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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农民的悲剧人生——论云岗小说《八爷的爱情》兼及其他(石杰)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7-10-27

  云岗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读他的小说,你绝对没有艰深晦涩之感,而是一开了头便不能罢手,彷佛有一股魔力一般,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读下去。他不写轰轰烈烈的题材,也不搞先锋文学那一套,有的只是平实,写小人物,两年前出版的小说集《罕井》,再次彰显了这一创作风格和理念。

  《罕井》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里面收集了云岗近年创作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虽然题材各异,但多为20世纪中期或者说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展示的是那个年代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八爷的爱情》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篇。

  在十几个中短篇小说中,《八爷的爱情》也许算不得惊心动魄,而且题材、手法都比较老套,论篇幅更比几个中篇小了许多,可是内中就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让你读完之后,再无法忘却,而不得不做深长的回味和思考。我曾几次想这短篇的魅力来自哪里呢?文本的自由?语言的鲜活?还是第一人称讲述的亲切感?都是,也都不是。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是云岗以极接“地气”的表述展现了那个年代一位普通农民的悲剧人生,而且展示得很深刻,很彻底。

  八爷是个小人物,小到了什么程度呢?小到了没有人记得他名字的地步。小说首先就是从这里着手的:“八爷叫什么来着?”作者开篇就这么问。接下来的表述是母亲不知道,叔叔不知道,记得八爷名字的父亲早已经死了,就连八爷的坟也平了多年了。这种写法,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凄凉感,呈现出一种悲伤的氛围。一个曾经在村里生活过几十年的人物,甚至多少还有些“显赫”,有些不容忽视,死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在村人和家人的记忆里。这无论如何不能说与悲哀不搭界。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八爷的悲剧人生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是命运。

  命运这东西不是人力所能选择和改变的,它在你出生前就定好了,你的幸福,你的不幸,你的痛苦和欢乐。八爷碰巧就被定在了不幸之中。八爷尚不大记事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不久“他大就给他找了个妖婆”,也就是霸道的后娘。[1]31八爷和后娘相处不好,两人顶着干;尤其几年后,父亲也撒手西去了,八爷就更加受气。他被后娘赶出家门,到处流浪,吃百家饭,靠偷别人地里园里长出的东西填肚子,最后流落到一位本家的家里成了实质性的长工。父母的生死不是八爷所能改变的,是命。换句话说,八爷命中注定了是个孤儿,要吃苦受气。假如不是幼年丧母,他就不会落到后娘手下,就没有日后的被人收养,心生怨恨,乃至落了个“没良心,猪狗不如”[1]33的名声,在村里失了势,成了孤家寡人。就连晚辈,也为孩子们所不齿。可是处于命运高压下的八爷又有什么办法呢?像古人说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2]是条出路,可蒙昧的八爷既没有这种修养也谈不上“安”与“不安”,只是稀里糊涂地苦,稀里糊涂地抗,于是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如果说死爹丧娘相对来讲还属于个体遭遇,是偶然;那么另外一些因素就有其普遍性和必然性了。《罕井》里的小人物,几乎集体处于命运的捉弄之下,贫瘠的土地、低微的出身、世世代代农民。他们或反抗,或屈从,或者终生在二者之间纠结不清、起伏不定,其命运悲剧也就有了一种混沌性。集子里的人物时常是认命的,虽不安之若素,也懂得平心以待,所以,《永远的家事》中“我”的伯父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竟然“很温顺”地听从了父母之命,舍弃了心里的姑娘,从此注定了他一生的情感悲剧。因为“他认了,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1]295就连《苹果树》中的那个颇有主见的女孩子换换,也几次这样说:“可咱也是个农民呢,这就是命!”[1]146“人的命天注定,谁也怨不得。”[1]148这是云岗笔下的人物说的,也未尝不是云岗的想法,起码有他的无奈。这种“天命观”与古典英雄悲剧和现代人文悲剧相比似乎有些不上档次,但真实,真实地揭示了特定时期某种生活的特定底蕴,也真实地表现了人的心理。

  其次是社会状况。

  假如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好一点儿,那么即使天命难违,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可是八爷恰好活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异常贫瘠的年代。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经济困难,穷,八爷置身的环境自然也是穷困潦倒;何况他年轻时还处于旧中国呢。小说极写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窘迫,比如“我们”这个家族:“我”的祖父是个实实在在的下苦人,贩炭、背笼、弹棉花。累到腰弯眼瞎的程度了,仍然是家徒四壁,孩子们嗷嗷待哺;到“我”父亲这辈,解放了,还是穷,父亲即使背上了书包也读不起书;伯父们娶媳妇非买即换;几石玉麦几斤棉花就能把女儿卖出去,换回点儿衣食。晚饭基本是吃不起的,喝汤;未成年的孩子给人家“卷墓”,为的是能吃到两个馍馍。八爷年少时的饥寒给读者的印象就更深刻了。云岗把握语言的能力特别强,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经他的笔一写,便鲜活得不得了,简直形象到了骨子里。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八爷饥饿的描写:“流浪的日子真不好过,最要命的是肚子饿。夏秋季,偷一半个香瓜,顺两个西红柿,挖两窝红苕,拔一个萝卜,掰两穗苞米棒……虽落一片骂声,却也能混个肚儿圆。到了春冬季,八爷就惨了,做贼也没地方偷。村里也有好心人,偶尔给他一个红苕,半拉馍,却不是长久之计。饿极了,见人家在碾子上碾小米、玉米糁,趁人不注意,八爷扑上去抓一把带糠的小米,或一把带皮的玉米糁就跑,推碾子的人在后面骂,撵,八爷边慌忙地跑,边把手里的东西往嘴里抹,脸上一时被抹得乌七八糟,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有时候,人家推完磨子,八爷便用手在磨子上刮,实在刮不下,嘴便贴上去舔,舔不来了,就推空磨子,希望磨子里能转出一点儿残渣。空磨子转,会损坏上面的棱,被主人听见了,自然免不了一顿骂,有时候还打。”[1]30这种表述,既是他悲惨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悲剧人生的成因。

  政治上的混乱和物质上的贫穷一样导致了八爷的人生悲剧,这一点,作者是通过“文革”中八爷的经历来写的。村子里太穷了,竟然没有一个地主,“忆苦思甜”自然也就不好搞,于是八爷便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忆苦的人选。忆苦本是针对阶级敌人的,在后娘和后来收留他的本家家里的遭遇虽说也是苦,却如何能忆?可是八爷就忆了,而且忆得深切,忆得咬牙切齿、痛哭流涕。山村人有自己的道德观念,讲究做人得有良心,不能忘本,而且这种观念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的,根深蒂固,也不可谓不对,仔细分辨和理解与他们不沾边。所以八爷的悲剧就来了。“不用说,八爷这下子在村里倒了势。在人们眼里,他就是忘恩负义的王魁,白脸奸贼的曹操,往自己胳膊上打枪的王连举……反正不是好人。”[1]32及至村里也成立了造反派,两派都不要他家里人时,八爷就彻底孤立了。“那一段日子,八爷家几乎成了一个孤岛,没有人去他家,他们家的人也几乎不出门。八爷的大孙子在家里实在待不住了,便跑到大门口孤独地瞭望,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不会放过他,送给他的不是土坷垃,就是没有多少油水的口水。”[1]33八爷被从群体中抛出来了。这对于乡村人来讲可不是小事,不仅抬不起头,而且可耻,乡村是很讲究势场人气的。小说没有多写八爷的痛苦、八爷的尴尬,读者却可以想象出来。这种政治上的混乱表现在八爷身上实在有些滑稽,也切实构成了一个老实农民的悲剧人生。不是说参加造反派好,但那是“文革”后的反思,是在思想觉悟后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八爷的孤立,从某种角度说,是他作为工具被扭曲了,利用了。

  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人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民风习俗也使八爷的生存变得悲凉,这主要体现在八婆过世以后。八婆死了,只剩下八爷一个人,几乎从没意识到老伴重要性的八爷突然变得孤独而悲伤。他苦苦地思念八婆,时常泪流满面,乃至使家里人心生反感;有人想给他介绍个老伴,又被儿媳以“正当理由”一口回绝了;他以给人说媒打发孤单的日子,想融入生活,融入人群,在晚辈婚礼上想起八婆不慎流泪又惹得别人不高兴;后来人前不敢哭了,心里有话就跑到死者坟头去哭诉,又被儿媳挑理、质问,俨然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恶,即使偷着去了几回也只能躲在死人的坟头后面。更可怕的是,这些思想意识往往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而是代表着所有人的认识,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此对八爷的伤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云岗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其深刻就深刻在尊重生活,立足人本,而很少做简单的是非评判。就以“文革”中八爷的遭遇而论吧,八爷对吗?不,那位收留他的本家毕竟对他有恩。恩将仇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八爷错吗?也不是,他说的都是心里话,是他在过去岁月中的真实体验。那么村里人对吗?不,村里人不理解八爷所受的苦;村里人错吗?也不是,感恩向善永远是人的美德。云岗不想守持二元论,他只想写出某个特定时段的社会、人心。这种由于特定生存环境导致的悲剧在《罕井》的其他小说里也有体现,比如中篇《饲养室》,表现就很突出,某种角度上甚至和《八爷的爱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中,几乎所有人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在里边奔跑着,挣扎着,或逆或顺,结果却几乎都落了个悲惨的结局。

  其三是性格。

  云岗的小说创作,最出色的就是他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尤其是后者,简直可以说深到了骨子里,表现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写八爷的悲剧,也离不开他的个性和性格。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八婆的关系里。八婆勤劳肯干,是他的得力帮手和依傍。他感激八婆,也离不得八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家里的日子有多半是八婆的功劳呢。按理说两个人应该平静地过日子,可事实却恰好相反。八爷动不动就把八婆打一顿。本来猪的死与八婆没有一点儿关系,打;八婆不小心打碎个碗,也打;更多的打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不许八婆分辨。八爷打得够频繁,够无理,也够凶狠。比如猪淹死那一次,八婆只胆怯地反驳了两句,八爷便“冲过去抓住八婆的头发,使劲一抻,八婆双手去抱头,脚下一个踉跄,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八爷越发来了气,两个脚胡乱在八婆身上踢、踩、踏,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说:‘我让你耍死狗,我让你耍死狗!’”[1]37可见打到了什么程度。

  假如八爷对八婆的态度只体现在凶狠这一面,那么作品的思想意蕴就单调了,人物也会变得单一化、扁平化,这是成熟的作家所忌讳的。云岗在描写八爷的凶蛮时,还写出了他善良的一面。打完后他也后悔,也心疼,恨不得剁了自己的手脚。两位老人相互说心里话的场面令人心酸,打心眼儿里感动,可是一扭头八爷就忘了,就忍不住了,拳脚不知不觉就舞起来了,就像他自己说的:“人在气头子上管不住自己嘛”。[1]37什么叫管不住?管不住就是野蛮,就是缺少理性,就是性格与心智的不成熟。其文化渊源当来自传统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以及千百年来牢不可破的“夫权”。我们不怀疑八爷的心软,认为他是虚情假意;也不能否认他的粗野,他的凶蛮。这种无理性的暴力不仅伤害了子女,伤害了八婆,也伤害了他自己。八婆死了,他“倏忽间觉得家里空了许多,静了许多,自己也无用了许多”,[1]44晚年落了个冷清恓惶的结局。不能说八婆的死是由八爷导致的,就连现代医学,对白血病的病因也解释不了,但与八爷有没有关系呢?假如他平时对八婆好一点儿,八婆的身体会不会好一些?陪伴他的日子会不会长一些?他晚年的光景会不会幸福一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八爷晚年的处境,是环境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与他的个性特点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其四是神秘事物的主宰。

  《八爷的爱情》里,也涉及到一种神秘事物。虽然笔墨不多,但可引发联想,与八爷的人生悲剧也不无关系。典型的一处就是八婆病倒前那一段。八爷与八婆在地里拔辣子树,八婆脸色如纸,汗珠如豆,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勉强支撑着回了家,自此便一病不起了。当时正在地里拔辣子树的八爷显然没想到后果有多么严重,岂不知八婆已是病入膏肓!此处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拔完辣子树,太阳已经落山,暮霭也从四面八方升了上来。八爷赶紧捆了一捆辣椒树,背在背上,迈步向回走去。刚一转身,地头一棵老柿子树上扑棱棱飞出一只乌鸦,‘哇——哇——’地叫着,从八爷头上飞过。八爷头皮一阵发麻,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1]39-40

  在民间眼里,乌鸦这种鸟总是与不吉利连结在一起的,是凶兆,是祸事将临的象征。尽管它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曾一度获得过神鸟的地位,但在历史和民俗的流变中,已经从神鸟转化为凶鸟了。所谓“乌鸦当头过,无灾必有祸”,就是百姓对它的定位。此时乌鸦的出现,暗中正预示着八爷家灾难将临,也就是八婆的绝症,一病不起,而且很快便撒手西去;同时也有一种阴冷悲凉的气氛,暗喻着八爷日后的悲剧,以及人生的无奈与多舛。神秘与命运之神一样,都隐藏在冥冥之中,使人感觉到一股无形主宰的力量,但有时比起命运来,神秘事物更具体化,可见可感。

  《八爷的爱情》中还有一处关于神秘事物的描写,虽与八爷的悲剧无关,也可见出神秘因素与人生悲剧的不离不弃,这就是“我”父亲和“我婆”之间的最后一别。为了两个馍馍,“我”婆一大早就让“我”那年仅十四岁的父亲去给人家卷墓,“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想去。不是因为要去上学,也不是因为天冷,更不是因为他想偷懒。“至于什么原因,父亲也说不清,反正他不想去。”[1]26结果父亲卷墓回来时“我婆”已经过世了。父亲到底为什么不想去卷墓呢?从不懂得告别的婆为什么竟挥了挥手?没有人能解释,唯一的答案就是冥冥中确有一种神秘事物存在着,主宰着人的福祸吉凶、生离死别。这种描写在中篇《饲养室》中尤其突出,小庙、菩萨的眼睛、废墟上的鬼……种种神秘事物的出现,创造了一种神秘氛围,联想到村里人的悲剧命运,令人不寒而栗。

  其五是人生固有的荒诞。

  荒诞是什么?荒诞就是怪诞不经、虚幻不实、不合常理、不可理喻。它既可以说是悲剧人生的彰显,也可以说是悲剧人生的成因,因为它一开始就在那里了。即使你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摆不脱,逃不掉,仿佛孙悟空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因此,我以为,对于八爷的几个悲剧成因来说,荒诞当是最高层次上的。命运有峰回路转的时候,生存环境可以改变,性格未必有导致彻底之悲剧的威力,神秘也可能是虚幻不实的。唯有荒诞,可以说是最本真的东西,而且坚实得无法打破。

  八爷人生悲剧的荒诞性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局里。八爷老了,病了,已经不行了。死期将至,他最大也是最后的心愿就是和八婆葬在一起。可是竟然就办不到,于是只好去哄他,去骗他,说虎来答应了,墓就打在八婆的旁边。小说到这里还没写到荒诞,顶多是悲凉而已,荒诞的是在后面:“我大听着这似乎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突然觉得过去的一切就像出土文物一样,虽然黯淡无光,上面还覆着厚厚的黄土,但却那样珍贵,那样耐人寻味。”[1]50“八爷一死,虎来便平了八婆的坟。十年后,八爷的坟也被平了。又过了十年,我大葬在了公墓。”[1]50人生就是这样子,来了,活了一番,走了。回想八爷的一生,爱过,恨过,顺遂过也坎坷过。即使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吧,也算是可圈可点的,何以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没有人想再提起他,乃至连个坟包也没留下。彻底的消失才是终极结局,珍贵也好,寻味也罢,都是后人的事。也许,这就是荒诞派文学的人生观吧!它既彰显着云岗对人生的思考、愤懑,也包含着对小人物的同情和无奈,文本也因此而具有了现代性。

  参考文献:

  [1]云岗.罕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4.

 

  作者简介:石杰(1956—),女。满族,笔名如是、冷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供职于渤海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喜欢文学和哲学,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兼及外国文学,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小说创作。在《中国作家》《山花》《红岩》《民族文学》《福建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各级各类公开出版刊物发表小说和评论200多篇,代表作有专题评论集《栖居与超越》《心灵的沟通》、长篇小说《狗鱼》、中短篇小说集《小村残照》《你说校园里有没有蛇》、评传《王充闾:文园归去来》等。有20多篇关于其小说和评论的文章见诸报刊,部分作品获得过各级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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