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文学陕军杰出作家王汶石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今日推荐王汶石先生写于1981年的一篇文章。回忆了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严峻时刻，奔赴延安的路上，他如何“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制造生活用品”及“第一次自己动手给自己缝被子、被单”。

　　谨以此篇，我们共同怀念。

上衣·纽扣

　　一九四二年初夏，麦收大忙季节，我在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地下交通员的指导下，剃去长发，换上农民裤褂，化装成一个赶场的麦客，由交通员引导，越过国民党的重重碉堡封锁线，到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首府马栏镇，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机会去延安。

　　在我们到达后的三四天，正好遇上个星期天，按照那时候革命队伍的惯例，炊事员放假，各机关都是由干部轮流帮厨造饭，招待所自然就由来往住宿的人进厨房了。因为没有菜吃，我被派上山去挖野菜，回来时，听说有人在管理员的窑里等我要衣服，我以为是交通员来了，其实不是。原来这些秘密交通员为了保密，一回到省委就立刻住进一个秘密的住所，再也不在人前露面，以免有人将来在边区外面认出了他们。来的人是交通员打发来的省委的干部，他说给我做向导的那个交通员有新任务，要我立刻把衣服还他。

　　原来，因为动身太匆忙，我在泾阳城内只买到一条农民穿的蓝色土布单裤子，没有买到上衣，在路上换装时，只能化装成个半截子农民。交通员却像关中地区殷实的农民似的，穿着两件白色土布上衣。他见我无法装扮成麦客，便脱下一件白褂，借给我穿上。我原想，我从地下回到了边区，就是回了家，我既舍弃了一切来参加革命，革命自然会以无限的温情迎接我，会把我从头到脚装备起来的。可是，我万没想到，回到革命大家庭来快一个星期了，还不见有任何热情的表示，而今天却忽然来人向我讨衣服。交通员的这件便服自然该立即归还，可是，我是光脊梁穿着他的农民短衫，里边连个裹肚都没有，把短衫脱下来，光着脊梁怎么行呢？

　　但是，我想，这一定是供给部门的同志疏忽了，或者是办事有点儿拖沓，本该早就发给我一套起码的生活装备，没有及时发给我，而我呢，小资产阶级爱面子，又不好意思自己开口去要。我向来人道了歉，请他回去告诉交通员，我马上就去领服装，等把服装一领来，就立刻还他的小褂。谁知我这么想却把供给部门的工作想得太容易了。我没有充分估计到，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革命在物质上遇到的困难达到了怎样的程度，那真是连用一条线也得考虑考虑才行。管供给的同志回答我说：由于我要到延安去工作，不留在关中分区，所以，我的服装、被褥等装备只好到延安去解决。我听了这话，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办才好，特别是不知如何去给借我衣服穿的好心的交通员回话。我想出种种理由来说服供给部门，都无法奏效，我甚至想出一条不可辩驳的理由说，我是陕西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党员，也算是一个陕西干部，你总不能给延安送一个光着脊梁的干部吧？供给部门的同志也感到很为难，但有什么法子呢？我只好去找秦树文同志，秦树文同志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又担任着招待所主任的职务，我们到达马栏后，接待我们，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写自传建立档案，给我们初步确定家庭成分，分配工作等等，都由他直接联系。他听了我的申述后，觉得我这情况特殊，我的装备问题如若不在马栏解决，势必要影响到交通员的活动。他答应想点儿办法。我这才转忧为喜。又过了两天，秦树文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要我到供给部门去领服装。但供给部门发给我的也只是一件灰色单上衣，它还解决不了在陕北山区早晚间御寒的需要，而只能勉强解决我的光脊梁问题。就这，我都高兴得很了，比小时候在家过年，里里外外换一整套新衣还要高兴十倍。

　　然而，有件小事却叫人发愁，就是发下来的单上衣没有扣子。前面说过，我就这么一件衣服，内里既无衬衫，也无背心，总不能光着肚皮敞着衣襟。然而，供给部门是没有纽扣的。因为老蒋做事缺德，在他围困边区的封锁线上，就连一颗纽扣也不放进来。听同志们讲，上一年，衣服上虽然没有纽扣，但还钉着两行结实的布条，可以像古代祖先未曾发明出纽扣以前那样，用小布条系起来，而今年连小布条也没有了，因为没有布，节省若干做小布条的布，就可以多做一件衣服，因为纽扣毕竟是小事，“同志们自己动动脑筋吧！”然而，根据我的体会，这不只是个动脑筋的事。从小，人们就常常夸赞我头脑灵敏，但我的一双手却很拙，什么工巧的东西也做不来，没办法，只好向别的同志去求救。那时，省委招待所住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东北竞存中学的师生。东北竞存中学的党组织，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一个特别支部，教职员工中党员人数很多，由于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我们自己人，所以在国统区，别的学校党的活动早已很困难了，惟独竞存中学还在坚持，直到一九四一年暑假以后，竞存中学的党员才有组织地陆续回到边区，回到省委机关来。

　　当时，王慎云老师和他的爱人连伊老师也住在招待所里。王老师是个十分心细手巧的人，他的纽扣好像是用河边捡来的薄石片磨制的，十分精巧。我向王老师请教了制造纽扣的技术，由于我自知自己既手笨又缺乏耐心，所以没有选择石片和骨片做原料而是选择了木料。在王老师指导下，我找了一种质地坚硬细腻、约有大拇指细的红色木棍，刮光了表皮，锯成小军棋那么薄厚的圆片，然后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先是干磨，后又蘸一点儿水用水磨，整磨了两天，磨成了一副中间微鼓，外圆略薄，两面光滑，中部刻着一道浅槽，槽中钻着两个小孔的赭红色纽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制造的生活用品。我高兴极了。这副纽扣，我用了好久，直到后来上面出现了裂纹，才把它作为纪念品保存下来，可惜，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它和我的其他坚壁起来的东西一起丢失了。

　　我就是精身子穿着那条中式单裤和发给我的那件单上衣，骑着一个有空驮架的骡子进延安的。到延安后住在西北局招待所，由西北局组织部给我分配工作，并由西北局行政处继续给我以装备。行政处长是个老同志，办事痛快，我没费多少口舌就领到了一身白土布内衣，几丈白土布，包括一条床单和一条被子的用布，一条被套，并发给我一绺白线，一苗针。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动手给自己缝被子、被单。好在这个活儿并不怎么太难，小时候坐在母亲身边常看，也常常拿起针线来胡乱缝着玩，总算多少学了一点儿使用针线的“技术”。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床单和被子缝了起来。床单有六尺长，两幅土布宽也就是二尺多一点。被子也是六尺长，只有四尺半宽，晚上睡觉时，得把脚头捆扎起来才行。然而最要命的还是被子里装的被套。那既不是关中地区用的棉絮，也不是陕北特有的驼毛，而是用粗羊毛制成的被人们称做羊毛胎的东西。它像羊毛毡，但不像毡那样厚硬，里边也不掺沙子，比毛毡要柔软一些。

　　陕北天气寒冷，冬天的夜间气温常常要降到零下30℃左右，那时的床很少有做成的现成床板，多半是发给你两块或三块六尺多长的木板，木板本身还保存着树身的各种原始线条，两三块木板拼在一起，它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不同形状的缝隙。夏天，用报纸折叠起来铺在接缝上挡风，冬天，上山割茅草做铺垫御寒。没有褥子，把床单罩在茅草上，这就代替了褥子，盖上那个又薄又小的羊毛被，头下枕着书籍、报纸或石块也就高枕无忧了。这种羊毛被有个很麻烦的特点，那羊毛并不愿意总是安安分分地待在被子里，而是不断地从布缝里钻出来，因而，每天早晨起床后，你就得花点儿工夫在口里掏羊毛；其次羊膻味很大，特别是阴雨天空气潮湿的时候，它那浓烈的腥膻味会让你透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可以使你感到会被它窒息。

　　然而，我到现在还要感激陕北老区人民，在革命的困难关头，在那样严峻的时刻，在革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慷慨地拿出他们最后的一点儿东西，装备了我保证我顺利地从事学习、工作、生产和战斗。我初到延安时领到的那一套床单和被子，一直伴随着我走遍陕甘宁边区。战争开始后，又伴随着我跑遍陕北战场，直到一九四七年底，西北战场转入反攻之后，我的被子才换上了一个薄薄的棉花网套，因为那个羊毛胎被套，在夏季几次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行动中，被轻装了。而那条土布床单和盖了多年的土布被里被面，还跟我在渭北陇东一带战地，继续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81年6月20日

选自《王汶石文集》第一卷

　　作家简介：王汶石（1921-1999），曾用名王礼曾、王仲斌，山西万荣人。1936年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西北前线。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西北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秘书长，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