师送给他的提琴，在山野间飞跑。
到西安后，有人劝他俩不要去延安，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星海说，这里的抗日救亡歌咏队，国民党都解散了，成了什么世界？我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俩化妆成华侨夫妇，坐着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宝塔山下，受到沙可夫、吕骥、林默涵等人的迎接。
1938年春天，冼星海去延安医院看望受伤的光未然（张光年）。据光未然后来在北京崇文门寓所给我们介绍，那次他是在山西受伤，部队用担架抬了700里来延安的。为了给他拍X光、做手术，延安局部停电。
这两位多次合作词曲的老朋友，而今聚首在宝塔山下，都希望能够给延安献上一部新作品。光未然当时正在酝酿写作长诗《黄河》，便和星海商量，不如重新立意，改成大合唱歌词。三月末的一个晚上，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开始口授，友人笔录，五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立即请来星海听朗诵。听完最后一句，星海呼地站起来，一把抓过稿纸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延安的春天，寒气袭人。冼星海在屋子里还穿着棉大衣、毡靴，腰里扎根皮带，心却在激昂的旋律中飞扬、燃烧。烟嘴断了，用毛笔杆代用。怀孕已经七个月的钱韵铃想办法搞来了一点肉，正在炉火上炖着。小方桌旁摆着一碟同志们送的白糖。星海一边吃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唱，不时用手打着节拍。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有时用提琴奏一段，有时就让妻子唱。第一曲写完，星海冲动地站起来吼着“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哈哈哈哈⋯⋯”窑洞沉浸在一片昂扬的春意中。
每天早晨，演剧三队来人取走新谱好的曲子。根据大家的意见，他曾将《黄河颂》《黄河怨》重写了一遍。
1939年4月10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联合公演。李焕之、李鹰航、王元方这几位以后成为大音乐家的“鲁艺人”，都参加了演出。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二胡音箱以炮弹壳作原料。观众沸腾了。人群中的毛泽东连声道“好、好、好。”冼星海满脸泪光。
两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冼妮娜在诞生了大合唱的那个窑洞中诞生了。
……
原刊于《延河》2021年第4期
作家简介：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青年时代提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影响深远。年届八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2014年至2017年，三次驱车重走丝绸之路，行程4.5万多公里，从西安分三个线路到访罗马、印度、中东欧共32国90多个城市。出版了《中国西部文学论》《西部向西》《丝路云履》《丝路云谭》《丝路云笺》等21部著作，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中国图书奖等20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