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工程兵部队复员，正赶上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煤矿也开始实行用工制度改革，以农民协议工的性质，招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去井下挖煤。协议工的性质不改变农民身份，待遇和固定工有较大差距。煤矿是高危行业，许多分田到户的农村青壮年都不愿意去钻黑窟窿。我二十岁出头，意气风发，还想干一番事业，毫无顾忌地报了名，成了蒲白矿务局白堤煤矿（后和马村矿合并，现已破产）采煤二队的一名协议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井下煤海生涯。
01
第一天下井，队长田定运做班前会动员。他高挑的个子，稍显驼背，紧绷着脸，严肃地说：“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因为穷才下井挖煤，不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大家都不容易，来了都是一家人，没有协议工和正式工之分！干这行命都归阎王爷了，干活相互照顾点，不然石头不长眼，也不认人。命大了多挣几年钱，日子过得差不多了就赶紧收摊子，倒霉了缺胳膊断腿是轻的，死了也没有人说你是英雄，还得背上违章的罪名给阎王爷报到……”在队长说这话的时候，大家都是懒洋洋没睡醒的样子，就连值班队长点名也懒得搭声。我是接受过军营训练的人，看到眼前这种境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没有退路可走。说是这样，可胆怯的心嘣嘣地跳个不停。新工人下井必须由师傅带徒弟，这是煤炭生产一条铁的纪律。分配带我的师傅叫李智富，是1980年矿上招收的最后一批正式工。他高个子，话不多，眉清目秀，说一口陕北话，给人一种坦诚的安全感。师傅说：“井下没有队长说的那么可怕，多长点眼就行了，我已经来三年多了，一天工伤都没有休过。我们老家比你们这还穷，稍微能活下去，我都不来下这苦，以后相互照顾着，没啥事。”师傅的话让我悬着的心有了一丝安慰。
我上的第一个班是在工作面打眼放炮、清煤、打柱子。40米长的工作面分为四个作业段，我俩被分在溜子尾12节槽子。师傅和班长争执了几句，大概意思机尾顶板不好，我又是第一次上班，工作量有些大，需要调整一下。班长最终没有同意。李师傅的话在班长面前没有搁住，脸上流露出不悦的表情，但言语上没有任何反驳。虽然我在学习期间下井参观过，但井下分工很细，有掘进、采煤、通风、运输多个工种，而我只是走了一遍，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所以工作面是啥样，压根没有概念。对于班长的分工、师傅的争辩，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而此时，工友们已经跟先前懒洋洋的样子大不相同，一个个走起路来窜得比兔子还快，换衣服、领矿灯、下井交工牌，不顾一切地往黑暗的尽头赶，瞬间就消失在视野中。
白堤煤矿是从民族资本家手里接过来改造后的国有煤矿，具有上百年的开采历史，地下条件异常复杂。500多米深的井筒、摇摆的罐笼，还有暴雨一样的流水，打在罐笼上噼里啪啦直响。通往工作面的主巷道悬着龇牙咧嘴的石头，脚下高低不平的电车枕工，进进出出拉煤的电车叮里咣啷地从身边擦肩而过，直流电线摩擦出的弧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些种种艰险早已被煤矿工人们克服，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工具，走起路来叮当响，行进速度和军队拉练时没有多少区别。看到黑哥们如此的精神状态，我只有一个心思——追赶。我有当兵的老底子，上坡下坡、走轨道、过风门，穿溜子巷，基本没有掉队，而协议工中真有半路打道回府不干的。
在师傅的指导下，第一班我们相互配合，干得很默契。师傅是个慢性子，而我性子急，我们优势互补，活干在了前边，第二天开班前会，队长还专门对师傅进行表扬，说师傅带徒弟有方，手底出活。
我跟着师傅干了4年，日复一日地攉煤、移溜、打柱子，成了生产班的大班长。师傅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日出日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
后来我慢慢发现，煤矿工人的生活就是下井劳动、吃饭、睡觉三件事。赶上白班，两头不见太阳；遇到工作面冒顶或事故，延长工时就没有个准确时间。记得那一年大年三十上早班，我算好时间6点钟下班回家过年，谁知工作面冒顶，成堆的主梁柱子和交接顶梁压在里面，如果不及时刨出来，下一班就难以正常生产，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看到这种局面，大家把过年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鼓足浑身力气，一直干到凌晨3点，直到把柱梁全部回收出来，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升井。骑自行车赶了20公里的山路，到家时天已麻麻亮，周围已响起了新年的炮声。
在煤矿下井的那10多年，生产难度再大再苦我也没有怕，没有抱怨，甚至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没有退缩，以无限的青春活力干好煤炭事业，已经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一点生活小节确实让我犯愁过，那就是洗澡换衣服。那时我们矿只有一个大澡堂，有时水几天也不换，黑的能当墨汁用。工人每天必须从里面过一遍，那种感受可想而知。夏季那刺鼻的腥臭味，足以让人窒息，洗和不洗差不多，出来大家的眼圈耳朵全是黑，十多年来天天如此。直到现在谁说洗澡，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冬季换衣服时，更衣房的暖气片基本是摆设，有窗户没有窗帘，玻璃也被打碎得七零八落，横冲直撞的西北风打在身上，像刀割一样难受，再将湿漉漉的衣服穿在身上，那种钻心的刺痛让人不愿再回想……
02
很多人对煤矿工人有一种偏见，认为挖煤是粗活，也是粗人干的，只要能下苦就行，不需要文化，实际并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煤炭生产，不断提高煤矿工人政治文化素养。煤矿领导与专业技术人员几乎都是从专业学校毕业，生产工艺设计规划非常精细，尤其对安全生产抓得很紧。新工人入矿先进行脱产培训，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在安全责任认定上，协议工和正式工一视同仁。
师带徒就是为保障安全生产最有效的一条措施。班长将工作量分为若干段，两人一段，师傅为“段长”（有煤矿叫茬长）。在我当段长期间，曾经发生过两起重大安全事故。
贾师傅是1968年从陕北革命老区志丹县招收的正式工，不认识字，井下作业只能靠画圈画图。贾师傅秉承了陕北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干活非常卖力，说话家乡语气重，一般人听不太懂，所以他就尽量少说话。我们虽在一个时间段上班，但分工不同，他是打缺口的，我是出煤段长。我们到工作面时，里面正在放炮，大家都聚在缺口，等待炮放完再各自行动，谁知随着放炮声的震动，从缺口密柱夹缝中掉下来一块磨盘大的石头，直接砸在贾师傅脊梁骨上，只听“哇”的一声。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还是马班长有经验，他用钎杆把石头慢慢撬起来，再叫我刨开垫在贾师傅背下面的煤，其他人缓缓将人拉了出来。马班长放下钎杆摸了摸贾师傅说：“人还活着！”三步并两步跑到溜子头给调度室打电话汇报，紧急派医疗救护队下井救人，同时安排我和另外的两名工人用溜槽，将人从工作面往外抬，为抢救争取时间。而此时溜子巷全堆满了煤，人都要爬着往里走，何况抬伤员？我说开溜子往外拉，班长狠批我说：“溜子拉人是严重违章，更何况还是个伤员，你私自做决定，让矿上知道不仅要开除公职还要当作反面教材！”我说：“这是万不得已！我本身就是农民工，不让干了就立即拍屁股走人！”
正是因为我“违章果断”，为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贾师傅最终活下来了，但神经断了，下肢瘫痪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三个月后我再次去矿务局医院看望他时，贾师傅已经坐在轮椅上，身边吊个尿袋子，和那些同样在井下受伤坐轮椅的工友们在医院门口晒太阳。我还没想好安慰的话，贾师傅老远就看到我了，向我招手。我快步向前握住他的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先开口了，用浓重的陕北口音笑着说：“这下完了，尿袋子得挂一辈子了……”一句话惹得工友们笑出了声。我笑着，眼眶一下湿润了。若不是亲身经历，我实在不敢相信朴实的煤矿工人再也站不起来了，后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而他竟有这样坦然的心态。也许，贾师傅从下井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
另一位是何师傅，他是1973年从咸阳招工来的，放井时一锤敲下去，矿顶大面积垮落。一瞬间，何师傅被埋在石头堆里，没了任何动静。从石头缝里往里看，有一丝微弱的亮光，能隐约看到人就在那里。煤矿领导带着医疗救护队紧急赶到现场，可上面的石头还在不停往下落，怎样把人救出来成了大问题。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我年轻，必须冲在前。我硬是用了一个多小时，从石头缝里挖开了一个小洞，不料霎时间顶板再一次大面积塌陷，摧毁了大半个工作面，我也险些葬身于此。而何师傅由于伤势太重，内出血，最终没能抢救过来，撒手人寰。班长说：“要是再慢10分钟，你也和老何一样，去阎王爷那报到了。”
朝夕相处的工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轰然倒下，确实让我胆战心惊了好一阵子，而老工人和平时一样还是该说说、该笑笑，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其实他们不是冷血无情，而是从下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吃阴间饭，干人间活，活好每一天，把生死看淡，把命交给天。所以，他们才那样的淡然，没有丝毫畏惧。在工友们的感染下，我也走出了事故阴影，尤其是贾师傅坐在轮椅上有说有笑的样子，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豁达之意。
连续发生两起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起了上级重视。矿领导跟班到现场，下决心改善生产环境，优化生产工艺，采煤队打眼、装药、放炮、回柱放顶成立专门生产班。调整后效果比较明显，加快了生产进度，伤亡事故大幅度下降。
03
那些年，我不光看了别人的生离死别，自己也因为种种原因几次险些命丧矿区。
1986年是我下井的第三个年头，因为业绩突出，从段长越过了副班长，直接升为班长，管全班50多人。我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生产上，带领全班月月出满勤，班班干满点，严格按章作业，可生产任务还是赶不到前头。大家跟着我苦不少下，月底开工资却和其他班差很多，所以怨气很大。每次开班前会，领导除了加油鼓劲有时还会转弯抹角地批评，我曾苦恼烦躁过，一度不想干了，质疑自己的能力。这时，有个人告诉我了所谓的“秘诀”：“在井下不违章，就别想出煤”。为了让工友们挣到钱，我竟听信他的歪理邪说，冒险干了一段时间，产量确实提上去了，可工伤事故不断。因违章作业，我也好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次夜班，工作面的煤拉不出去，溜子开不到一圈就停下来了，而工人急于干完活升井，煤都攉在溜子上，压得溜子启动缓慢，超负荷运转，电机嗡嗡直叫。在矿井下干活，越危险班长就越要冲到前头。我无奈之下违章操作，借溜子缓慢开动的余力，站在上面将溜槽的煤一锨一锨地往外刮。随着负荷减压，溜子一下超速运转起来，我的一条腿被死死夹在溜槽的夹板上，而在此危急关头，开溜子的副班长竟然睡着了，我拼命晃灯溜子也停不下来。眼看人就要随溜子转到机头，若从电机上滚过去，那我就真的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就在危机时刻，一名攉煤工路过听到我呼喊声，及时按下了停止开关，我才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想来最可怕的一点是，在当时的，这么严重的事情在大家眼里仿佛是无所谓的，只要把当班的任务完成，就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第二天照常上班。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那是侥幸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虽不是因为违章作业而犯下错，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同时也有些惭愧。记得那年从陕南新招协议工，分给我们班几人，有一个到井下不干活就睡觉，我说了几遍还是屡教不改，实在没有办法我在骂的同时由于情绪过激动了手。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壮年，井下小打小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谁知这小子记仇，下班后不知从哪找来一把菜刀，趁天黑冲到宿舍，抡起菜刀向我砍来，幸好躲避及时，只是手腕划破了一道血口子。我没有记恨在心，也没有报案，想私下里单独做小伙的思想工作。陕西贫困山区，能招工来矿上多么不容易啊！谁知这小子当天就逃之夭夭，再没见了踪影。我想或许我当时能再成熟冷静一些，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事了。
工作久了，我渐渐褪去了毛躁，更重要的是工作能力也在慢慢提高，找到了保质保量安全生产的方法。在我当班长的后5年中，带领全班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连续6个月工资收入全矿第一，连续3年超过全矿4个采煤队职工的平均收入，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我们班里调。正是工友们的认可与支持，让那段日子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04
后来，国家出了好政策：为了让煤矿工人，留得住、安下心、有奔头，每年选拔15%的协议工转全民合同工，我就是符合条件的工人之一。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煤矿合同制工人，走路仰着头，见人面带笑。工作上以主人翁的姿态更加积极，浑身上下像打了鸡血一样有使不完的劲。
再后来，我遇到了改变我下井命运的一件事。
那段时期，国家采取一切措施鼓励煤矿多出煤，可白堤煤矿运输系统滞后的困境却迟迟难解决。机车拉不出去，煤运不到地面，生产任务就完不成，工人就拿不到工资，这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矿务局点名批评，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运输系统老化的问题，还经常拿挖煤工人的说事，认为产量上不去是采煤班的事。大家辛辛苦苦下井，白干不说还要受批评。
面对工人们的牢骚，作为班长我十分能理解，也为兄弟们的付出感到不平。一气之下，我写了一篇《领导啊，你怎么光知道训人！》的新闻稿，寄给了北京的《中国煤炭报》，万没有想到一周后在头版头条发表，还加了《领导要去一线办实事》编者按。这下真是火了，有的人说我闯大祸了，别说当副队长的梦想了，开除无疑！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我反问自己。再说事实已经如此，我必须镇静下来，就当啥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上下班，不过思想上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谁知一切都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矿务局局长亲自到矿上找我，认为我敢担当、敢发声、有思想、有水平，是个干煤矿的好材料，要求矿上将我作为提干对象重点培养，并在全矿务局范围开展关于《领导啊，您怎么光知道训人！》的大讨论活动，促进干部作风的根本转变，从那以后煤矿井下运输系统得到了彻底的改善。我打心眼里对领导非凡的管理智慧折服，心中也如做梦一样久久不敢相信这一切。
一年后，我服从调动到矿安监处当秘书。安监处也下井，但属于二线，每月例行下井检查数次。就这样，我彻底告别了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10年井下挖煤经历，还担任过《中国煤炭报》驻省站记者，开始吃“煤”文字这碗饭。转眼40年过去了，我出版了5部文学作品，写了500多篇新闻稿件，多数都与煤矿息息相关。细细想来，正是那10年的煤矿挖煤经历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这个农村娃有了冲劲，有了为煤矿、为矿工发声的勇气和担当。
作家简介：王成祥，陕西蒲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理事长，《陕西煤炭》杂志主编。出版有报告文学集《陕西煤老板》，煤矿题材长篇小说《黑与红》等。获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首届全国煤炭系统“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