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正确方向，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有了前行明灯。这是百年党史长卷极具标志性的重要节点，是中国文艺划时代的耀眼坐标。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今日，“文學陝軍”邀您共读名家肖云儒《双手搂定宝塔山》，追溯老一辈文艺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到延安去”的故事，共同致敬那段峥嵘岁月。
47次风险迭出的盘查
艾青张仃扑倒在黄土地上
艾青
张仃
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难，我们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听说延安来了人，愿意立即就谈，要我们到里屋去。
1940年，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时写作、编辑《文艺阵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经过郭沫若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各种麻烦，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烽一道启程北上了。
他们是蹲过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监狱的难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鲁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回内地。
这次，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身材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罗烽自告奋勇担任勤务兵。
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叮咛他们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怀疑。万一被扣，立即电告郭沫若，这边可以利用《新华日报》平台，通过舆论揭露当局。
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颠簸到宝鸡，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结伴同行。先坐火车到耀州区，然后转乘驴车。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道不尽的跌宕起伏、风险迭出。“勤务兵”罗烽每到一处，便忙着搬东西、打洗脸水。
他们来到耀州区城外，天已擦黑。军警开箱检查，并用手电直射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来收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烽口气很是凌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峰报告。”军警慌了，只好告以实情：“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
过了铜川，盘查更紧。还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车同行。他们挑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以为掩护，从此才稍稍安宁。熟悉之后，这位饱受嫡系部队歧视的军官还向他们倾吐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
洛川、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陕北高原一派萧索，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不由悲从中来——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苦难的祖国！地平线上有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蓦地缄默了。追寻半生的旅人，来到人生的分界线，心头浮起一种庄严。没有人提议，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高声唱起了《国际歌》。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们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给太阳》）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买了一只鸡、一点肉，以庆贺夙愿的实现。
1941年3月8日，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天闻和中宣传部部长凯丰设宴洗尘。艾青被分配到边区文协，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还记得，动手收拾新居时，彭真跑过来说：“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连人，可以帮忙。”
伊文思用中文说“延安！八路！”
吴印咸在镜头里看到了崭新的天地
吴印咸
伊文思
声名卓著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1992年我们采访他时，正好92岁。他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等许多照片和纪录片，让延安岁月在历史长河中曝光、洗印，在好几代人心中而得以永存。
老人高大、健朗，整个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疗养——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为了工作。住在远郊可以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编自己的作品。说到身体，老人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
“要问我怎样去的延安，”老人带一点笑意，“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呆，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
说来话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著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在武汉会合了。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爱国精神所激发，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
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商议，亲约袁牧之面谈。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大家开始积极筹备起来。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吴印咸答应了，打算拍完就回沪上。这同时，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便摄影机和少量胶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
事有凑巧，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专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伊文思的敌后之行，几次据理力争，仍不予批准。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将他使用的35毫米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及一些胶片，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资料，向国外广作宣传。出于安全的考虑，组织决定委托刚到武汉、还未引起当局注意的吴印咸出面接收这批器材。两人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见面了，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连连用中国话说：“延安！八路！”
1938年8月，吴印咸随袁牧之悄悄离开武汉去了延安。本以为完成片子就能回来，走时连家人也没有告诉。
十月一日，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轩辕黄帝陵正式开拍。担任主摄影的吴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他通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和内地迥然相异的新天地。他拍下了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拍下了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奔赴陕北、“双手搂定宝塔山”，拍下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与日寇的殊死肉搏，拍下了行军夜宿的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群众，卸下门板露宿村道……
一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国统区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切都集聚为这位严肃的艺术家对国家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这次非比寻常的采访拍摄，促成了吴印咸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郑重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要求长期在根据地扎根下来。此后，吴印咸成为中国革命摄影和电影事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用大量的作品，给历史留下珍贵的纪录。
举止欧化的女博士陈学昭
脱下法国呢大衣将高跟鞋换成了草鞋
陈学昭
去延安的路是血与火的路，更是坎坷曲折的心灵追索之旅。有多少纷繁的思虑，多少苦痛的熬煎；多少旧情的决绝，多少新爱的萌生；多少旧我的终结，多少新我的起步。在我们策划这次采访计划初始，老作家陈学昭还健在。但我们迟来了一步，几个月后走进她在杭州的寓所，看到的是围着黑框的遗照。
陈学昭早年在法国学成博士归来。和许多去国外留学的青年一样，在东洋和西洋，他们更痛切地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也更深刻地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他们为寻求救国良方而去，在异国的土地上并没有找到现成的药方。不由地吟叹着法国诗人胡德的《伤感颂》：“世界啊，你是一片荒野，每棵树上都悬挂着泪珠。”“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脚踢着，我徘徊着，到处都是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这是陈学昭在1920年代中期的自白。中国，使这位有追求的女性失望。
“想当初轻轻地别，到而今深深地忆，梦里寻巴黎，只是迷离！人生是暮去朝来多幽荫，一般是寂寂的，一般是凄凄的。”这是陈学昭在1920年代末写的《忆巴黎》。法国使这位爱祖国的女性孤寂。
后来听说有了个陕北，于是她便找到了延安。陈老的独生女儿陈亚男对我们说：我母亲按原先的路子走下去，很可能成为一个闺秀作家。但在1930年代后期和党有了接触，便脱掉高跟鞋换上了草鞋，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陈学昭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回来，先后两次登上宝塔山。本来和国外的师友相约两年后再相聚，如火如荼的时代却使她成为当时延安仅有的三位博士之一。
她的变化是那么大。1937年夏，她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初见董必武，要求去延安，时尚的装束很使董老诧异，他无法将这位穿着法国呢大衣、举止欧化的女性和“要求去延安”联系到一起。董老询问了一些情况，答应与延安联系。但陈学昭等不及联系的结果，不久便以《国讯》特约记者的身份全家到了延安，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在一年半时间里写了十五篇通讯，集成《延安访问记》在香港出版。后因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中途离开一段。很快，又一次奔向延安。
在二返陕北的途中，这位女博士已经是另一番风姿了。作为国民党重点堵截对象，她改名化装，遭到多次检查关押。为了不暴露身份甚至不得不丢掉所有的书籍，毁掉所有的文凭、照片、版税折子，真正只剩下一个人，一颗赤心，重归宝塔山下。
二返延安后，陈学昭写了《复活》《烦忧》等诗篇。诗中有句云：“我们走在路中，这是一条不平的、狭隘的、弯曲的、漫长的道路，我们走着，怀着一个向光明与真理的心，它支持住了我们疲乏而又激奋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将失却生存的意义！”新的信念，就这样使一位柔弱敏感的女性有了新的人生境界。
原刊于《延河》2021年第4期
作家简介：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青年时代提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影响深远。年届八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2014年至2017年，三次驱车重走丝绸之路，行程4.5万多公里，从西安分三个线路到访罗马、印度、中东欧共32国90多个城市。出版了《中国西部文学论》《西部向西》《丝路云履》《丝路云谭》《丝路云笺》等21部著作，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中国图书奖等20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