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老一辈文学陕军杰出作家邹志安先生逝世31周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艰苦环境中求学成长，由一个文学爱好者，逐步成长为一位优秀作家。他笔耕不辍，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一支永不衰竭的笔，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参与农村改革实践，抒写了关中农村各层面人物的命运，展示和描绘了关中大地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和普通人民的心理历程，为读者留下了众多优秀文学作品。

　　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发表于《北京文学》1986年第6期。获得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前身）。

　　谨以此文，我们共同怀念……

　　一

　　县剧团已经两个月没联系到演出的点，因而两个月没钱可发工资，没钱报销药费；电管站的人凶神恶煞地来铰了电线，还骂骂咧咧地说：“这是他妈的个X单位。”四十多岁的团长郑三保因为处心积虑，脸早已变成了青色，在电工的骂声中青色脸变成黑色。夜里黑灯瞎火，青年演员们故意学鬼哭狼嚎。郑三保对剧团跑外交的人说：

　　“十天内要是再联系不到一个点，咱们干脆解散。”

　　就在这种情况下，本县XX乡XX村派人来订戏。郑三保喜出望外，好像多日不见娘的孩子突然听到娘的叫声那样，心里直滚热浪。对方无论提出什么条件他都一口一个“好”字地应下来。

　　“我们村的支书让乡上给撤了，我们为此而决定唱一台大戏。”

　　“好。”

　　“全村共五十六户人，除掉支书一户，每户捐款两元，共一百一十元。”

　　一百一十元太少了，可是郑三保说：“好。”

　　“明天晚上开戏。”

　　“好。”

　　“要热闹的。”

　　“好。”

　　事情就这样定了。尽管钱少，尽管只是演出一场，但郑三保知道这对于一个又穷又小的山村来说已经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了，而对剧团来说又尤为重要。郑三保立刻就感觉到了全团像猴子听到锣声那样的喜悦而又冲动不安的情绪。

　　“这个支书下台下得正是时候！”郑三保想，“这个坏东西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或贪污盗窃，或奸淫妇女，或打骂群众，大家早已盼他下台，但是多年扳不动他，——而现在他终于下台了，爷因他而得到一百一十块钱，这个钱该挣！”郑三保记得XX乡的党委书记是原县商业局的老门。他认识老门。从前他为演员们要自行车、缝纫机走过老门的后门，老门也经常来白要票白看戏。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不怎么样，连话都说不清楚，只会对上级领导嘻嘻地笑；可是胡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机构改革中老门被提拔为XX乡党委书记，居然还能真杀真砍，把一个坏蛋支书赶下台！现在要把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官儿赶下台是容易的吗？！像挖一棵大树，看起来忽里倒腾地动，却总有儿条老根牵着倒不了……而老门一上任就扳倒了一个！郑三保忽然对老门有了敬意了，他要让他的戏给老门助助威风。

　　“唱《过五关》。”郑三保决定。同时决定提前把他的人马开上去，让可怜的演员们多吃几顿不要钱的饭。

　　二

　　到了XX村，让郑三保大大吃惊的是：这个村子的人根本就不是为庆祝支书下台而演戏，而是为安慰支书而演戏。这真是新闻！这就是说，这个支部书记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村子还显得很穷，从房舍和人们的穿戴上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全都是坡坡地，有的还住在崖窑里。北边有一条沟。全村的人都为接待剧团而忙乱起来，奔跑的，呐喊的，群体意识显得很强，而且显然暗中聚着一股劲。这个支部书记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在他下台时群众还能这样对待他，他必定有能“拿人”的地方。他要是一个大大的好人，那就是说咱老门一定干了一件大大的蠢事！

　　“不管帮子长底子短，先挣了这钱再说，——现在有许多事情弄不清楚。”郑三保想。

　　在郑三保照看着布置舞台和安排演员住宿时，乡党委书记老门带了两个干部来了。

　　从前那黑瘦的老门，当官之后脸居然白胖起来，手指头也白净软和了。他已经穿上了棉衣，套着一身蓝制服，屁股那里箍得紧紧的。在他把郑三保拉出人堆在一个背静的地方蹲下时，他自己则显然惧怕套裤后边崩裂而一条腿半蹲不蹲。

　　“郑团长——”他笑嘻嘻地像对领导讲话那样声音低低地说，“你怎么给咱干出这种事呢！这个事没干好……你提前给乡上打个招呼嘛……”

　　“门书记——”郑三保知道现在不能再叫他老门了，再叫他老门他会不习惯、不高兴。“书记有话请明讲！”郑三保说。

　　“这个戏坚决不能唱！”老门神色严肃地说。从他的稍长的门齿、两颊的颜色和说话的声调上，郑三保能够想见他平日对待下级讲话时的声色态度。

　　“为什么？”

　　“这个支书很不好。我们党委把他免了职，你们却给他唱大戏，——你想想看这个问题的严酷性！”

　　郑三保想：应该是严重性。他对这个人是愈来愈在心里增添不快了。

　　“支书有什么问题？”

　　“正查呢。”

　　“还没查清就把人免了？”

　　“这是乡党委的事。”老门用那很带权威性的眼神看了郑三保一下，郑三保愈显不快。尤其是，老门带来的那两个年轻干部眼睛咕噜咕噜地只瞅郑三保的脸，好像随时要把他抓到什么地方去，他就越发有气了。最重要的，到手的生意要飞了，郑三保不独是反感而且已经有了恨气了。他一时弄不清楚这件事的根底，但他有话可说。他在沉默中，有意识地向这三个人表演他的眼功：先飞快地扫视了一下他们三个人，然后把两只眼珠定在鼻梁那儿，凝视前方的地面。

　　“我们的损失谁赔？”

　　“谁叫你们，你找他谁。”

　　“你说得好不简单！”郑三保一抖大衣霍然站起，滔滔发表对抗演说，“我不给人家演戏，人家会给我钱？没钱我们怎么生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剧团越来越多，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加上电视的冲击，生意热的侵袭，连电影院有时候也一场电影只卖出五张票，剧团演一场戏容易吗？县上的领导白看戏时净是人，给袁副书记送票送得迟慢一步，都吊脸儿，可是要点补贴却像要领导的老婆那样难。你一个‘不’字就让我们停演？我不能停！这个支书如果正坐监狱或者监外执行，我就不给他演；他犯了错误，就是被开除了党籍，或者刑满释放，那他还是个公民，还有政治自由，我还可以给他演。”郑三保看见老门的脸色由白转黄，看见许多群众远远地站在那里听，愈益长了精神。他作出一副真正的“严酷”的嘴脸，威然凛然，目不斜视。

　　“你要好好考虑，反正戏不能演！”老门也站起来，满脸悻悻之色。

　　“能演。我考虑过了，咋不能演呢！”郑三保说。

　　老门把那两个人叫过去交代了几句，低头弯腰匆匆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

　　“咱执行领导的指示，反正戏不能演。要演，我就立到台子上去……”其中一个说。

　　“我会让演员把你抬着撂到人窝里去。”郑三保说。

　　三

　　郑三保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演出中间要是有人敢捣乱，他会让他的演员们把捣乱的人打个落花流水，地痞流氓和不讲理的人从来都没有在他手里占过便宜。他知道老门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会把县委领导或公安局的人搬来，——但这些人总得要讲理，说服了我郑三保，我可以不演。要不，拿二百元来，我领人回去就是了，郑三保是强硬的，不怕事的，要不然就不敢当这个剧团团长。他曾经把一个作风很坏的男演员开除回去，那男演员说要把郑三保独生儿子的头扭下来。郑三保说：“你扭去吧，我不要了。”他还是开除了那个男演员，那人也始终没敢扭他儿子的头。

　　但是，尽管郑三保有无数条理由可以坚持演这场戏，但在老门走后，他心里还是不安，觉得不实在；因为有正义感在那里提醒他——最好不要鲁莽从事，要弄清究竟谁是谁非。这个支书要确实是一个坏蛋，一个“二球货”，老门要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么这个戏就绝对不能演。政治影响要紧，剧团的声誉和艺术要紧。钱算什么呢！剧团的人再饿几天饭也没什么，反正已经饿惯了……

　　郑三保决定利用演出前的这段时间搞点调查研究。——不就是五十多户吗？一户一户地走走，听听群众怎么说！

　　郑三保披着他那件灰色的、毛领早已开始脱落的棉大衣，在初冬半山区强厉的冷风吹动中，头顶的一簇黑发竖着，开始挨门挨户地走访。

　　四

　　从男女老少的讲述中，郑三保很快就在心目中勾勒出了下台支书李润娃的基本形象——

　　这个李润娃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学校团干（共青团在学校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物，这李润娃就是一个），他回村后仍然保持着学校团干的积极性。老支书懒得一步路都怕走，连开全县党支书大会也让李润娃去冒名顶替。

　　“这怕不行啊！“李润娃怯怯地说。

　　“行。”老支书说，“那么多人谁认得谁呢！点名的时候你把头低下，瓮声瓮气地应个‘到’万就事大吉了——又记工分又拿补贴又吃得好，回来后把精神给我一传达就行……”

　　其实老支书经常开会回来不传达精神。有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队上的干部问他“精神是什么”，他说：“没听见。人家正讲‘精神’的时候我尿去了。”代替支书开会时李润娃还不是党员（这是我们的许多奇闻之一）。但也不久就入了党，而且接班当了村支部书记——这是十年前的事。

　　刚满二十岁的李润娃支书上台以后像疯子那样，不顾一切地要给村上群众“办点儿事”，没有一句大口号，就只是要“办点儿事”。他很固执，眼睛睁得傻傻地大，方脸儿红红的，走路的时候偏分头发在头上扑扇扑扇跳舞……小伙子把家撇开了，穿着很脏的衣服，一年到头嗓子都是哑的，显得很可怜。他在公社毫无名气，在父母跟前像小偷那样没有威信，但他连续办成了两件大事：盖了一所小学校，村上的娃娃可以不再翻沟越岭到外村去念书了。学校教室门小、窗子小，做工粗糙，但非常结实，李润娃说“起码要保证耐五百年”。又打了一眼大口井，二十几丈深，大家不再吃漂着一层羊粪蛋的窖水和沟底漂着一层油花的阴绿的水，大骨节病奇迹般地被制止了，这个村子正是从这天起开始生长英俊男儿……这两件事要花许多钱，李润娃赔笑脸、翻白眼，求爷爷、骂嫂嫂，在村上筹集搜刮了一部分。为了另外那一大部分钱，李润娃愣缠县文教局长和水电局长，天天寻一次，一磨就是两个钟头，但总不顶用。后来，他给文教局长跪下了，汪天大哭讲述他们的贫穷和可怜，感动了文教局长，当即给他们拨了款。他一出门又去给水电局长下跪，又哭得拉不起来，又要到了钱。当他跳蹦着跑回村的时候，和他同去的人才提醒他把下跪时膝盖上沾的土掸净。他红着脸叮咛同去的人“不要对人说”，但这件事怎么也没有保住密……

　　接着，李润娃开始办第三件事——筹钱买果树苗子。他要把全村所有的土地都栽上苹果树，都变成果园。这回他没有给人下跪，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向谁下跪要这笔钱。他受了高人指点，知道半山区昼夜温差大，适宜于栽种苹果树，而这是他们这个贫穷地方将来唯一的进钱路子，他下决定要干。但这件事不比那两件事，是多年后的远话，马上看不到效益，因而谁也不愿意出钱，群众几乎都骂他“胡整”。当时又讲“以粮为纲”，上边的压力挺大。但李润娃沉浸在那个令他目迷心乱的图景中不能自拔，着魇似的非干不可。上级领导好应付，有的通情达理，有的给吃点好的就不吭声，有的你只需避着躲着拖磨着就行。但群众工作却让李润娃伤透了脑筋，他死皮赖脸，软硬兼施，拿出了浑身的解数。

　　“苹果树非栽不可，要谨防阶级敌人破坏！”李润娃在广播上胡诈唬。

　　“三叔，拿钱吧，拿钱买果树苗子！”在群众家里他当孙子，“苹果结下了，我们就有钱了……”

　　“可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队上给我分过钱吗？”

　　“把你那破自行车卖了！”

　　“那让我骑你吗？”

　　“骑我就骑我，我给你当马，我能驮动你。”

　　……好不容易凑了些钱买树苗子，但大家有抵触情绪不好好出工栽树。——有时从被窝里一个一个往出拖，有时罚工分，有时炸一背笼油糕哄人上工……两年过去，人均栽下了五十棵苹果树，只完成李润娃宏伟规划的三分之一……

　　十年是在一瞬间过去的。十年间集体作务苹果树几乎没有收获，李润娃经常听到骂他的声音。但去年把苹果树按人分了，今年是第一年，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作务最差的，每人也收入四五百元。

　　想想看！当山民和半山民们吭吭哧哧，父女俩拉着一架子车他们唯有的柿子，跑百多里路，两天时间，只能卖二十块钱时；他们会怎样看待卖苹果所获得的这四五百块钱啊！一家五口人，正愁没衣服穿，没钱给孩子订媳妇，忽然有了两千多块钱！——一斤苹果卖六毛钱，窖存下来今冬明春可以卖到八毛。大家都不甚经意，一棵树只结一二十斤果子；明年认真管理，一棵树可以长百多斤苹果就是六七十块钱，每人五十棵就是三四千元的收入；差不多的家庭就都要当“万元户”了！苹果一收完，全村就弥漫了又惊又喜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开始为明年攒劲。像一窝蜂，悄悄护住了酿成的蜜，并扑扇着翅膀往来钻动发出神秘的嗡嗡声，准备酿制更多的蜜。

　　郑三保接触的一个衣民像患了神经病那样乐呵呵地颠踬着，满嘴里只是发出这样的声音：“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咯！呀呀呀呀……”

　　支书李润娃，在收获季节一声不吭。他把他的偏分头梳得整整齐齐，买了一件减价黑皮夹克穿着，还蹬上了大头黑牛皮鞋。他只拿眯眯含笑的大眼睛看人，那眼神在问所有的人：“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他的黑皮鞋咯吱咯吱响，泥里水里都去。那减价皮夹克的皮子太硬，耸起的棱棱割人的手。肩膀处已经裂开了口子，从人跟前过去咧咧啦啦像冰雹打在玉米叶子上的那样响。

　　这个村子的大多数群众还都住着崖窑或地窑，老人们还都穿着破烂的棉衣，那入骨的穷气还时时能够感受得到。但是，从人们的讲述和情绪中，郑三保感受最强烈的是那贫穷背后忽然勃发的生气——一季苹果的收获所带来的惊喜、信心和力量的生气。这蓬勃的生气，表现在虽然连坐人的好凳子还没有，但几乎家家主人都大方地端出窖藏的大红苹果招待来访的郑三保，表现在中年人很不习惯地眯着眼嘬着嘴唇用四根指头夹着纸烟抽的姿势上，表现在姑娘们扑面而来的香气上和小伙子直筒裤下亮出一嘟噜的大红绒裤脚上……然而正当他们缅怀支书十年前的劳绩时，支书却突然被停职。

　　在一个人下台时，讲坏话的人特别多，但这个村子却没有一个人讲李润娃的坏话，大家共同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好支书。”这些农村人评价人时不说思想品德和才能如何如何，盲和尚记着个死曲子：看你给大家办了几件好事！他们掰着指头一件件数，大事小事都不漏，真记得山高水长。

　　没人知道李润娃——这个给大家办了那么多好事的支部书记何以被停职，他们告诉郑三保：

　　“八成是乡党委书记喝醉了酒，发文件时把李虎娃写成李润娃了！”——李家洼确实有一个叫李虎娃的支书，那是一个坏蛋。

　　五

　　郑三保从这些生活在前支书身边、眼看着支书一举一动的村民们的讲述中，确信支书李润娃给群众办了几件大好事。但根据他的见闻，他还并不能确认这个李润娃就一定是个很好的党支书。——人是很复杂的，很可能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又是那样。李润娃很可能凭血气之勇，凭赤子之心，咬着牙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但在群众没有看见的地方，比如经济活动中，私人生活上，却占了许多便宜和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这是生活中常有的。而这些隐秘的事最容易败坏一个人的名声。郑三保决心弄清楚支书不容易被人看见的另外一面，这一面虽不容易掌握，但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不正常，无论他和她怎样掩饰，眼角眉梢总要流露出来。何况人类本来就对这种事情敏感，而农村人对这类事情尤其敏感而又反感，针尖大的窟窿可能早已吹出斗大的风……郑三保于是小心刺探，玩笑式地引发想要发现支书这方面的可疑之处。但是许多人都肯定地说：

　　“这个人不搞这个。”

　　连村子里的谣言大王——歪戴着帽子、眼睛斜斜的李毛儿也说：“这个人从来不跟女人家失失溜溜，可能是先天不足……”谣言大王一本正经地说笑话。随后他向郑三保提供据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绝密新闻”——他隔壁有一个从南山娶来的漂亮女人，“南山人混俗，这你知道，公公儿媳一炕滚……这女人从前不知道跟多少人都睡过觉，早成了‘大车门’。她的男人死后，我三哥收拾了这个破烂心。刚进门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风骚娘们儿，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奶大大的，腰细细的，飞着眼看人，捂着嘴儿笑，像你们剧团的旦娃儿——”他并不觉得他在团长大人面前失言，郑三保却已经转了一次眼珠子了。“有一次，”他继续说，“这个女人到我家里来，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她要跟我借二十块钱。我给了她，她坐着不走，只拿眼睛瞟我，夸我如何如何好，浑身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后来就浪声浪气地说：‘三嫂可没钱还你，拿好东西换你要不要？’我问她拿什么好东西换，你猜她说什么？——‘我就那一样好东西，再有什么呢！’……我抓过钱，把她赶出去了一一我要是钱多，说不定也就干了坏事。”谣言大王倒显得非常诚实。但这只是他的故事的开头。他接着说，他隔墙听到过一场热闹戏：“那天黎明，李润娃催人去栽苹果树。我三哥早早去了，那骚娘们儿还睡着，我也刚起来。忽听李润娃推开她家的门，一边走一边喊：‘咋还睡着？’重重的脚步声到了房门口，房里一个懒懒的声音说：‘哎呀，把人睡得困的！’接着就叫：‘外边又黑又冷，你进来呀！’门外的人问：‘你起来了没有？’回答：‘正梳头呢。’吱扭一声推开门，那婆娘肯定半截白身子露在被子外边，半天双方无语。突然被子掀动，雪花膏的香气顺墙扑到我的院子来。我就只听到一个人去扑另一个人，‘啪’的一记耳光响，另一个人脚步咚咚地出门走了……”谣言大王故弄玄虚，斜着眼看郑三保，说：“反正唱的是哑巴戏，不知谁打了谁，反正我那骚嫂两天没出门，李润娃在工地一声不响，老揉右手腕子……”

　　郑三保笑着出了谣言大王的门。他觉得这个人倒很有创作才能，将来剧团找不到人时可以让这个人去干创作。他答应保密，但还是去看了那女人。

　　那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声色身段都不错，要是发现得早完全可以收进剧团当演员。但风流毕露，做眉做眼，见人自来熟；只是从前雪花膏的香味已经换成“人参珍珠霜”的世界流行香味……问她对下台支书的看法，回答说：“打搅少，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个人不是平地卧的。”她男人则对支书赞不绝口……

　　郑三保相信了谣言大王的话，只是不相信那“先天不足”的话，因为李润娃有了两个男孩，最小的十一岁，他的媳妇已经做了绝育手术。郑三保看见过李润娃的媳妇：高挑个子，两只眼睛又黑又大，具有健康的、内在的美，比那外表妖艳的南山女人美得深沉厚重。据说她是李润娃初中时的同学，李润娃是班团支部书记，她是班长……栽苹果树那年，全村人都反对，李润娃的父亲理都不理李润娃。唯有她，穿着红毛衣挽着袖子扛着镢头总是不声不响地第一个出工给男人开路，回到家里则顶一方蓝花手帕在爹的骂声中笑眯眯经管男人吃喝……李润娃是那么爱她和敬重她。有一次她在工地晕倒，李润娃越过两道坡，一身尘土连滚带爬地跑来，抱着她眼泪汪汪地叫，然后背着她下山去看病……在平日，在集体场合，许多村民都看出来他和她像未婚的情人或像有不正当关系的男女那样眉来眼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为人所知道的丰富而动情的生活。“这个李润娃搞什么男女关系呢！——决不会！”郑三保敢于肯定这一点。他不愿意在这方面再浪费自己的时间，相信老门也难得在鸡蛋里挑出脆骨来。于是郑三保决定查访另外的方面，他找到会计。

　　这个五十多岁的、满脑袋白头发的、老实而又忧愁的村会计，眼角皱纹密布，长吁短叹，说话间带了哭音。

　　“润娃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唉，能有个什么问题呢！”会计说，“把账查都了三遍了。”

　　“结果如何？”

　　“还给人家润娃倒找了三百零七元五角二分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前队上穷，经常没钱用。紧张的时候，润娃就把自己的钱垫上，有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借人家的钱给队上垫着顾紧。十块八块的也垫过，三角五角的也垫过。十年了，总共垫了这么多钱。他平时不叫我算这笔账，有钱给他也不要，说‘肉烂了反正在锅里’。要不是这次查账，这三百多块钱可不就完了？……”

　　郑三保一言未发，哗啦拨弄了一下大衣襟，从会计家里走出来。

　　夜晚的冷风从坡地和沟道那边吹过来，远处有呱啦鸡的叫声。炊烟早已散尽，夜雾笼罩着半山村。但村里的人都还没有睡，崖窑里还亮着灯光。小孩子们还在喊叫着四处乱窜，唯有他们只知道寻找生活中令他们开心的东西。他们并不知道生活并不总令人开心……在冷冷的显得很低的星光下，在夜雾弥漫中，在坡地和沟道的环绕中，这个半山村存在着。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子呢？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叫李润娃的年轻人呢？——郑三保虽然还没有见到下台支书的面，虽然还缺乏更详尽的了解，但他已经感知到：这个半山村的年轻人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过一种高尚的人的生活。

　　“这个鬼老门发了神经病吗？”郑三保想。

　　六

　　第二天早饭前，郑三保去看李润娃，却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截住。这农妇满脸苍黑，嘴巴尖尖的，衣服的前襟满是油污和饭垢，顶着一方很旧的黑头巾。她诡诡秘秘地把郑三保叫进她家崖窑院，关了头门。崖窑院里洒满冬天暖和的阳光，崖顶有一棵颤巍巍挽挂满了干红果实的酸枣树。

　　农妇显得极度不安，下意识地用黑瘦的双手摩挲她的脏衣襟。

　　“我看你满村跑呢，是县长叫你调查的吗？”她怯怯地问。

　　郑三保感觉到这里有文章，就回答说：“是的，是大县长派我来的。”

　　“我都给你说了吧！——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好几天了……”农妇说，瞪着惊慌的眼睛，“不说出来，我心里不安宁，睡觉老做瞎梦。”她告诉郑三保说：

　　“乡上门书记叫我作证，说润娃跟谁谁的媳妇在一块儿瞎着呢，老婆子们经常在一块儿议论这事……还叫说润娃把队上的东西——如像椽呀檩呀桌子椅子呀拿回他家去了，就说我亲眼见的……门书记说不要我写，他写好我盖个手印就对了……我觉得这不对呀！我从来没见过润娃把队上东西往回拿，也没听谁家老婆子说过润娃跟人家媳妇胡来……这不是净脊背上给人插柳棍，平地里捏墓骨堆吗？……门书记还说：知道我家里穷，他让我娃到乡上的贸易货栈去，还给我家批宅基……”

　　“唔——，老嫂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郑三保故意说，“只作一个证，又不蚀损什么，净得好处……”

　　这尖嘴巴的黑瘦的农妇吃力地看着郑三保，脑子里显然转不过弯儿。她对他最初的信任感消失了，脏黑的脸上显出失望的神色，双手在衣襟处交贴着呆立了很久。

　　“我没有证可作。”她说，“人要有良心，不能害好人。”她不看郑三保，继续说，“我跟门书记说：我的娃不到贸易货栈去，我娃就守在家里把苹果树务好就行了。我们也不要宅子，就先在这烂窑里住着，窑烂人安宁。你别看我穷就欺负我，你寻别人去！”她说着突然把一股无名火气撒向满院的鸡们，又打又撵，骂道：“一个一个怎么都是这货哟！……”

　　郑三保捂着嘴笑着从这农妇的窑院里跑出来。这个不干净的又长得很丑的农妇虽然指着鸡而骂了他，但他的心里却对她有了深深的敬意。

　　“可是，老门为什么要和这样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过不去呢？他新来乍到，李润娃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郑三保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恐怕只有找到李润娃才能弄清楚。

　　李润娃家门口有几个人蹲在那里抽烟说话。其中有一个身体强壮的、有一双很厉害的大牛眼睛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看见郑三保就站起来打招呼。一问，原来是邻村的党支书，姓许。许支书把郑三保叫到一边，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苹果收获的季节，乡上开整党会议，由门书记代表乡党委做对照检查，请各村干部提意见。会议休息时，大家吵闹着要吃李润娃的苹果。李润娃当即回去把自家的苹果驮来一百多斤，大家一抢而光。后来，门书记把李润娃叫到自己房子，先表扬了半天，态度很亲切，接着说：

　　“有一家工厂的负责人跟我关系不错，想以每斤四角钱的价格把你们的苹果全买了，他们派车来拉。你把这件事给办了怎么样？”

　　李润娃说：“这个价太低。现在找上门都出六角五分钱呢！四角钱一斤群众不会给……”

　　“这还不在你一句话吗！”门书记说，“你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一不二，谁敢阻拦？——现在好多事就要下硬手呢！”

　　李润娃只想给群众办事，恨不得把大家的苹果卖到一块钱一斤。他下不了这个硬手，唏嘘为难，向门书记赔笑脸作解释。门书记说：

　　“这样吧，事成之后，我让工厂给你一千元劳务费，一千五也行，你办吧！”

　　“门书记，这不合适呀……”李润娃说。

　　“这你不要怕。”门书记说，“我们的干部都可可怜怜的，发点财有什么呢？现在的人什么不敢干呢！”

　　“这不正整党吗？——”李润娃笑着说。

　　门书记满脸的严肃，说：“工农交流，搞活经济，这跟整党有什么冲突？你不要胡拉被子乱扯毡。”又说：“我第一次跟你共事，你这人才是个这！”很不高兴，语气中带了威压。

　　李润娃转不开身，只好答应回去商量一下。他一出门书记的房子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老许。

　　“这是打抢人呢！比抢人都恶，老许，你算算：全村大概有三四万斤果子，每斤少二角五分，就少八九千元。我拿一千五，门书记跟工厂那个头儿（也许是门书记的亲戚）可以弄到六七千元。群众却吃了哑巴亏！——这个事我怎么能做呢？当然我要下硬手办这件事一定能办到，但我李润娃不干让群众骂我的祖先又骂共产党的事。”李润娃红着脸，又生气地说：“怎么净给山里派了这样一些货色啊！——来一个都想吃山里人几口，然后嘴儿一抹就走……”

　　李润娃说这个话时，除了老许，跟前还有李家洼的支书李虎娃。据老许讲，这个李虎娃最是个讨乖卖好的货色，一定去向门书记打了小报告。因为门书记在后来的两天会议中神色突变，一见李润娃就变了脸。有一次李润娃迟到几分钟，门书记大声申诉说：

　　“都这么随随便便，自由散漫，谁也不听谁的管教，还要党的领导不要？——我看这一次整党边整边改，就是要好好治治有些人的毛病！”

　　老许知道李润娃闯下大祸了，门书记给他记下心病，不会有他的好日子过；但还没有料到事情会那样出来——虽然此后李润娃采取躲而不见的政策，但终于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门书记要拿掉一个李润娃真是太容易了！”许老告诉郑三保，“据我所知，他在党委会上谈群众反映强烈，谈李润娃多年来横行霸道，经济手续不清，又有作风问题，应该在整党中停职查处……正在火候上，党委会上谁反对？而且又有谁真正对李润娃知根知底？他干的那些好事都是十年前的，谁记得？——有的记得了也说不记得，不愿意得罪一把手。而且说是反映强烈，谁敢担保李润娃没问题？——就这么把他给拿掉了！”老许瞪着眼说：“老门这一手，让许多人胆战心惊呢！——也怪李润娃！我当初让他在整党会上把这个事揭出来，他不揭，说‘算了算了’……要是听我的话当众揭开，他就反而不好向李润娃下手了。现在可好，说不清了！群众没吃哑巴亏，李润娃吃了哑巴亏了！——他把你停了，先慢慢查着，查二十年，你李润娃先在地上爬二十年吧！……”

　　听了老许的讲述，郑三保只觉得不平之气在心里升腾。这个混账老门不是到这里来当书记，而是到这里来做生意。他自己对上级领导俯首帖耳，也希望他的下级对他唯命是从。不管他的主意合理不合理。违逆了他，冷不丁提起刀就砍，也还可以把这个说成是他整党和改革的一大功劳，他是个开拓型的人物。只可怜李润娃上台时下决心要给群众办好事，下台时也是因为要保护群众的利益，吃亏吃在为群众上。

　　现在，李润娃在郑三保的心目中，完全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年轻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他急于要见到这个人。

　　据说李润娃听到停职的消息时，傻了眼，像霜打了一样，在家里躲了几天不见人。后来晚上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胡串去了，直到群众决定为他唱大戏四处派人找他，才把他从一个亲戚家硬拉回来了。

　　七

　　在那间光线暗淡的崖窑洞里，郑三保见到了李润娃。他显然不是郑三保所想象的、头发在满脑袋胡乱扑散，四方脸盘红润的毛头小伙子，而是个已经三十多岁的、经受了风霜的成年人。黑黑的一张四方脸，因为瘦，下颌骨显得宽而突出，眼睛显得又深又大。在突然来临的政治打击——其实也是心灵打击中，他显然张皇失措，出去转悠了多天也没能消除痛苦和羞愧。相比之下，那个脸儿白胖的老门同志，倒没有丝毫的痛苦和羞愧，只有和气与一本正经。

　　那时，窑洞里拥满了村上的人，有极力像成年人那样学着安慰人的小伙子；有眼睛尖尖的、四处瞅着、尽力要给落难支书以具体帮助——比如扫地、擦桌子、把东西放整齐、把被单抻平的姑娘们；有不断抽烟、尽力活跃气氛的中年人；还有尽力用古训开导人的、患大骨节痼疾的老头子们和用上至天堂下至人间无数琐细而动人的事例抚慰人的白发苍苍的老婆子们……另有几堆人在庭院里分别围着下台支书的爹、妈、妻子和弟弟。——这个庞大的“说教团”热诚而自觉地在发挥他们的影响。

　　见到生人郑三保，下台支书大眼里闪着忧郁的光，突然泣不成声。

　　“我干了一场啥事呀！……”

　　“不要难过……”青年人喊，“要撑硬，润娃哥！”

　　“天有不测风云咯！只要人没吃亏！“老头子们说，“世上人最要紧，官是一张皮，值不了多少钱。”

　　老婆子们则说：“娃，你也够了！人活名誉呢，——你看满村人谁不敬你！连你爹妈、媳妇、孩子都活得值钱贵重。你还要啥呢？……铁坊的薛支书刚下了台，当天晚上就有人到他家里去抬桌子，第二天就有人打他娃，把他家的牛耳朵都拿剪子铰了……”中年人则十分大度地说：“当那个支书有啥气候！——一月十五块钱，还把蚂蚱拴到鳖腿上了。当个农民发财吧！”

　　几个姑娘见李润娃在身上乱摸手帕，就手忙脚乱拧了热毛巾递上去……

　　这么多人的热情与敬重显然使李润娃深受感动，他在用热毛巾擦过眼后仍然热泪盈眶。从前，当他在台上的时候，群众也许把他只看作一个平常的人，甚至会挑剔他的许多缺点。现在他下台了，他们突然就只看到他的好处，而且显然要子孙万代传颂下去。他们，这些没有权力的群众，为李润娃的屈辱大鸣不平，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最振奋人心的抗争手段——凑钱为他唱大戏。在他产生失落感的时候，群众从空中接住了他，把他拥入宽大而坚实的胸怀。这显然是老门所没有料到的事。

　　李润娃的妻子给郑三保端来苹果。他告诉郑三保，他今年稍稍作务了一下，得到八千斤果子。

　　“那年我要是心再狠一点，强迫命令每人栽一百棵树就好了！”他显得后悔，遗憾。

　　妻子拿眼睛瞟他，说：“栽五十棵，差点还把肠子挣断呢。”

　　“不过那次那油糕确实炸得不错……”有人说。大家都笑了，回忆起那艰难而又愉快的时刻。谈及演戏的事，李润娃说：“我总觉得不演为好。演戏干啥！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就是了……”

　　“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一个中年人说。

　　郑三保觉察到，李润娃嘴上那么说，但那只是一句谦词。他在现时的心境下，显然极愿意有这样一场戏，——那隐约的振奋在眼底闪动着。这振奋会使他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过去和走以后的路。

　　“戏是一定要演，谁也挡不住。”郑三保说，“不过我再考虑一下究竟唱什么戏好……”

　　“不是说《过五关》吗？”有人问。

　　“不，不能让关公抡着大刀乱砍。既然是群众给支书送戏，我觉得还是唱《长坂坡》的好。”

　　“既然这样，我给大家回一场戏吧！”李润娃说。

　　有人喜得拍手。

　　“可是回什么戏呢？”他问。

　　“《八义图》。”郑三保说，“我们剧团再送一场戏：《卧薪尝胆》。这样三场就齐了！”

　　八

　　刚从李润娃家里出来，剧团就有人来找郑三保，说是县文化局的赵局长坐着吉普车来了，在戏台子那儿等他。

　　“不好！”郑三保心里说。赵局长为人谨慎，有点怕事，是个好人。他从来不到是非太多、日子又不好过的剧团来。今天为什么匆匆赶来？这一定是老门搬来的救兵！郑三保对老门愈益反感了。还没有见到赵局长，就带了满肚子的火气。

　　赵局长急得眉头高耸，瘦长脸儿白白的，一见郑三保就攥住他的手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说：

　　“这戏不敢演！”

　　“怕啥？”

　　“听说群众里边是两派，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打起架来怎么办？”

　　“你是听老门说的吧？”郑三保问，见赵局长不吭声，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个鬼老门的话！他干了坏事，猴急了。群众中根本就没有反对意见……”郑三保详细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但是赵局长的眉头还结着不肯敞开。

　　“听你这么一说，这个戏也确实该演……”赵局长说，“可是，这儿确实有是非，咱们自己搅和进去干什么？”

　　“咦呀！好你个赵局长——”郑三保喊起来了，说：“你也经常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本身就包括要支持正义反对邪恶，怎么可以见了是非逃避呢？”

　　“哎呀你喊什么！你这人就光会大声说话……”赵局长说，眼光朝周围乱溜。“你知道不知道——”他低声说，“县委王副书记也知道了这事，叫我来先把戏停了再说。王副书记主管文教，这你知道……”

　　“我知道。”郑三保愤愤地说，“我不光知道王副书记主管文教，还知道他就是老门的后台，要不是他老门还提拔不上来呢！”

　　那个王副书记的厉害模样一下子出现在郑三保的心里。——这个人对管文教没有办法，但是办这一类事情却很厉害！——难道真成了你们某些个人的天下，你们爱怎么说怎么干就可以怎么说怎么干吗？郑三保觉得心里的怒气已经燃烧起来，把胸腔和眼眶憋得生疼。他也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小民百姓，也能分得清是非曲直。长年演戏，使他养成敢说敢讲的性格。而且，从戏里，从那个广泛的接触中，使他懂得了刚正的可贵并且学得了刚正的品格。——你那个老门要跟我较劲吗？试试看！你就是把省委书记搬来，我这场戏还要演。

　　“这个事，谁也挡不住了。”他对赵局长说，“你想想看，我们卷旗息兵，这支持了什么？给党抹了黑还是增添了光彩？”

　　赵局长的脸上有了羞红红色，但他笑道：“对了对了，你不要给我唱高调子了……我知道剧团的生活有困难——这样吧，把人带回，我叫老门给你拿二百元……”

　　“他的钱我不要。”郑三保说，“这个村子不给钱，这戏还照样演。”

　　“哎呀，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别忘了我还是局长，领导着你呢！”

　　“赵局长，谢天谢地！——你终于知道你还领导着我呢！”郑三保又是拍手又是笑着喊，“你赶快把我免职了，把我解放了吧！剧团这个恶水罐罐，把我喝得肚子都快胀破了。谁再想当这个团长，先人坟上冒白气……”

　　“我一个人还没有权免你。”赵局长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召集人开会，宣布这件事，我把人带回去。”

　　“那不行。”郑三保说，“你没免我，我就还是团长，人，你不能带走。你要开会宣布，我也要讲话，保证把你个大局长的名誉在这里搞臭。你信不信？——不信咱们试一下。”他拉着赵局长的手要上台子。

　　赵局长甩开他的手，哭笑不得，说：“你知道我这个局长不好当，你让我为难干什么！”

　　“不让你为难。”郑三保说，“主意我替你想好了：你回去给王副书记说，车在半路耍了麻达，你步行上山，赶到后戏已经开了；饭也没吃，就在台下注意观察，结果没发现打架的迹象……但是你现在必须躲起来，不要让老门缠住你。将来王副书记问罪，由我和他说。”

　　九

　　这天下午，就有四邻八乡的人早早来看戏，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的，有用架子车拉着老人的，有开拖拉机或套牛车的。天黑后，漫坡遍岭手电筒的光柱晃动，人声嚷嚷，还有无数观众朝这儿流来。广阔的打麦场上黑鸦鸦坐满了人，抽烟的人早已在上空制造了一层烟雾。麦草堆上，大树上，崖畔上都有人抢了座位。二十个毛头小伙子手持长竹竿维持秩序。乡派出所也有人来，不知是老门叫来的还是他们自己来的。这些人的到来增添了紧张气氛，但他们很快淹没在人海之中。

　　郑三保披着大衣在下边转了一圈。像往常那样，他有了临场前的激动。而这次激动特别厉害，他觉得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被自己的行为感动得眼睛湿润。回到后台，他严格检查演员们的扮相。见鼓手已经高高地举起了鼓槌，他大声喊：

　　“今天晚上要把劲儿鼓圆！”

　　他的喊声淹没在舞台下边强大的嘟哝声中。敲响开场锣鼓，冬夜的半山地沉寂下来……扮赵云的平日油里油气的那小子今晚英气勃勃，念唱做打非常卖力。当他怀揣幼主抓住张郃的枪杆人借枪力马借人力一跃而起时，忽然鞭炮齐鸣。两位腿脚不甚整齐的、患大骨节病的老者领着几个戴红领巾的学生，把一幅绾着红彩绸的横匾抬上台。那匾上写着：“根深果硕”。台下掌声雷动。乐队大奏鼓乐。

　　郑三保的眼泪流下来。他拿大衣袖子擦了下眼睛，跺着脚说：

　　“哎呀！金字怎么可以配上蓝底还带一个红边子呢？这字儿也写得没有力气……这些人还给我保着密。早说一声，我会给他们弄出一个像样的匾……”

原载《北京文学》1986年第6期

　　作家简介：【邹志安】陕西礼泉人，中共党员。1967年毕业于陕西乾县师范学校。历任礼泉县小学教师，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12月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1993年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任专职作家，1982年兼任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省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兼任礼泉县县委副书记。1990年随中国作协访苏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作品《哦 ，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获第七、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