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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研讨评论小辑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8-01-10

  乡土叙事与伦理书写

  ——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主题考察

  李有军

 

  当代陕西作家文学创作中,“农民”与“土地”无疑是作家们最热衷书写的题材。以柳青的《创业史》发轫,陕西文坛先后涌现了路遥、 邹志安、杜鹏程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陈忠实、高建群、贾平凹为代表的“三驾马车”,更是直接促成了“陕军东征”文学现象。虽然作家们创作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各异,但他们对成长故土的“情有独钟”,对时代变迁面前乡土社会的深刻思考可谓一以贯之;他们聚焦各自成长的故土“场域”,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书写各自最为熟悉的现实生活,折射了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理性洞悉。陕西作家群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乡土世界,直接影响了其后成长起来的陕西本土作家,无论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秉承,抑或个性化风格的乡土叙事的延续。

  李印功的文学创作就是在此“土壤”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位地道的由农民身份“突围”,先后被冠以记者、报刊总编、编剧等身份的“非农民”作家。花甲之年,李印功后倾其心血创作了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聚焦农民与土地,以“内视角”叙述手法描摹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关中“农民画”。李印功自诩“把上辈人抡镢头变成了耍笔杆子”,小说《胭脂岭》充盈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农民画”般风格奇特、手法夸张的鲜明艺术特质。他的“农民”与“非农民”双重身份表征“投射”于小说文本中,显现为主体情绪的“游离”与个体价值观的莫名“阉割”,亦从另一侧面揭橥了时代快速裂变中作家直面渭北乡村的困惑无奈和新生憧憬。

一、现实主义“内视角”乡土叙事

  陕西文学素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表代的陕西作家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直是“陕军东征”最为基本的创作手法,亦是产生影响最明显的书写范式。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进而规定了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特质。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小说聚焦关中渭北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社会“巨变”的历史洪流中,生活在胭脂岭的普通农民的生活百态。透过小说诸场景和人物命运走向,可以直接“捕获”作家真切的农村生活体验。当我们看到小说中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陈黑顺、焦芸香、三婶、郑宽等人物性格的刻画,会感知到乡村里那些熟悉的人与事的“回现”。这种小说艺术审美效果的出现,离不开李印功数年的农村生活的经历,尤其他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极具特别意义的经历。

  可以说,小说现实主义的艺术审美质感真正意义上奠定,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印功“内视角”的叙事模式。在《胭脂岭》中作家有意将遮蔽自我的主观情绪,力主让作品中的张金梁、张金柱、廖英侠、陈黑顺等主人公来“充当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叙述者本身并不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融化在情节之中,成为构筑情节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他书写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农民”身份,小说书写自然也以“农民”的眼光投射,很多时候他是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来处理小说的情节,这是他进行文学创作前的主观层面所进行的有意“洗白”,他并未因自己的记者、副主编、编剧等“突围”后的身份而放弃底层写作的立场。李印功这种“内视角”写作范式,以作品中人物视角来观察世界和透视生活,客观上决定了《胭脂岭》的审美艺术格调。古往今来,凡是关乎“内容”与“形式”论争本身最终往往被盖棺论定为一个文学争鸣的事件而已,就当下文学理论的走向而言,“内容”与“形式”的文学边际日益模糊,甚至互为“内容”,自然《胭脂岭》的现实主义“内视角”乡土写作亦不例外。无疑,身份往往会对作家创作滋生潜在的影响。当鲁迅先生带有批判性的“真”眼光和沈从文先生以诗意的“美”的眼光来书写时,我们能感知到先生们基于身份而构建的“优越感”,他们“本质上都是作家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上对农民展开不同方式或批判或乌托邦式的想象”,都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审视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世界。

  与“精英写作”有所区别的是,当赵树理先生及其代表性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涌现,便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山药蛋文学流派。赵树理也以自己贴近工农兵的文学创作“响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自然他的小说一时间成为当时解放区最为推崇的文艺作品。就小说的写作风格、叙事模式、关注对象而言,李印功的《胭脂岭》很显然非常靠近赵树理的美学风格,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内视角”手法对胭脂岭上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情谊真切地表达了出来。李印功也以这种赵树理式的平视的写作模式,使人能触摸到关中乡土世界的纯朴和他对乡党的浓浓爱意。

二、剥离现代性的伦理悲剧与情欲宣泄

  若以文化地理空间来“考量”,李印功笔下的胭脂岭可谓关中渭北地区最不起眼的一个村落罢了,“渭北旱原的北部,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土石山岭,一点儿灵气也没有,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在胭脂岭这个令人充满遐想的地理空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金梁、张金柱、廖英侠等参与和见证了胭脂村“猝不及防”的变化,胭脂岭的“能人们”一个个毫无察觉地裹挟其间,他们的个体命运就在这“猝不及防”的农业现代化变迁中而命运迥异;而主导时代发展变迁的现代性意识的被剥离与遮蔽,而直接导致了胭脂岭上扭曲的伦理悲剧和“无处安放”的情欲宣泄。

  胭脂岭是关中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命运的一个缩影,村民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党西胜们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只是令人倍感唏嘘的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国性的“乡镇企业”建设,到倡导农村走“城镇化”道路,共和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短短几十年间国家农业政策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跟不上“形势”发展,而这种跟不上“形势”最直接的显现就是底层农民身心的“异化”,“疯了”的张金柱、“又红又专”的妇女主任廖英侠堪称典型。二人的农民身份的客观“局限性”使得他们缺乏更具理性精神的反思和批判,主导时代发展变迁的现代性意识的被剥离与遮蔽,自然被遮蔽的“恶之花”则“绽放”为胭脂岭人们冥冥之中的命运悲剧,以及根植土地近乎“本能”的情欲宣泄。

  张金柱和廖英侠是《胭脂岭》中最为悲情的两个人物。李印功在书写中对小说的主人公张金柱始终报以“纠结”和“矛盾”心理,就情感认同维度而言他对张金柱有深切的同情,可是作家本能的理性精神使得他对时代变迁中“张金柱”秉承批判的态度:“到处冒穷气的胭脂岭大队,却泛涌着政治燥热。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金柱亲自上阵,带领十个青壮劳力,花了五天时间,在胭脂岭半山腰上,用石灰刷写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几里路外的人都能看见,创了全县宣传标语之最,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扬,却招来了社员们的唾骂。”这是小说的开篇,也是张金柱的出场。透过“泛涌着政治燥热”“却招来了社员们的唾骂”这些话语表述,可以窥视作家对“主人公”的无奈与批判。事实上,作为个体的人往往面对时代变迁这样宏大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者”面前,谁又能保持超脱的清醒与理性。张金柱无疑是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的“杰出代表”。他较强“革命”原则即体现在他对弟弟张金梁原则性极强的六亲不认,更体现在他和廖英侠坎坷的“革命爱情”。张金柱对国家全面推行的人民公社现行政策是坚决的拥护和执行。他的个人情感和私欲被“做好社会主义主人”所遮蔽起来,致使他不敢正视瘳英侠的“火热”的爱情,甚至很大程度他是“爱情”的被动接受者,尽管他内心世界并非如此。当然,他在理性沦陷后与廖英侠的“鱼水之欢”之后,又滋生了自责和胆怯,似乎这本不是他一个大队支书所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张金柱的内心充满对父亲和胞弟张金梁的关心、内疚。他以大队为家而没有小家,对于廖英侠他自认为迟早会是他的老婆,先做好“革命工作”再说,于是他一次次的“延宕”,一次次缺乏果敢爱的表达。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是郑宽儿子郑胜误打“死”了张金梁,此后张金柱便因精神受到刺激而疯了,足见他内心是多么在乎自己的亲人。疯了的张金柱远离了胭脂村,他沦落入黑砖厂,可是数年大队支书男性气质的“伟岸”,很快吸引了砖厂另一空间的廖英侠姐妹。所以,概观胭脂岭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位有如此胆识而又颇具男性气质的主角了。最后,小说结尾张金柱为了救孩子而死,虽然疯疯癫癫的他也与心爱的廖英侠领取了结婚证,可是二人早已“物是人非”,饱经世事之后“戏剧性”结合,却又以如此惨淡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廖英侠同是被现行政策异化的女性,她的人生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唯有做好胭脂岭大队交给她的革命工作,这既是她的理想志趣的体现,又是她对心爱的人张金柱最大的支持吧。小说中,她流转于三个男人之间,对于男人伟岸身体的依靠使得她每每做出重要“决策”时,往往显得那么的草率和感性,那么的迫不及待,她迷失了自己。女性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她的眼里是个空白,至少她的内心世界也认同自己的“他者”地位。当张金柱疯了走失之后,她甚至按耐不住自己的欲望将张金梁看成张金柱,只为能得到那么一点男人身体的温存;当她一来二去与孟建兆——这个曾经令她家破人亡“忘恩人”的儿子逐渐相互滋生爱意之时,被张金柱猛然间抛出来的邓财庄致其流产的事件,让她见识了孟建兆的自私和无情;可怜的廖英侠辗转回到胭脂岭,颇为戏剧性地央求张金梁“替代”张金柱与她领取结婚证。我们姑且不论作家此处写作的逻辑性是否经得起推敲,但对廖英侠而言,她与疯了的张金柱结婚完全是为“成全”那个早在她脑海中演绎数次的幸福梦。然而,张金柱舍身救小孩的意外死亡,让她的梦想就化为泡影。可以说,此刻的廖英侠的心已经死了,她的人生支柱——男人的缺位使她对人生不再充满憧憬,最终她竟然选择跳崖来给定了“娃娃亲”死去多年的林虎的儿子林民做所谓的“阴婚”。廖英侠选择以“阴婚”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可谓有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艺术效果。初读小说,我有些想不通作者的处理,后来沉寂下来想想这也是李印功所选择的一招“险棋”吧。表象看来,似乎是廖英侠与林民无任何情感基础而言,何以选择这不符逻辑的“跳崖殉情”?可是,再

  一步思量,张金柱之死可以说彻底“浇灭”了廖英侠的生之希望,选择与林民“阴婚”而死,很大程度上是廖英侠为了给自己一个体面地离开现实世界的“借口”。我们亦能感受到她心头滴血的痛。另外,在黑砖厂张金柱结识的廖英侠和廖英珠,似乎是胭脂岭廖英侠的影子,是她滋生的情欲和思念的“他者”表达,可以称之为廖英侠的拉康式的“镜像”。

  此外,透过小说《胭脂岭》,我们能感受到关中渭北旱原上那充盈四溢的情欲,如同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推崇的:认为部落和自然界的繁荣昌盛有赖于部落首领的生命力。胭脂岭上无论男女频频闪现的非理性和情欲的瞬间“脱缰”,似乎也在昭示关中渭北旱原之上的“万物生长”。就以张金梁为例,自人民公社的体制解体后,关中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成为胭脂岭首个先富起来的典型。办白灰厂、石渣厂,最后搞“留守联盟”,调解新现的村民关系,小说后半部分的张金梁俨然成为一个全能的“救世主”式人物。然而,就是他亦无法逃脱情欲的怂恿,比如他对“力比多”冲动下接近寡妇刘翠花的处心积虑,比如他费尽心思的在村子东边荒沟里与刘翠花邂逅的“野合”。还有他面对廖英侠的主动“诱惑”而不能自持;还有陈黑顺典型的“身体指挥大脑”的二流子,他利用“担水茅”的机会“想方设法”地接近焦芸香。小说中陈黑顺与焦芸香之间暧昧偷情关系的建立似乎不需要多久的情感铺垫,甚至可以说两性间的爱欲并不需要情感的基石,诸如焦芸香给陈黑顺去送饭二人滋生暧昧被丈夫樊兴龙“搅局”,小说直言“陈黑顺不仅化解了一次自己露馅的危机,还从焦芸香的举动中捕捉到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信息。”将二人原生的情欲冲动写得入木三分;还有三婶为了偷棉花而让党西胜肆意抚摸自己的身体而毫无禁忌、吴敏与苏萍在深圳打工因彼此生理需要而组成的“临时夫妻”等等。我们无从以合乎逻辑性的理性伦理来理解陈黑顺、焦芸香、廖英侠、刘翠花、三婶、苏萍……,但无疑我们能感知到他们情欲的抑制,无法得以宣泄,某种意义上她们的身边都是男性的缺席,比如焦芸香丈夫的性无能,诸如廖英侠对男性身体的渴望,诸如三婶面对党西胜“权力”的不得已的同时又有她的“心甘情愿”,诸如苏萍在打工时违背伦理地渴求“临时夫妻”温存……就此角度而言,《胭脂岭》中那充盈的情欲很大程度上并未得以宣泄,这种被抑制的生命之花令人不禁联想到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那冬阳中四散飞舞的蛾子就是关中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张力。

三、秉承关中世风的人性至善与“法理失语”

  小说《胭脂岭》聚焦关中渭河北岸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近30年的历史变迁,描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建设到农村新出现的“留守联盟”几个重要阶段农民的生存境况,着重刻画了农民在时代变迁中与“命根子”土地日益渐行渐远。其实,这不单是胭脂村的窘境,实际上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状况,同时亦融入了李印功本人的理性思考。

  可以说,《胭脂岭》在塑造了极具典型性的悲剧性人物张金柱和“革命爱人”廖英侠的同时,又令读者分外心疼他们。甚至诸多时候,若把我们置于那样的历史情境之下,谁又能保证不和张金柱和廖英侠一样。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张金柱的身上能寻迹到《平凡的世界》中孙玉亭的影子,热衷于“革命”,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张金柱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无数个“张金柱们”践行着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张金柱的“革命爱人”廖英侠何尝不是。若将叙述视角置于全知全能,我们则会“预知”张金柱、廖英侠被政治意识严重异化和事实扭曲,然而最具悲剧性的是他们的选择应该在当时是最为合理的。就此而言,似乎让我们感知到了黑格尔眼中悲剧的无奈。在黑格尔看来悲剧源于理念的分裂。理念冲突的显著表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黑格尔极具辩证地认为,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合理性,然而又具有片面性。?张金柱和廖英侠们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所作所为,正是严格“落实”国家意志政策的“优秀”农村基层干部。于是,二人极具荒诞命运在看似都极其“合理”的面纱之下而以悲剧作结。这种美学品格形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点《红楼梦》发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喟叹。面对诸事人们的选择都是合理的,但最终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悲情结局。

  李印功《胭脂岭》中的关中农民延承了关中世风的仁义与和善,与陈忠实《白鹿原》中那厚重悠远的“学为好人”如出一辙。毋庸置疑,数千年的儒家传统和浓郁的关学传承潜在地影响着关中人的心性结构。我们看到小说中张金柱貌似六亲不认,可他内心深处流露的隐隐不安。当他得知胞弟张金梁“替”他挨打而死生未明时,长久以来积聚的“内心煎熬”瞬间冲击着固守的心理“底线”,张金柱竟然疯了。虽然兄弟二人不和,终究收留张金柱的还是胞弟张金梁。还有张金柱几经波折和廖英侠走到一起时候,张金柱却因舍身救小孩而死。这样一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支部书记关键时刻却想到救人,本能的人性至善令人倍加感恸。

  还有廖英侠何尝不是,她处处以大队为公,充当着“正义者”的化身。别人往家里偷棉花,她刚正不阿地检查,保护集体财产。为了推行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她忍受别人的谩骂。当她带着孟建兆去看望已经疯了的张金柱时,可以说是善良促使她去做这个正常逻辑所不能去做的选择,毕竟孟建兆是她将要结合的“伴侣”,而要去看望的却是她的前任“爱人”。见面的尴尬和不以她意志控制的事件走向,最终受伤的主角还是廖英侠。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说廖英侠的软弱,同时亦可窥见她人性的善良。刘翠花又是一位关中农村地道的贤惠和孝顺媳妇,他为了照顾公公张积育无怨无悔。对于一位卧床不起的老人,这样的照顾需要十足的勇气与爱心。张金柱疯后亦得到她的悉心照料,可以说刘翠花的身上闪现着关中人身上那朴素、真诚和善良品质。其实,细数《胭脂岭》中的许多人物,身上无不闪现着关中农民真诚与善良。他们虽然会斤斤计较得失,但这些并不能遮蔽他们人性的闪光,诸如郑宽的忠厚老实,樊兴龙本能的善良,张宽升的宽厚识大体,韩结实、朱满仓等的勤劳本分……可见,作家李印功的眼里关中世风中生存的人们内心深处充满着善意和温情。

  当然,《胭脂岭》的乡土叙事与伦理书写中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小说部分人物命运趋向的“法理失语”,但是这并未掩盖整部小说的厚重与深刻。《胭脂岭》中诸如邓财庄、党西胜、董双奇等“反派”人物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凸显关中民间世风的“清明上河图”,亦似乎让我们见识到身边众生相和人性的复杂多元。他们身上交织呈现人性的善与恶,我们无法以理性的二元对立式的“好”与“坏”来评判他们,令人能想到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人物形象。倘若李印功在小说结尾之处,能够从法理的维度予以适当的回应,这样也许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情怀,以及作家鲜明的生活态度。当然,李印功也许是直面现实,有着自我书写的情理“困境”,他的迷茫和纠结表现在小说之中就是写作的“放任”,让小说中的“邓财庄们”归属各自的“宿命”。诸如邓财庄强奸廖英侠不成便踢得廖英侠而使其流产,单就此案例足以让邓财庄受到法律的惩罚;张金柱的死与党西胜、董双奇的有意“做坏事”息息相关,小说中我们只能捕捉到张宽升暗自发现了所谓的“线索”,并未有法律追究。毋庸讳言,文学艺术最注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呼应”和升华,给人以人性的美好和心灵的净化,我想这也一定是李印功花甲之年而追求自己的“文学梦”的初衷吧。

余论:“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

  作家李印功于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未接受科班意义层面的写作训练。然而对于文学创作的痴迷和自身刻苦的努力,他便历经了大队支部书记、富平县广播站记者、《富平报》副总编、《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的“非农民”身份变化。李印功通过自我努力发生了内在的身份“嬗变”,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一位“农民”作家,文人化的气质不自觉地内化在他的创作之中。李印功将《胭脂岭》后记标题拟为“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写得极其真诚。我想他内心的出发点应该与陈忠实想写一本死后做枕头的书的情怀是一致的。作者从中国社会发展几个重大的变迁节点入手,非常立体地呈现了胭脂岭农民的生存样态,成功塑造了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陈黑顺、刘翠花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将他们置于关中渭北旱原社会发展变迁语境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命运”。透过小说我们一方面能感知到以胭脂岭村民为代表的关中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对土地的深情,另一方面亦能体悟到在时代变迁面前,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因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造成的心理挤压和性格异化。

  当我们面对“留守联盟”这样的无奈之举,面对工业化进程中农民间出现的“临时夫妻”,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对我们所有人伦理道德的诘问。传统农民与土地的天然关系在当下日益疏离,这不得不让我们所有人滋生警觉。对农村和土地的“逃离”也正是当下农村青年的不争事实,哪怕是在张金梁领导的“胭脂岭”亦不例外。可以说,李印功“农民”与“非农民”的双重身份表征,客观决定了他对关中渭北农村变迁的了如指掌。仔细触摸小说文本“肌理”,我们能感知到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渭北乡土世界的一往情深,同时又夹杂着对那个充满诗意的“胭脂岭”未来的“无以名状”的忧虑和憧憬。这种基于身份的天然“差异”投射于小说文本则是主体情绪的“游离”,以及自我价值观的莫名“失语”,或许这是业已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李印功的无奈,亦从另一侧面揭橥时代快速裂变中他内心的自我困惑。

    (李有军,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霞光映泪水 乡野吟史诗

  ——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读后

  李问圃

  文友出书,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接到李印功先生郑重签名、亲自送来的长篇小说《胭脂岭》后,自然十分高兴。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惊奇、感动与敬佩。

  印功小我几岁,因文相交,多有往来,少说也近三十年了。他当过富平县广播站记者、富平县委通讯组长、《富平报》副总编、《陕西农村报》执行主编,新闻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市获奖。素以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语言截快、看重人缘而著称。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富平新闻界屈指可数的人物,即使放在省市新闻界更大的层面上,也绝对够得上不可多得的人才。

  想不到退休之后,他却在几年时间内没有了踪影。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突然间销声匿迹,一个经常发声的人一下子无影无踪,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朋友们的牵挂。只听说他长住西安,既不知道详细地址,也没有联系电话,只好这么盼着等着。我曾经怀疑过,印功是不是要玩一个现实版的“大隐隐于市”?

  出乎意料的是,阔别数年之后,见到此君,会是这样一种方式。从来没听说、没见过写短篇、中篇甚至小小说的他,不知道拜了哪路神仙、使了什么魔法,怎么一下子就弄出来这么一个加长加重加厚的长篇小说?这难道就是我们身边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吗?

  我想,新闻人应该庆幸,因为他们之中走出了一位作家,能以新闻工作者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维,捕捉到农村生活中五彩斑斓的画面,并将它生动地展示给世人;作家们也应该庆幸,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有了一位新闻人,并由此而使得文学天地中出现了这样一片生机盎然的园地和令人迷恋的空间。

  此时,我忽然顿悟,原来新闻人与作家所从事的事业虽有区别却无鸿沟。他们的共同使命都在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新闻人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把有价值的新闻告诉世人,以使大家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与信仰,都能够肩并肩,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维护美好、和平与正义;而作家们则努力以深刻的主题、真实的情感、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优美的文字,为人们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新闻人和作家们都需要真实,无论是生活的真实或是艺术的真实。他们也都需要虔诚,对事业的虔诚,对历史的虔诚,对民众的虔诚。

  我多年养成一个习惯,重要的书籍或文章多放在夜深人静时阅读。这个时间段脑子清醒,又无琐事干扰,忙活并烦躁了一天的心情彻底放松,最容易读进去。利用了长达两三个月夜晚的断断续续,总算把这部洋洋洒洒,长达近六十万字的《胭脂岭》读完。掩卷深思,居然感觉还算看出了一点门道。总的感觉是,其艺术特色不在其外,而藏其里。出于对文学的虔诚,对文友的敬重,遂不揣浅陋,简述于后:

  一是深刻的社会价值。

  小说《胭脂岭》展示的是渭北一个偏僻乡村胭脂岭在农村大变革前后所发生的故事。作者试图通过展现普通农民的人生际遇和生命形态,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真实而鲜活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正如作者所言,秉持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创作理念,用小人物、小事件来体现自己对人和人性的关注,用爱发现并捕捉小人物生活中的细节,用心体会并观察小人物命运的发展,从而达到对社会、生活、爱情、人性、道德、环境的一种体悟,对农村发展的深度思考。

  《胭脂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那个已经消逝于人们视野并且渐行渐远的年代。荒诞与正统、热情与困惑、苦难与希望、兴奋与阵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这个年代发生着激烈的冲撞,从而演绎出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颇为荒唐而在当时却顺理成章的精彩故事。

  也许很多国人还没有弄明白,几千年来,只有当下的农村才能称得上“巨变”。以前作家们笔下所谓的“巨变”,绝对变不过今天。其标志便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瓦解。昔日乡村文明框架内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在以人们始料未及的速度和方式迅速地发生着变化,甚至于在不知不觉间销声匿迹。留也留不住,挽也挽不回,而且失之无痕,永不再来。

  由此看来,当代作家很可能是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批亲历者。他们知道查田定产知道合作化知道人民公社,他们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土地承包制”,直至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历史便赋予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们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就是将昨天社会的形态、农村的实情、农民的境况记录下来,昭示后人。于是,印功的这部长篇小说便同时具有了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胭脂岭》不仅是一通时代变迁的记事碑,更像是一通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二是鲜明的人物性格。

  我一直这么认为,一部小说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否能够站得起、立得住,并且长久地“活”在读者心中。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

  ,如果作品中的人物能引起读者共鸣,能够长久地“活”在读者心中,那就足以证明这个作品能够比较深刻的反映出社会生活,并揭示出这个时代某些本质特征。当然,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又必须是个性化而非概念化的

  ,从出身经历到性格特征 ,从思维方式到言谈举止,必然属于生活中典型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在《胭脂岭》中出场露面的人物多达上百,其中重点人物亦有十数名之多,能够将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调遣自如,安排有度,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个中艰辛,恐怕只有印功本人体悟最深。

  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不是把社会问题汇集起来,把乡村人物罗列出来,加盐加醋加味精加膨大剂的那种;也不是把它置于放大镜甚至哈哈镜面前夸大或扭曲的那种。而是把他当年在农村摸爬滚打时亲身经历过或细心观察到的人物和故事,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展现出来。你看,他也看;他信,你也信。当他看到中国社会和农村生活不断地朝着希望朝着霞光一步一步迈进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故做高深之态,不突发惊人之语。而是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矿藏挖掘出来,提炼出来,呈现出来。他对自己笔下的各色人物情有独钟呵护有加,不判断不训斥不极力丑化不过份溢美不推下深渊亦不供奉香火。而是用情感去体贴,用虔诚去抚摸,用泪水去回应,用体温去焐热......这就李印功的方式。

  《胭脂岭》气势磅礴,场景广阔,人物众多,性格迥异,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起伏。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又都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小人物。有的勤劳质朴,却又稍显愚钝;有的精明能干,却失之于奸滑;有的泼辣有余,热心热肠,却处处碰壁,有的憨态可掬,老诚厚道,却常遭算计。无论是写张金柱、张金梁双胞胎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还是张金柱、孟建兆与廖英侠之间的爱情纠葛,无论是反对“农业学大寨”的“反标”疑案,还是光棍陈黑顺和寡妇刘翠花莫名其妙的“尿尿风波”,引出一个又一个人物,扯开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积淀相当深厚,另一方面也证明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光点,重视积累创作素材,具有较强的驾驭文学创作能力。这一点,与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和写碎戏近百部的独特经历绝对脱不了干系。冒昧地说一句,也许当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时,他压根儿没有写小说的梦想,也许当年在广播站、报社当新闻记者时,他依然没有写长篇的冲动,可是今天,他岂止想了,而且写了,书也出版了,在陕西文学界弄出了很大的响动。怎么解释?我看这就是蓄久发速,水到渠成!

  三是跌宕的故事情节。

  如果说,主题是小说的灵魂,那么故事情节的推进、典型性格的塑造无疑便是其血肉和骨骼。我始终认为,优秀小说的故事情节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生动曲折、跌宕起伏和引人入胜的特点。二是必须紧紧依托小说典型性格的塑造和主题意义的开掘,而不能游离其外。这就要求作者,不仅要把社会百态、人生苦乐、生命存在的方式和形态真实地、艺术地再现出来,而且要让读者想读、爱读,有读进去、读下去直至读完的兴趣。当今,在这个盛世重文、大众出书的年代,出版业空前繁荣,写书者争先恐后,也许稍不留神就有朋友给你送来厚厚一本子甚至几本子书。可是说句老实话,真正能吸引读者眼、牵住读者心,读得兴味盎然放不下手的作品实在是屈指可数。

  在对长篇小说《胭脂岭》进行反复阅读之后,一个大字忽然间闪现在我的脑际,那就是:偷。从偷牛、偷树、偷棉花,到偷情、偷心、偷汉子。一个偷字牵动着世态的悲欢离合,一个偷字展现出人生的苦辣酸甜,一个偷字揭示出特殊年代的激情与荒诞,一个偷字蕴藏着胭脂岭上的霞光和眼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印功堪称是讲故事的高手。读他写在小说中的故事,如同当面倾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说者娓娓道来,有板有眼;听者屏神静气,津津有味。无论是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之间的恩怨情仇,还是张金柱、孟建兆与廖英侠之间的爱情纠葛;无论是检查妇女偷棉花时,党西胜的网开一面与廖英侠的钭路杀出,还是三婶邀约党西胜吃搅团,而彼此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有惊无险;无论郭仲囤恶作剧打土枪吓得妇女尿裤子,却同时也吓了自己的婆娘,以及为了在饭馆免费喝上一碗面汤而不惜“打肿脸充胖子”要“燕窝”、“鱼翅”的荒唐举动,还是陈黑顺去焦芸香家担水茅,误认为樊兴龙不在家,是难得一遇的天赐良机,急不可待地爬炕钻被窝,却发现被窝中躺的人并非焦芸香而是樊兴龙之后的狼狈万状与羞愧难当,无不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意义的开掘密不可分。或令人啼笑皆非,或令人扼腕叹息,或令人切齿痛恨,或令人万般酸楚。大凡熟悉农村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些故事情节,有现实生活之基,无胡编乱造之痕,似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实在是作者的过人之处。

  四是质朴的语言风格。

  印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新闻语言的运用绝对是轻车熟路、娴熟自如 ,但小说创作用的是文学语言,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原料其实无二致,都来源于四千多个汉文字,这四千个字由你搭配、任你组合,于是便形成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对于好的文学语言,教科书上会有许多定义,大师们的解释也未必千篇一律。我认为好的文学语言便是有意思,有趣味,人爱听。专家说这叫做准确性、形象性和音乐性。老百姓们则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

  在长篇小说《胭脂岭》中,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新闻语言向文学语言的转变,这不能不叫人击节叫好,佩服有加。

  在众多的闪光点中,语言风格无疑是小说颇为炫目的亮点。印功的语言接地气,有个性,写人则形象逼真,叙事则生动传神。无论人物对话、细节描写、叙事铺陈、背景交代、环境烘托,都力求使用最质朴、最通俗、最浅显易懂、最生动传神的语言,从而传递出最深刻、最耐人品味的主题与情怀,使读者能从俗中读得出雅,从浅处领悟到深,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小说中的若干语言片断,共同领略一下作者妙趣横生、不同凡响的语言风格。

  比如,小说开头张金柱发现陈黑顺和寡妇刘翠花的所谓“尿尿流氓案”后的几句对话。陈黑顺不吃这一套,手搭在脖子上一拉,说:“头割了碗大个疤!”张金柱说:“陈黑顺,你走着瞧,我就不信,顺不了你的毛!”“不做个娃样子,你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陈黑顺突然转过身,撇过来一句:“当书记闲得没球事干了,连老子尿尿的事也管了!下回我想尿了,你给我划个专用场地,派几个民兵站岗放哨,三百米以外就让妇女绕路走!怪球事!”

  比如,朱成到药店购买治牛腹泻的药,白衣男子抬头看了一眼,故意让他伸过头来摸了一把,说:“我以为你发烧说胡话哩,你没发烧,你是个二球!”朱成说:“你咋随便骂人哩?”白衣男子说:“你给牛买药不去兽医站,跑到给人卖药的地方来了,寻着挨骂哩。”朱成尴尬地离开了柜台,说:“不行就说不行的话么,辱骂人干啥,一个卖药的,你以为你卖原子弹哩?”

  再比如,“精得能给蚂蚁换笼头”,“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寡妇如狼,光棍如虎,虎狼钻一个被窝了”,“队长的手就像是挖掘机的铲子,贪婪地挖起来”,“被窝是钻进长虫了,还是蹭上了蝎子”,“聋子不怕雷,瞎子不怕黑”,“不知道对我这老茄子有兴趣没有”,“有天大的窟窿就有地大的补丁”,等等,还有很多,可谓俯拾即是。

  这些朴实耐读,明白如话,甚至显得有点土气的文学语言,生动传神,妙趣横生,使人物个性愈加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李印功在关中方言和大众语汇的积累和使用上颇见动力。书中虽然使用了不少方言俚语,但多为关中方言,并不难懂,且时有解读,非但没有艰涩感觉,反而增强了地域特色、乡土韵味和人物个性。这一点,与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并在新闻工作以及后来的碎戏创作中注重学习、注重积累不无关系。也是长期以来重视文字修养,并善于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的必然结果。

  霞光映泪水,乡野吟史诗。李印功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智慧,历时三年,悄无声息,终于完成了这部被称为“渭北农村的壮丽史诗”的巨著,成功地收获了他的文学梦,也实现了他由记者、编剧到作家的“三级跳”。作为相交相知多年的文友,我深感惊喜,深表祝贺!

  既然李印功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有理由相信,这个善于制造悬念并创造惊喜的老弟,也许后面还有新的更大的动作和惊喜在等着我们。

  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李问圃,当代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三秦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原富平县文化馆馆长,副研究员。)

 

  李印功用小说讲故事的能手

  王琪玖

  李印功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胭脂岭》,是我近年来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是用我的故乡渭河北岸的农村人普遍使用的关中话写的,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温暖的特殊韵味,简洁,实在,幽默,传神,解馋!老舍曾经说过,好的小说语言要“嘎崩脆——开口就响”。李印功的小说语言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很有质感,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只闻其言,即知其行,只看其行,即知其人。印功写人,很少从肖像和神情描写上着手,人物形象粗看起来似乎不够鲜明、清晰,但是其人的精神品格、性格特征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怪怂”陈黑顺,“敢爱敢恨”的焦芸香,“政治人”张金柱,“惯偷”三婶等人,言如其人,声口毕肖。这种描写方法,看起来粗糙,如石匠造像,刀法硬,线条粗,但却气韵生动。这当然得益于印功的农村生活底子厚,看人眼睛“毒”。

  但是,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还不在这儿,而是故事讲得好,吸引人。印功讲故事的能力很强,很会编故事,很会讲故事,套用评论小说的行话来讲,就是小说的结构艺术和表达技巧有可圈可点、他人不及之处。这部小说写的是关中渭河北岸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近20年的风云变幻中,一群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农民,为吃,为穿,为生儿育女,为活得有些脸面而造就的百味人生。这部小说中所写的这段“历史场景”,四五十年代的人都经历过,但是如何返回“现场”,将其时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生命苦乐、人生悲欢,真实地、生动地、艺术地再现出来,而且要让读者喜欢读,乐意读,读得丢不开手,却是要有“讲故事”(关中人称之为“说古经”)的大本事的。现在是大众写作时代,写长篇的人很多,据说全国一年要出版四五千部,但是就我看过的诸多长篇小说而言,会讲故事的人不是很多,能把读者的眼球吸在书上,把读者的心牵在书上,让读者不知饥渴地读下去的长篇小说还真不多。但是,印功做到了。我是用了一整天和多半个夜晚,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一口气读完的,不由得佩服印功讲故事的娴熟和老道,尤其是小说的结构艺术和许多人物故事,以及生活场景的再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先说小说的结构艺术。这部小说是从胭脂岭大队出现反对农业学大寨“反标”起笔的,由“反标”引出小说的主要人物张金柱;由张金柱主张开批判会,引出两个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陈黑顺和张金梁;由批判会前陈黑顺引发的“尿尿风波”,引出一系列禀赋各异、亦正亦邪的人物;由荒诞的批判会,引出张金柱的弟弟张金梁;由张金梁在集市上买卖牲口,到牵着一头牛回来,由牛的饲养问题,引出一个又一个人物,一个又一个故事,形成一种“链状结构”,把各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等,都穿在一条有着一丝诡异神秘的线上。这条线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牛的生、牛的死、牛的得、牛的失,紧紧地绑在一起,整部小说,以牛始,以牛终,以“牛事”为线,串起各个故事,让人读起来真有点不读完难以丢手的眷恋之情。此外,一些章节的起承,叙事线索的伏设,人物故事结局也都有常人不及之处,比如小说上篇中对三婶偷棉花的经历和其丈夫朱成“偷树”的描写,以及朱成偷牛皮引起饲养员郑宽被冤一事,都为下篇诸多人物的命运设伏埋线,可谓高招。

  又如,小说中有一段写张金柱、张金梁的父亲张积育病重,看似闲笔,实有深意。因为无张积育病重,就没有张金柱的姑姑张倩凤急着要给张金柱娶妻之事;无张倩凤筹划给张金柱娶妻之事,即引不出大队妇联主任廖英侠与张金柱之事;无张金柱与廖英侠之事,即无下篇诸多人物爱恨情仇故事。因一老人之病,牵起诸多人物命运悲欢,依次徐徐写开去,既独立成节,又互相交错,使得小说故事如细浪推舟,波涌舟行,真可谓“闲笔不闲”。

  此类看似琐细不足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顺水推舟”式的写法,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由参加以整人为实的学习班引出新的人物朱成,展现了朱成的昔日作为,人物心性、品格,使下篇中朱成的诸多出人意料的活动有了铺垫。写朱成自然就会写到朱成的老婆三婶,写也不写其如何设谋算计救朱成,只写三婶放羊,在地里碰见了从坟地回来的张金柱的父亲张积育,将其大骂一通,出了张金柱把朱成弄进学习班的气。张积育在挨骂中,知道了张金柱不光把朱成弄进了学习班,还把他同胞兄弟张金梁弄进了学习班。本来就病怏怏的张积育脑子因同胞兄弟相残而受了刺激,因而一病不起,这才有了张金柱的姑姑下跪求张金柱放了张金梁,朱成也跟着被放出来的事。因为果,果为因,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再比如,廖英侠病了,张金柱不知就里上门看望,这一段最为关键,下篇矛盾的发展均与此有关。张金柱和廖英侠在大队办公室干完了“那事”之后,突然听见旁边的柜子里有响动,发现柜子里竟然钻着超生妇女冯小兰。柜子是大队计划生育突击队从冯小兰家抬来的,抬的人根本不知道柜子里有人。而正是因为张金柱与廖英侠有此一段隐私,且被冯小兰无意“撞破”,这才成了下篇冯小兰等人要挟张金梁,以及廖英侠之死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冲突的“死结”,这样的伏线设计,很有心计,很见功力。

  我始终认为,一部小说,不管是谁写的,不管其主题多么宏大或深远,也不管得过什么奖,如果让人读不下去,或者读起来很困难,那作为小说,就是失败的。因为小说,就其本源而言,就是“讲史人”的“话本”,就是文人所写的“拟话本”。中国文化里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梁启超也将小说看作“新国民”的工具,但是,如果这个“文”,这个小说,都没有人愿意看,不喜欢看,看不懂,看不下去,那你的那个“道”,那个“新”,又如何能传播得开去?《胭脂岭》是印功的处女作,就其“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文学功能而言,似乎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他能把故事讲好,写得吸引人,人爱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件有益于文化传播的大好事!

  除了结构艺术,这部小说的可圈可点之处还在于对生活场景的生动再现。比如,胭脂岭大队在饲养室给“怪怂”社员陈黑顺开批判会,作者对饲养室进行的一大段描写就写得很好。牛圈里的倒筋卧项的瘦牛,吸能把人熏死的旱烟的老汉,羞涩尴尬的纳鞋垫的姑娘,干部的剑拔弩张,社员的满腹牢骚,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的针锋相对,以及会场怪诞而又真实的气氛等,写得真切,紧中有松,散中有聚,节奏张弛有度,地域风情、生活习俗、人情诡谲、场景实况都有了。如此还原历史生活“现场”,不但真实,而且真切,使读者有恍若如临其境之阅读快感。

  又如,在描写高位截瘫的社员樊兴龙和媳妇焦芸香的关系时,把焦芸香实际上是“有男人的寡妇”的现实状态叙述得很到位。丽质难自弃,本能难自抑,现实难自拔,如此辗转交缠,使读者能够理解后来为何焦芸香能和自己并不是很“对眼”的光棍陈黑顺有了暧昧,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新人物、新故事,把樊兴龙生之不易,活人之难,尤其是焦芸香做女人之难,写得既浅显直白又细致委婉。此为古典小说“直陈其事”与“娓娓道来”的写作技法,作者会借鉴,并加以创新继承,写活了人物,讲好了故事。

  又如,写陈黑顺“因祸得福”担水茅,先不写他去心仪已久的焦芸香家,而去因在村外看见他尿尿与他起了争端的寡妇刘翠花家,其中写陈黑顺在刘翠花家厕所里的种种所见,以及种种心态,委婉真实。最出彩处是陈黑顺当众出丑,实为后面陈黑顺与焦芸香、刘翠花间发生的诸多故事之预演、预设也。此中种种妙处,相信读者读此处,都会会心一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无风起浪”式的写作技法,让读者颇觉新奇,读来饶有兴味。比如,写队长董双奇无事生非,由无缘猜他人偷牛,竟诈出真偷杀牛之事;由饲养员偷杀牛,留牛皮,引出偷牛皮之事;由偷牛皮之事,引出诸多故事。此处描写虽平实,实为一大关键处。接着揭出谜底,又引出张金梁卖牛肉的事。一头牛竟然引出这么多事,真可称为“牛事”!

  又如,写张金柱去姑姑家看父亲一段,写到张金柱在路上看见两个男娃在路旁为树上的软枣打起了架,挡住了他的去路,他骑自行车摔倒了,摔伤了脚。这两个娃打架一截设计得好,这两个娃娃打架,打出了后来一连串的黏牙事,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无两个娃娃为争拾软枣打架,就不会有摔伤了脚之事;无张金柱去卫生院看崴了的脚腕子之事,自然不会碰见在卫生院给父亲看病的姑姑和张金梁;无张金柱因忘了带钱、用张金梁卖牛肉的钱买药之事,也就无张金柱挨打之事;无张金柱挨打之事,即无张金梁上大队学习班之事,也无卖牛肉钱去向之事,也无父亲张积育病急、姑姑气急之事。此一连串事,皆由两个娃娃争枣打架而起,以小情节推动了大情节的发展,就情节设计而言,实是一大妙招。

  又如,本要写张金梁上学习班之事,却宕开一笔,写陈黑顺担水茅,这对关心张金梁命运的读者而言,是吊足了胃口,使其急切地想往下看。就小说叙事而言,是松紧适度,让读者暂时从关注张金梁的紧张心情中跳出,欣赏另一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在人物描写方面,虽然印功不是很刻意追求形神一体,但对小说中某些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描写得还是很到位,其中不乏精彩处。比如,陈黑顺去焦芸香家担水茅,以为樊兴龙不在家、被窝里躺的是焦芸香,他放下水茅担,猴急地爬上炕就要干“那事”,结果发现被窝里躺的是樊兴龙。樊兴龙羞愧万分,一把把陈黑顺推下炕,陈黑顺尴尬至极,仓皇逃窜。樊兴龙知道了是焦芸香和陈黑顺约好的,但自己因病睡觉误了俩人的“好事”。被陈黑顺“强奸未遂”、险些戴了绿帽子的樊兴龙委曲求全,眼泪往肚里流,不敢做声。焦芸香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她像是没有看见坐在门口碌碡上的樊兴龙一样进了门,樊兴龙靠拐子的支撑站起,尾随焦芸香进了门。此段人物心理、行为、动作描写非常到位,不但生动传神,把人世间最不堪之情事,以冷幽默式的方式呈现出来,“此时无声胜有声”,让读者在“贫穷”这个美好人性屠夫的凶残一笑中,感受到那个时代普通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凉与哀痛。

  最后,我想说的是,印功是搞新闻出身,是新闻行里的行家里手,也写过近百部播出过的《百家碎戏》,在这部小说中,百家碎戏和新闻报导式的印迹时有所见,在有些章节中,印功会不自觉地自己跑到“现场”来,发发议论,或者解说一下。这些,虽然不免有点“画蛇添足”,但这也许是在“茄子地里摘豆角”的跨行者所不可避免的吧。此外,似乎对故事的意蕴的提炼升华还“欠火候”。但我相信,不管是同行还是读者,对这部小说都是会遗憾并喜欢着的;印功的下一部长篇一定会比这一部艺术上更成熟,一定会给读者讲一个更精彩更生动更有意味的好故事的。

  ——我也如此期盼并真诚祝愿着的。

  (王琪玖,当代作家,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历史文化顾问。)

 

王建立父子同读同评《胭脂岭》

 

  父亲读《胭脂岭》

  王建立

  父亲是一个只读过冬学的农村耄耋老人,每年都在西安居住半年以上的时日。他不会打牌下棋,消遣唯有看电视和阅读。他的阅读,主要是我书架上的名人传记和报刊,其余就是街头收集的养生宣传单和小区里张贴的各种告示、广告。他见我读《胭脂岭》,便偶尔翻阅了后记,说:李印功写过这么多碎戏?可惜以前只看正剧,没有关心导演、编剧这些演职员;表情真挚,似乎很对不起李印功先生这样的人。末了,问他能不能也读一下小说。我说能,就像我经常说的,书架上的书你随便看。父亲有点怯懦的样子说,我看你很爱惜这书。我说那是当然,这是作家本人亲自签名赠送的,于我是第一次。

  见父亲读《胭脂岭》很认真,不像平时只为打发时间的阅读,我便和他交流阅读感受,他说,还没有读完,不能乱讲。但那些天,饭桌还是以《胭脂岭》为主要话题,除了讲书里的故事以及生活中相类似的见闻,父亲夹杂了对《胭脂岭》和李印功先生的零碎评论;说李印功很会讲故事,说《胭脂岭》的语言很亲切生动。

  昨天,父亲读完了《胭脂岭》,正襟危坐,仿佛接受记者采访,要谈一下阅读感受。他说自己总体阅读的感受:李印功先生真实再现了七十年代末动荡的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困境,特别展现了那个时代法制不建全、陋习旧俗抬头、政治运动众多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乡下农村人的闭塞、落后和贫穷破败,抨击了农民的的愚昧、麻木等精神痼疾,入木三分。这是李印功先生熟悉农村的缘故。杂七杂八,说了很多;大多是肯定和赞扬的话,因为不及专业评论深刻和条理,不能录叙原话。作为学文和爱好写作的人,我当然希望从中提炼一些有用的东西,于是有意识引导父亲回答一些我关心的问题。我问父亲对《胭脂岭》里哪个人物印象最深。出于我意料,不是张金柱、张金梁,也不是陈黑顺、“球咬腿”,而是老支书张宽升。他以为这个人物很真实,是农村真正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张宽升身上有很大缺陷,有得过且过的懦弱、有稀泥抹光墙的无原则,但他有比较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能上能下、甘当人梯的宽大胸襟,有公而忘私的优良品质;父亲每说一点,都要举例说明,令我印象深刻。对于张金柱,父亲肯定了这样的人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但觉得有点简单化,像戏剧里的角色;张金梁也不丰满,他好像是作家转述的人物,不真切。他特别举例说,就像那个后来当了村长的小伙,贼娃子朱成的儿子,怎么就当了村长?他做了什么工作?读者印象里,他就是跟着张金梁跑腿,没有施政主张、没有做事能力。关键还是李印功先生对改革开放的农村可能不熟悉,或者说不深入。张金梁和那个姓朱的村长,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美丽乡村工程,农业产业化。进而,父亲说,《胭脂岭》没有写出改革开放对农民的冲击;比如,包产到户以后人们的劳动热情和所得的实惠。电视剧《老农民》值得借鉴。扶贫、美丽乡村都体现不够。所以,虽然张金梁做了很多,也有他自己的特色,比如签订外出协议、帮助留守老人和孩子、引进石子厂、整修村子和道路,但不能整体体现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时代精神,就显得他是一个修补型的工匠而不是一个村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最后父亲仿佛害怕我曲解了他的意思,强调说:《胭脂岭》中人物多、矛盾多、故事多,深为印功先生编织故事、刻画人物的能力所折服。

  父亲不是评论家,对小说很门外,分析人物当然不得要领。我像答记者问一样,抛出一个问题:有人说,小说中涉及人物太多,而且有性格、人品类似或者相似的人,比如光棍儿陈黑顺,贼娃子朱成,二流子邓财庄这三个人,应该合并到一个人身上,你怎么看?

  父亲答:小说是艺术,我不懂,不敢乱说。但是,农村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性格、人品相似或者相近的人组成的。再说,这几个人是有差别或者差别较大的人。贼娃子朱成是有点毛病的农民,本质上不是无可救药的,他的善良本来就没有完全泯灭,他对傻妹妹的感情、偷窃后的负罪感等等都能看出来;他最后的转变,也说明了他本身品质不坏。这个人物,也表现偷窃有逼上梁山的外在原因,缓解了张金梁曾经偷牛皮那事对人物形象的伤害。陈黑顺是农民里边比较流氓无赖的,本质上还是农民,虽然人品比一般人差,甚至比朱成差,但不能和邓财庄同日而语。陈黑顺是《胭脂岭》最出彩的人物,有点像戏剧舞台上丑角。他的确是个光棍,不仅是单身的意思,主要是流氓无赖的意思。他撒尿时和寡妇刘翠花的纠缠,开批斗会对张金柱的反戈一击,为勾引有夫之妇而练习担水茅,精彩而真实,甚至有点可爱。至于二流子邓财庄,那是人渣。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二流子或者流氓行为,而是赤裸裸的犯罪!这一点我佩服李印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坏蛋,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同时,我觉得恶人邓财庄、党西胜和董双奇等人,每每得逞,贯穿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令人遗憾的。农村法制不健全,但法制应该得到重建。

  提到党西胜和董双奇,我问父亲:这两个人是否应该合二为一?

  父亲答:我不知道李印功怎么考虑的,但我觉得现在这种安排就很好。狼狈为奸,说的是有狼、有狈才可能一起合伙干坏事。你看那些孩子,一个干坏事的少,结伙在一起胆子就大了很多。再说,他俩也不是孪生兄弟,各有各的阴险狡诈。同时,两个坏人之间也有矛盾;有矛盾,才有故事。总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胭脂岭》中,作者精心刻画了一系列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有农民式的勤劳和狡黠,有守旧的观念和有勇于开拓的进取意识,又有贪婪好色、荒淫放纵的人性卑劣。这些人物在胭脂岭村繁衍生息,让我嗅到了泥土混合着牛粪的香味。在正与邪、旧与新的时代命运冲突下,形成了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的人性伦理道德,使人能触摸到关中乡土世界纯朴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交织的复杂生存方式,这寄托了作家复杂又深厚的爱憎情感和政治、道德标准。

  关于语言,我问父亲有什么感想。

  父亲回答:我做为关中农民,觉得《胭脂岭》地道的关中方言,是我熟悉的,所以读来亲切有加。许多的俚语,歇后语,运用娴熟,十分贴近人物形象,这一点尤为精彩。作品的特色就在于语言,语言生动了就吸引读者。例如书中的用词,砸洋炮、躲奸耍滑、戳弄是非;用句,干吃枣还嫌核大,石狮子挂红胡成精,下巴底下支砖等等。这些都是关中人所熟知的,所以说语言方面实在是令人折服,增彩十分。但我也有一个担心:域外读者难免有读不懂的句子,而括号里的解释过多影响阅读的完整性。方言、口语是双刃剑。

  我问父亲还有什么补充。他说:李印功写了那么多碎戏剧本,这个长篇小说好像是若干有联系的碎戏连缀在一起的。一集一集看很过瘾,连起来看没有《老农民》那种连续剧的浑然一体。

  父亲是农民,文学素养有限;我印象他的文字,那是我上小学时,他曾经给我起草过一个“批林批孔”演讲稿,五百字左右,我一直认为他是从报纸上抄的,只记得第一句是“孔丘,孔老二”和其中引用的两句诗“金猴飞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他没有给我写过信,我在外读书或者工作时和家里通信,都是弟弟们代写回信的。父亲怕他的文笔给我带来尴尬。但他对《胭脂岭》的评论令我诧异;这也许跟他曾经当过三十多年农村基层干部的经历有关。通过父亲读《胭脂岭》,我似乎有点明白了白居易把自己的诗读给村妇听的道理了。我一直没有给父亲看过我小说,现在更不敢叫他看了;如果有一天我敢给他看我是小说时,也许我才算成功吧。

  如此说来,《胭脂岭》是成功的,李印功是成功的。

 

  翻越《胭脂岭》

  王建立

  在群里看到要开展长篇小说《胭脂岭》评论活动,心血来潮跟并不熟悉的李印功先生索书。信息发出,立即就后悔了;于是补充消息说,红包支付书款。李老师坚拒,最后竟然说等我出书了送他一本“交换”;没有退路,只能一读。说实话,很多年不读纸质书了;似乎还是《白鹿原》出版时通读过一次,以后的纸质书都只能用“翻阅”来形容。今天自己没事找事,自找苦吃;但对付这种自费出版物,要说一堆好话,那是极其容易的。把名家的推荐语、书前的序言、书后的后记,摘抄一些塞责未尝不可。拆开快递包装,厚厚一本,三十四点五印张,五百九十一千字。头顿时又大了一圈;答应别人要读的,虽然没有人监督,还是要信守诺言的。

  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戴着眼镜,一页读不完就头昏脑胀。预计要读一旬以上的时间。果然,读前二十页的时候,每一页就要卸掉眼镜休息,并且头昏脑涨;不是小说本身的问题,是戴眼镜看书的不习惯。强忍着,坚持阅读;不是责任,是因为小说本身很吸引人。下午两点开始,到十点上床时竟然读了近一百页。带着书和眼镜上床,脱了衣服又读了几页,凑够百页却没有掩卷睡觉,而是读一节又一节。早晨醒来,接着读书。这是破例的。平时睡醒的第一件事是刷朋友圈,而今天竟然没有带手机上床。躺在被窝里读书,一直读到要吃早饭,还没有起床的意思。老婆发飙:“吃饭三请四请还不上桌!”连忙起来,胡乱洗了脸,匆忙吃了饭。打开电脑,却不能集中精力写作。每天睁开眼睛,刷完朋友圈便躺着构思当天的小说情节、细节,形成腹稿,起床后码成文字;今天一直读书,没有腹稿,加之那本没有读完的《胭脂岭》在旁引诱,实在无法顺畅写作。一小时后,只能放弃写作,专心读书。连续两天,终于读完了;虽然不是一口气,也不是废寝忘食,但的确心无旁骛地读完《胭脂岭》。

  读后感颇多。首先是作者善于讲故事。无风起浪的本事了得。故事就是从一泡尿开始,戏剧化地引出人物,点明了故事的环境和背景。这种信手拈来的本领,贯穿小说的始终,不仅故事性强、引人入胜,而且增加了真实性和可信性。其次,真实摹写了农村、农民。这种真实是深入骨髓的。无论事件、人物,都极具可信性和深刻性。第三,语言灵动,极具关中方言的魅力。比如“铁锅把馍烙着了怪铝锅的啥事”、“你是你妈在醋房里生的,一说话就带酸味”。第四,场面描写很有功力,比如第一次批判会,纷杂而不混乱,寥寥数语,画面感很强。第五,人物众多,各具特点。总之,小说是成功的。达到了以小见大的写作目的。是较有品质的小说,为读者打开了关中某山村的一扇轩窗,再现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历史洪流中的几朵浪花。之所以这样定位,是我觉得,小说没有展开全景式描写。这无关于优缺点,这是《胭脂岭》的写作特点。如果硬要挑一点刺,我觉得主要是作品的旋律比较低沉,色彩比较暗淡。毋庸置疑,生活就是如此;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生活到文学,还有一个提炼和升华的过程。李印功先生提炼生活的能力在《胭脂岭》里有充分的展现,但升华似乎还有空间。毕竟,小说还有一个“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文学功能。基于此,把原拟的题目是《攀登“胭脂岭”》改成《翻越“胭脂岭”》和李印功先生共勉。

  粗读一遍,本不该急于评判;因为难免偏颇。那沉淀一段时间,再细读《胭脂岭》,然后再写评论,也许才能中肯而全面吧

  (王建立,曾用笔名:虎啸雄关、塞上孤杨、祁连雪、塞上秋等。爱好文学,读写不辍,有习作长篇小说《白林湖》、《如梦令》等。)

        

  《胭脂岭》是一道岭

  杭盖

  印功兄就咥了个冷怂活,忽然间得意忘形,忽视了对话的地方。这里的文章是让九州之人传阅的,使用太多秦地方言,让他人如何知之?

  “咥了个冷怂活”,在此使用了两个秦地方言。其一,咥,原意为吃或者做。这里属专指——做;其二,冷怂活,这里专指做了一件大事。言下之意是印功兄做了一件大事。可他却没有嚣张忘形,甚至连一句硬气的话都没有。频阳人自古有说软话做大事的传统。比如,王翦敢率秦军灭华夏六国,却从不说一句硬话。这和人家蒲城——奉先人王鼎相比就逊色许多,你瞧人家王鼎铁骨铮铮,敢横死给大清皇帝看,王翦敢么?不敢,连一句硬话都没有。

  可不敢说硬话的王翦却是大秦的一座山,一座让六国难以逾越的高山。

  一部史诗般的《胭脂岭》惊艳问世,不敢说在八百里秦川隆起了一座山峰,那起码也是一道岭:一道黄土岭。

  现在,这部称作岭的作品《胭脂岭》就放在我的书案之上,与《受戒》《春尽江南》《黑骏马》《平凡的世界》《边城》《蒙古往事》《一个人的村庄》《慢读秋雨》《静静的顿河》等名著摆放在一起。当然,我的书架上还有契科夫、孙皓晖、红柯、易中天的书,不过这些人的书各自占据的是整个一层的位置。《契科夫作品全集》《托尔斯泰作品系列》《鲁迅选集》《红柯作品系列》《孙皓晖作品系列》《李娟散文系列》……

  对于,《胭脂岭》我不想多说什么,读者自有鉴赏能力,我又何必鼓噪多言?

  我只说杭盖读了《胭脂岭》的第一反映是觉得应在《大写昆仑》文学微信平台将其连载刊发,就于著名评论家、平台主编林焕琴老师交换意见,没想到一拍即合,《胭脂岭》的完整版就呈现在《大写昆仑》上,与天南海北的读者见面。《大写昆仑》的受众并不是很多,可涵盖的范围极广,从长城内外,到南疆南北。从冰城哈尔冰,到九州夏都南宁;从国际一流的经济圣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历史名城酒泉,甚至远及极乐西天的回疆迪化。

  蒙元大都、天可汗之长安、番邦加拿大之魁北克、蛮夷新西兰之奥克兰……都有傲视四野八荒的《大写昆仑》留下的足迹。

  杭盖欣赏《胭脂岭》是有缘由的,它没有帕格尼尼的炫技式的、学院派的、苍白的文学技巧卖弄;更没有因功力不够的青涩文学青年的注水式的黏黏糊糊、日日戳戳的烂情故事的无聊填充——因为,不论是哪一种文学形式,都是作者缺乏生活积累的无奈。一句话:如广东人做爱,怂少花样多。

  有朋友说,《胭脂岭》有故事,很热闹,耐看。一定会有广泛的读者群。对此,我并不认同。我阅读书籍、写文章从来不去关注是否畅销或者网络点击率之类的问题,难道点击率高就一定代表是好东西么?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武经七书》《耶路撒冷三千年》《伊朗现代化历程》《文化的变异》《土尔扈特部落史》……绝不会畅销。

  倘若依畅销或者点击率为评判标准,那《红楼梦》一定会败在穿三点式热舞的麦当娜的短裙之下。对此,渭南青年女诗人赵红娟说到点子上了,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只要能有一个人看懂,那都是值得的。事实上有些经典作品,初期问世时,经常会出现冷遇的尴尬局面,比如《百年孤独》。更甚者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初,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出版这部名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在自己的故乡也不是受到冷遇么?一部《大秦帝国》却竟然让豫州河南人赚足了银子。

  我说《胭脂岭》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那是有根据的。满足经典“史诗”二字是有条件的,其一,有宏阔、深远、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二,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其三,反映的是某个族群或者部落以及世俗家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全景式、大跨度的市井生活或者恩怨情仇。比如,钱钟书的《围城》不论它如何经典,却不能录入史诗的范畴。

  《胭脂岭》描述的是国家改革开放前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夹缝中的农村的市井百态与恩怨情仇,是中国社会从阶级斗争时代向市场竞争时代转型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仅此一点就当为作品点赞——说明作者拥有敏锐的文学视觉,《胭脂岭》是一部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的社情民意世俗市井也是理性的。改革前三十年的困惑和改革后三十年的迷茫,在哲学本质是相属于同质问题。前三十年因为贫困而困惑,后三十年因为环境恶化:人文的、自然的,传统的行为准则及其道德失范与沉沦,都跃然纸上:这才是《胭脂岭》最有价值的文学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后,把民族的文化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就是充分认识到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累积。社会构架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型过渡,必然会有一些潜伏的严峻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认识到重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谈文化重建,首先得确立坐标原点,《胭脂岭》正好起到了一个寻找、确立坐标原点的作用。

  仅此一点,就当确立《胭脂岭》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当然,印功兄是第一次涉足长篇小说,特别是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存在几处软肋是肯定的:人物众多是初次涉猎长篇小说最容易犯的毛病,反映出作者对重大题材把控不力的弱点或者不足。也是当前中国作家广泛存在的一个通病。作品的人物多了,主要角色以及性格、个性以及故事的刻画、展开必然会受到挤占、削弱,也是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之间存在差距的具体表现。

  然,不论怎么说,《胭脂岭》都是一道岭:岭者,山也。

  渭南有秦岭支撑,有秦人的底气:说软话,却敢弄大事。近期读到的几部类似的史诗性作品有谢天祥的《半阁城》、严步青的《龙尾堡》均属大手笔之力作。忽然间,在秦东冒出几处文学之岭,当为赞、为贺、为喜……

    (杭盖,男,供职于某国有大企业。曾在《民族文学》、《新文学研究》、《西部作家》、《陕西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小说以及文学评论等。其中,《渭北轶事》曾获中国短篇小说学会举办的“文华杯”二等奖。为创作卫拉特蒙古人、西伯利亚鞑靼蒙古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等抗击沙俄入侵的历史故事,坚持研习蒙古民族史、卫拉特蒙古史、中亚诸国民族史以及相关历史资料,已约二十年之久。是当代少数站在文化人类学视觉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

  《胭脂岭》里景如画

  闫忠录

  我和作家李印功的相识,既是偶然又是缘分。

  我创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事,在我所住的太白小区好多熟人都知道。一天下午,在小区便利店的门口,店主老刘和我聊了起来。老刘说,闫哥,你写小说哩,我给你介绍一个写小说的朋友。我说好呀。老刘说,咱小区对面豪盛时代小区住的李印功写的长篇小说《胭脂岭》已经出版了,记者采访李印功的事已经上了《华商报》。我一听甚是高兴,说那好呀。我的话音刚落,老刘指着从北门走过来的一个人说,哎呀,说曹操曹操到,老李来了。说话间,李印功走到了便利店的门口。李印功满头白发,精气神很好。老刘一介绍,我就和李印功搭上了话。老李先入为主,问我创作《兄弟》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点头,客气地说,《兄弟》的题材很好,构思也不错,写好了读者肯定喜欢。我一个正在爬坡的文学爱好者,得到作家的肯定,心里一时有些受宠若惊。我说渴望拜读《胭脂岭》,老李说马上要增印,增印了就送你一本,咱们互相学习。不久,我就有了一本李印功签名的《胭脂岭》。呀,沉甸甸的,近六十万字的大部头,年过花甲的人,玩这大的家伙,我对李印功肃然起敬。

  接下来,看《胭脂岭》就成了一段时间我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个时候的我,既是一个《胭脂岭》的读者,又是一个《兄弟》的创作者。除过一般读者看书看热闹外,我还想看点门道,向李印功学习写作技巧。一打开书,震撼的感觉随之而生,一直到看完,常促使我不住地掩卷而思。

  《胭脂岭》抛弃大开大合的全景式的传统式写法,采取开口小挖掘深的写作手法,把着眼点放在特定环境中普通农民的身上,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家长里短。没有高大全振臂一呼的人物,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刀枪不入的典型,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与“那一个”。张金柱、张金梁、张宽升、廖英侠、孟建兆、朱成、邓财庄……一个个栩栩如生。写农民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的粮丰树茂、开心大笑,也写农民在风雨如磐的荒诞日子里的痛苦和无奈,反映农民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的息息相关,农民渴望过上好日子的迫切心情。写好人,也写坏人,写好事,也写坏事,写好人咋样变成坏人以及好事和坏事之间如何演变。告诉人们,改造一个人其实很难,改造一个地方更难(包括改造胭脂岭)。对党组织忠心耿耿、嫉恶如仇的党支部书记张金柱的命运令人深思诘问,张金柱的双胞胎弟弟、日鬼捣棒槌的张金梁的蜕变成蝶让读者感到欣慰。一胎所生的兄弟俩,命运差别何其之大?原因在社会?还是在自己?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问题不在于作家写什么,也不在于怎样写,在于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向社会揭示了什么。让农民看了,感觉书中的人物就在他们中间甚或就是他们自己。摒弃说教,把夸夸其谈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说教艺术化成活生生的文学形象,“吃肉不见肉”,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在这一点上,我佩服了李印功。

  我佩服李印功的,还有他发现生活提炼生活挖掘和运用生活细节的能力。《胭脂岭》中那么多的人物,之所以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光因为有了一环套一环悬念迭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有支撑故事的情节和细节,尤其是精彩的细节。老汉在太阳下翻裤腰捉虱子、陈黑顺穿孝衣担水茅、韩结实给乔玲出猪圈、张金柱办公桌斗里的臭鸡蛋、刘翠花和张金梁吃饭时的打情骂俏、樊兴龙在炕上喝敌敌畏、廖英侠冒雨跳崖……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彩的细节,才充分表现出了张宽升的睿智、刘翠花的游离、韩结实的厚道、朱成的心计、王腊的泼辣、三婶的憨态、乔玲的精明、“球咬腿”的奸诈、惠军的倔强、林虎的沧桑以及下台干部党西胜、董双奇的兴风作浪、邓财庄、陈黑顺“怪怂”的胡作非为。有骨头使人物刚强,有血有肉使人物丰满,在《胭脂岭》里,细节的运用值得称道一赞。

  要说《胭脂岭》的特点,就不能不说李印功的文学语言。名家都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可要实践起来真是一个难呀。我在创作《兄弟》的过程中就深有体会。纵观李印功的语言,我感觉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鲜活灵动,二是平实有味,三是方言土语运用的恰到好处。说句实话,现在写书的人辛苦,看书的人也辛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语言枯燥无味(当然首先要内容好),谁看?语言给《胭脂岭》增了分,是不争的事实。

  《胭脂岭》面市以后广获好评,李印功没有陶醉在赞誉声中,他把精力投入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的修改润色和出版的事中去了。在此同时,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即成人之美的事。因他的《胭脂岭》引发的文学陕军的富平现象,被《新西部》杂志报道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我所知,李印功做了大量的联络推介工作。看看李印功的微信内容,就明白了。我的《兄弟》在出版过程中遇到了一点困难,李印功不厌其烦的给我出主意,帮我度过了难关,顺利出版。我两个就成了朋友。他在第一时间里,看完了《兄弟》后,还主动约我谈了读后感,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读者对《兄弟》的良好反响,传播了国家图书馆收藏《兄弟》的信息,我心存感激。有一次,我给李印功说,像你这样热心文友的事,如今在社会上少见。李印功深有感慨的说,我得到过陕籍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和陕西作协莫伸、朱鸿副主席,王琪玖、忤埂教授、《新西部》杂志杨旭民总编、陕西省社科院王长寿处长的热情帮助,我知道这些帮助,对一个底层作家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听了为之动容,为书,为人。

  (闫忠录,长武县亭口镇亭北村人,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现居西安。1969年入伍,历任商洛军分区独立连战士、班长、会计。1978年转业卫光电工厂工作。一生酷爱文学和喜剧,书不离手,坚持笔耕,退休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成功塑造了周文宝和周志坚兄弟两个从小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奋斗一生的动人故事,传递了人间真情。受到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关注,在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读者好评如潮。)

  《胭脂岭》:变革大时代下农民的命运沉浮

  韩红艳

  陕西文坛历来以“乡土文学”著称,李印功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秉承了这一乡土文学的传统。它描写了陕西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近30年的历史变迁,讲述了农民在变革大潮中个人命运的沉浮,阐释了当代农民生活的困境与出路,书写了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境况,兼有历史纪实的风范。

  小说《胭脂岭》有以下三个亮点:

  第一,《胭脂岭》最成功的地方,是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态度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因而把农村琐碎的故事书写的曲折生动,尤其是诸多细节上的拿捏非常到位。作者站在农民的视角而非精英知识分子的角度,细致逼真地描写了农村30年间发生的故事:关中农村在极左时期经历的荒诞故事,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坎坷进程,农民集体进城务工的心酸,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这一巨大的变化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被作者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此,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农村不再是田园风光的宁静呈现,不再都是淳朴善良的人性描写,而是聚焦于生存的艰难与奋斗、琐粹的家长里短以及鸡鸣狗盗之事的日常生活呈现。通读全文,可以看到作者不注重对场面和景物的描写,不注重对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而是以完整的故事、生动的情节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见长。他写极左时期亲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写农村男女之间的情事,写进城打工的不易,写留守妇女儿童的辛苦,写出了农村发展的不易,写出了农民生存的艰难,叩问了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引人感慨和深思。没有农村生活的人是无法写出这么丰富的生活体验的。这和作者的经历息息相关,他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做过大队支部书记,熟谙农村之事,懂得农民之情。后来他成为富平县广播站记者、《富平报》副总编、《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本身就是乡土社会的一份子,对此有自己的生活体悟和深刻的思考。他说自己写小说的时候,这些故事不由自主地萦绕在脑中,如在眼前。因而,他的成功在于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现实生活,并且对陕西地域文化特征的描写准确到位。

  第二,小说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作者以淳朴自然、活色生香的语言风格书写乡土社会,富有大众化特色,且富有幽默感,非常符合农民的生活经验。这种艺术审美效果的出现,离不开大量地吸收了民间口头语言鲜活生动的秉性。虽然作品中人物众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个性。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作者注重从人物自身的言谈举止去刻画人物:双胞胎哥哥张金柱刻板的政治异化生活,他被逼疯的生活经历以及最后死亡,让人感到可憎和可怜;廖英侠作为村中的女干部,身世凄苦,纠缠在三个男人之中,陷入人生的迷失,最终跳崖给“娃娃亲”的丈夫林民配“阴婚”,显得悲情可叹;双胞胎弟弟张金梁穷则思变,在极左路线时期搞“投机倒把”,显示着“胆大妄为”的性格。他照顾生病的父亲和哥哥,在改革后带领村民致富,宅心仁厚又锐意进取;陈黑顺和焦芸香之间的偷情与结合,导致了焦芸香瘫痪丈夫樊兴龙的自杀,读者看到了陈黑顺的胡作非为,焦芸香的敢爱敢恨,樊兴龙的忠厚善良;因为生活艰难而偷棉花的三婶,精明而无奈;为了证实自己没有偷窃,冤屈自杀的倔强的郑宽等。自然还有反面人物的书写,比如下台村干部党西胜和董双奇的阴险奸诈,邓财庄的为恶可憎,“球咬腿”的见利忘义等。在正反人物的对比中,作者把人物放在冲突的境地去考验人性,显示了人物在大时代变革中的坎坷命运。

  第三,作品中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是个体本身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大浪淘沙的筛选。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且印刻着时代的风霜。在《胭脂岭》中,作者精心刻画了一系列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在正与邪、旧与新的时代命运冲突下,形成了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的人性伦理道德,使人能触摸到关中乡土世界纯朴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交织的复杂生存方式,其中隐含着作者对乡土世界的价值判断。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有农民式的勤劳和狡黠,有守旧的观念和有勇于开拓的进取意识,又有贪婪好色、荒淫放纵的人性劣根。作者在张家兄弟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寄托了复杂又深厚的爱憎情感。

  小说前半部分以张金柱和张金梁兄弟之间的恩怨为主线,后半部分写张金梁为农村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两部分映衬着哥哥的“落幕”和弟弟的“辉煌”,是极左时代的谢幕和改革开放时代的隆重登场。主人公村干部张金柱和情人廖英侠等参与和见证了胭脂村在极左政治下的命运,他们盲目地匍匐在狂热的政治之下,无法摆脱这种宿命,而最后导致了死亡。这种死亡是他们所追随时代的终结与悲歌。张金柱的“革命”原则是坚决的拥护和执行政策,六亲不认。他的发疯是政治压抑下的结果,最后为了救孩子而死,他为恶也为善。廖英侠也是政治牺牲下的女性,她和张金柱之间拥有“革命爱情”却因为彼此的性格问题而难成正果。她在爱情婚姻失意后,选择了自杀,演绎了女性的人生悲剧。

  张金梁是书中所赞扬的人,是代表新农村发展趋势的人物。但是这个好人并不完美,有自身的缺陷。在极左路线时候,因为贫困他偷倒卖牛皮,因此还间接地害死了一个村民。但是他性格刚毅,顶住风浪和寡妇刘翠花结婚。文革结束后,他成为胭脂岭致富带头人典型。他办白灰厂、石渣厂,搞“留守联盟”,调解村民关系,照顾留守儿童。他知难而进的品质寄托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他和村中的“恶势力”斗智斗勇,体现出一个农村干部的担当。他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预示着农村发展的未来。

  读完全文之后,我感觉作品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作品写了农村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太过于关注琐碎的现实,太过于写实,这影响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因而作品的整体格局有待升华。现实主义的写作最担心的是作家深陷在生活中无法自拔,应该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现实主义写作最后指向的是艺术真实,是在这些现实生活后面所能体悟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诚然,要想作品有高度和深度,是必须有现实的关照,但是不能在现实的泥淖里沉沦。小说虽然写的是胭脂岭这个小地方,但是却勾连着宏阔的大时代背景和千万农民的命运走向。小说中的三十年,是社会剧烈动荡、时代改革变迁和观念更迭变化的大时代,作者需要的是重构和改造这三十年,而不是复制这三十年的生活。作者要让这个故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有自己的个性气质,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在一篇优秀的作品中,思想的深度永远决定着写作的高度,那些故事能够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在此维度上才能寻找到审美的共通感。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开头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大概一语道破了《白鹿原》之所以成功的秘密吧。

  其次,在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刻画上,矛盾冲突的集中性、事件发展的逻辑性、结构的紧凑性有待提高。就冲突的集中性而言,比如双胞胎兄弟两个人性格命运的刻画上,两个人应该有“棋逢对手”的冲突性,才更能显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张金柱的突然发疯让这种从一开始就树立的紧张对立突然之间消减,而且让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有所“疏离”。从故事的逻辑性上而言,比如女干部廖英侠的性格前后变化太大,尤其是最后为娃娃亲丈夫殉情的情节,这显然不合乎主人公自身的性格描写,显得不合逻辑。从结构的紧凑性而言,小说中农村人物众多,有些人物的出场和主题没有必要联系,显得结构有些杂芜散漫,有些拖沓。比如张金柱发疯后,在黑砖厂结识了廖英侠和廖英珠双胞胎姐妹,和胭脂岭廖英侠长得一模一样,也叫同样的名字,这样的情节读者会感到突兀,显得旁枝末节太多。故事虽然看起来巧合好看,但是有点“弄巧成拙”。

  (韩红艳,女,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读《胭脂岭》有感

  严步青

  对于文学评论,自己是个外行,因为推荐的作品都是品味比较高的优秀作品,自然应该从理论上展开论述,可是由于自己对文学理论知之甚少,尽管心里想赞美,想写一些好的文字,但是挖空心思,脑子里面却没有词,往往是心里想赞美,最后却成了挑毛病,因此最害怕评论别人的作品,担心说的不对,出丑丢人,但是有时候碍于情面,只好站在写作的角度,硬着头皮说几句。

  尽管没有见过李老师,但是通过小说可以看出,李老师是一个,耐得住寂寞,对文学十分执着,十分有才气,有毅力,潜心创作的作家。因为一颗浮躁的心,一颗追求功利的心,是不可能静下来体验生活、发现生活、感悟生活,更不可能写出如此庄重而又深刻的作品。

  《胭脂岭》是一部反映关中农村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这段岁月的长篇小说,也是自己多年以来看到的第一部能够如此深刻反映、真实还原和再现那段艰难岁月的长篇小说,尽管以前也看到过有类似的小说,但是对那个时代挖掘的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和如此真切,还是第一次,只感到随着小说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那段岁月,有一种纸上回乡的感觉,仅从这一点来看,这本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故事性和可读性强,是对小说的刚性要求,只有以故事精彩吸引人,才能引领着读者看下去,从这一点说,李老师的小说也是成功的,因为李老师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心里有故事,也会讲故事,故事讲的也十分生动,曲折,真实,因此《胭脂》岭是一部让人一拿起来,就不忍再放手的小说,对李老师所讲故事的能力和精彩感到由衷的敬佩。

  过硬的语言功底,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透过《胭脂岭》,可以看出李老师具有很强的文字把控能力,小说的小说的语言十分流畅,文字也很优美,值得推敲学习。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就小说的叙事内涵、表现手法、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进行论述,但认为《胭脂岭》从各方面讲,都是一部难得的反映关中农村那段艰难岁月的优秀的长篇小说。

  尽管自己认为这是一篇十分难得的长篇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个人私下认为。首先,这篇小说的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部宏大题材的长篇小说,是由许许多多的片段和小故事组成的,而把这些小故事串在一起的,就是小说线索和结构。一般的长篇小说,都会有一条或者两条线索把不同的故事串起来,小说的线索有时是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事件,或者是围绕小说的主要人物展开。线索,就好比是一棵树的树干,而小说中的那些一个个小故事,就好比是这棵树的枝叶,不管枝叶多么茂盛,但是它总是围绕着树干展开的。在《胭脂岭》中,让人觉得主要线索不清晰,就好像一棵树的主干不壮,而旁逸斜枝茂盛,或者说节外生枝。比如,小说的主要线索无疑应该是张家两个兄弟,但是作者在展开故事的时候,却往往让张家两兄弟成了配角,脱离了主线,导致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对于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平行推进,不分主次地平均使用笔墨,这样就把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家兄弟,埋没在了其他人物之中,导致主要人物站不起来,形象不突出,同时也让人觉得故事太散,不紧凑。

  其次,小说对人性的挖掘不够。记得前一段时间群里有一位老师发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以超越历史和超越事件的目光去发现人性闪光的东西,人性闪光,这个人物就有了血肉,有了生命。生命本身是多义的,无法用简单的价值观去评价。”但是在《胭脂岭》中,比如二张兄弟和自己心爱的人的第一次男女之欢,再比如连续的上吊和跳井一下子死了好几个人,这些本来都是能够引起作者和读者灵魂的震撼、撞击、颤粟的事件,但是作者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平淡得像喝了一杯白开水,自然也难以引起读者的震撼和共鸣。

  第三,小说在对素材的提取提炼不精。具体表现为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我认为对于一篇长篇小说来说,所涉趣的人物应该是越少越好,越精炼越好,能少一个尽量少一个,作品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某一方面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众多,往往会影响故事的紧凑性,让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十分吃力。可能是因为《胭脂岭》一开始结构上就出现的问题,造成小说中涉及的人物比较多,而且有性格、人品类似或者相似的人,比如光棍儿陈黑顺,贼娃子朱成,二流子邓财庄这三个人,我私下认为,对这些人物的故事应该推敲、精炼,把个性相近的人物合并到一个人身上,也许对故事的紧凑性有好处。

  以上是自己对《胭脂岭》这篇长篇小说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拙见,直人快语,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指出,这样对自己今后的写作也是一个提高。希望我们到家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评论,共同提高。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敬请大家谅解。

  (严步青,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曽以平云的笔名创作的反映安乐死的小说《死亡不可抗拒》在《华商报》连载并引发热议。以平云的笔名创作的小说《为了爱情》曾在《西安商报》连载。2015年9月,长篇小说《龙尾堡》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和社会反响。先后被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三秦都市报、燕赵都市报等报刊及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渭南电视台等诸多媒体及几十家网站报道,我省著名评论家李星、李国平、毋燕、韩鲁华、冯希哲等先后在陕西日报、光明日报、三秦都市报撰写书评并刊出,均给予较高评价,陕西日报发专版报道《龙尾堡》研讨会情况,2016年3月被授予渭南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2016年年底入选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

  人性苍凉中的大美

  ——读罢长篇小说《胭脂岭》想说的

   林喜乐

  不眠之夜,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会为一半句记不清楚的句子而披衣起身翻箱倒柜,往往没有收获。近来夜间,忽在一觉之后,打开了李印功先生的长篇小说《胭脂岭》,读书过半,顿然醒悟,过去很多时候深夜寻找的其实并非某句话,而是一个想法,一个灵感或一个是是而非的构思。因为,在《胭脂岭》中我体悟到了依稀留在印象中的关于人性的思考痕迹。这个惊喜,令我有了宝物失而复得的愉悦和满足。借着静夜中不倦的灯光,我读出了对人性思之不解而久淤心中终得释放的兴奋与淋漓之感。

  天亮后的街道一如昨天,轻霾裹挟不了城市庞大的身躯,我在淡如山雾般的晨霾中徒步街边,车流未变,行人照常,我却有了身陷魅界的慌恐,对迎面而来的陌生人都不由而生惧意。想胭红胜霞,脂气醉人的令古今男人销魂断魄的胭脂,作为地名出现在印功先生笔下时,却有了如刀如剑般的冷森凌厉。

  小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是以人性为主要描写内容的文学作品,在我涉猎之域,那些流传不辍的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或批判社会的冷酷,或批判制度的无情,或批判人性的堕落,或批判尘世的媚俗……从阅读角度而言,我随时都能体悟到《胭脂岭》的字里行间强烈昭示着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小说对复杂人性喷涌式的集中揭示令我有胆战心惊之惑,其密不透风的细节编织,如弹雨枪林般射向人性弱点的每个部位。无怪乎街边的陌生人都让我有了惧意,原来是小说人物深不可测的谋略和利器般斗争的尖锐声势惊吓了我。

  上世纪中叶前后,在我国是个特殊的年代,胭脂岭是这个年代中农村的典型。生活在这个年代的这个村落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或曲或张,同步同振,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们能幸免于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冲击。张金柱自然不可幸免,并深陷时代漩涡不能自拔,当然也有其不想自拔,不愿自拔的倾向,更多的是不知自拔,甚至以自拔为耻的“极左”愚思。在人事皆非,斗争至上的社会思维中,胭脂岭村悲剧性的人物,用撼人至深的悲剧人生构成了悲剧村落。

  小说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纷繁复杂的明争暗斗,人性在斗争中,其丑恶的一面昭然若揭,彰显无遗,使我对“人之初,性本恶”的认知又多了一层感慨和叹息。促发人性之恶虽然有着社会根源和制度因素,但人的本恶却是与生俱来的,悄然无声却暗含阴毒,深潜在人体的每个细胞中,只要有了合适的社会环境就会被诱发,被唤醒,这和植物遇到适合的温度就会发芽同出一理。

  社会总是在熟视无睹又出乎意料的思维中不断发展,人们总是被社会运行趋势或主流思维左右以至绑缚,多数人如迁徙的瞪羚一样跟在大部队后面随波逐流,哪怕遇到狮群鳄河也不知绕道,就是丢掉性命,众多同伴也会习惯性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或曰运气不好或曰体质欠佳。这就是集体思维的巨大动能,尽管谬错遍目却没人主动更张。人类社会和瞪羚迁徙有着高度契合的类似之处,小说细密相连的故事一直在揭示这个似乎应是规律的现实。

  特定年代的特定事件中,必然有一批特定的人在为特定的事件很认真的兴风作浪,很严肃的酿祸造灾,并将其视为正直和正气。是非颠倒,良莠不分的社会思维,导致胭脂岭的斗争之烈堪比战国争雄,春秋纵横。处于斗争漩涡中的人们高度紧张地应付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和难以预料的陷害。当权派张金柱们,用红苕填满肚子后以严肃到可笑的程度批判一个因野外撒尿被女人无意撞见引发的尴尬事件的光棍陈黑顺,啼笑皆非的斗争结果等于栽赃他人,自取其辱。可张金柱们以斗争为纲的思维充斥大脑,几近疯痴不但毫不自知而且愈斗愈烈。这本是一件平常事,可“无事生非”的张金柱们竟以神经病般的偏执,将此事定性为“尿尿流氓案”,这个貌似可笑可悲的批判折射出的荒唐无聊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维无缝对合。这就是思维遭到绑架后形同活尸般的可悲、可憎与可怜。小说尤为深刻之处在于“张金柱们”还不知自,这正是作者以小见大的功力,也是这个社会留给作者印象最深的彼时严肃此时可笑的难以泯灭的物证。

  当权者的精力在于挖空心思发现所谓的不良苗头,然后不讲方式的大批特批,由此而不得不紧绷神经的张金柱,看似道德规矩,实则心怀奸娼。他与廖英侠在大队部干出的风流勾当,虽说是廖英侠拿下了张金柱的童子身,却不可忽视在特定年代产生这种扭曲行为的道德根源,“这对恋人”是在高度变异的心态下酿出的情感怪胎。天经地义的恋爱被高压社会施压变形,人性在苍凉诡异的年代蜕变成畜还自视圣洁,实在是社会的悲哀、人生的悲哀、人性的悲哀。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深层次人性的嬗变,使小说情绪与社会氛围相符一致,这正是《胭脂岭》的优长和值得肯定的亮点。

  社会总是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像丢垃圾一样丢弃了阻碍进步的羁绊后继续向前,正因如此,文学永远在捕捉在描写社会运动中某个时段中的某些人、某群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胭脂岭》将人物群体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复原式记述,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群像图。在这幅图中让读者看到了细如纤毫的诸多细节。阅读中,令人目不暇接的密密层层的细节变化不能不令人叹服作者生活积累的丰富和对那个年代记忆的深刻。

  人性争斗伴随着小说叙事的始终,这是《胭脂岭》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有时让我疑惑于是社会环境激发了胭脂岭人好斗的本性,还是他们性格中蕴藏着不斗不活的秉性构成了胭脂岭村斗争思维的主流?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胭脂岭人的斗争思维频繁冲击着我的神经,让我在阅读中不由得紧张起来。我怀疑小说中的人物能否承受得住这种高频冲击,果然不出意料,在我担心中,张金柱就疯了。

  60万字跋涉般的描写,都紧紧围绕着每个细节展开,人物在细节中喘息,似有不堪斗争重负的挣扎,正是在挣扎中活出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时代发展会呈现出明显的进步信号,从而为社会划出阶段性来。小说年代转化交代的干净利落,“分田到户后,土地把老实巴交的农民捆住了”。一句话,从斗争桎梏中跃到了温暖和煦的春风里,社会像冰封的严冬开始解冻,很快进入了大办企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传呼机的出现,暗示了新时代的来临,这不仅是胭脂岭人挣脱羁绊的昭示,也是整个社会转型的强音。绝处逢生,《胭脂岭》也肯定了这一发展规律。

  开放后的社会,经济建设成了主流,以思想斗争求生存的张金柱们像昨日黄花被废弃到了季节深处,积极致富的张金梁走到了社会前台,这注定是他的时代。

  搞经济对贫穷至极的胭脂岭人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张金梁跃跃欲试,且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正是这一步将他因“偷牛皮”损伤了的性格愈合复原,尤其他主动排解社会和个人心理在开放之前形成的阴影,接受了群众请求,在个人致富的同时,带领全村搞经济建设。尽管结果并不理想,最起码他有这种责无旁贷的勇气和对村民难以割舍的挂关怀,这种人性大美的光辉瞬间升华,无限扩充了张金梁摒弃前嫌,不记怨宥,积极向前的阔大胸襟。

  农村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出现了打工潮,这必然导致留守问题的发生,从小说文本来看,胭脂岭人仍以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惯性从事着人性的新一轮战争。小说选取了因打工发生的各类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新鲜事件,将打工与留守矛盾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使胭脂岭如同斗争年代一样又热闹了起来。

  《胭脂岭》中人物多、矛盾多、故事多,正应了人们生活在矛盾中的这句话,深为印功先生编织故事的能力折服。《胭脂岭》中的诸般人物仍在胭脂岭村繁衍生息且渐次向好,使我重又嗅到了胭脂粉气的香味,在这香味中,我一次次向岭上的人们致意,致意他们顽强不息,与命运抗争不止的求活求生精神。

  如果后半夜再想找什么东西,就不用翻箱倒柜了,直接翻开《胭脂岭》,什么都有了。

  (林喜乐,男,汉族,中共党员,富平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税收历史研究。作品见于《散文》《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大家》《滇池》《草原》《蓝色高原》《小说月刊》《陕西文学》《延河》等文学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散文集《品读昨天》;文史集《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其中《解冻》荣获2010年渭南市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5年,短篇小说《暮春》,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联颁发的小说作品奖。创作有《柿子红了》《吹皱一池春水》《生死存亡》《惊蛰》及24集电视连续剧《关中汉子》等多部影视剧本。2010年电影剧本《吹皱一池春水》被国家广电总局“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中心评为推荐作品。2017年,总撰稿的纪录片《红色税收》已在北京电视台轮番播放。)

  说不尽的《胭脂岭》

  李居奎

  听朋友说李印功出版了长篇小说《胭脂岭》,在读者中反映不错。李印功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敬慕的兄长和文友。我急忙通过手机联系,渴望拜读。李印功爽快答应给在外地的我快递一本。

  过了几天,我听到快递电话,匆忙奔楼下而去。接到手一看正是《胭脂岭》,厚厚的一本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立即打开。人家边走边玩手机,我则边走边看书,似乎有点异类,惹得周围人都用异样眼光看我就不足为奇。

  书一开头的故事立马把我吸引住了。

  男人在路边撒尿并不是稀罕事。

  但偏偏撒尿的人是光棍陈黑顺,事情就不一样了。

  还偏偏就让寡妇刘翠花无意间看到了。

  看到就看到了,就那么大点事,拧头转身就完了。

  却偏偏陈黑顺和刘翠花还纠缠上了。

  只是这些倒也没啥,光棍和寡妇开玩笑而已,至多是有点过火。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一泡尿的事偏偏就被张金柱碰上了。张金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于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问题。

  看着这开头我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得不向下面翻去。

  胭脂岭从张金柱当上大队书记开始,就没有安宁过。

  一心想在农村干出名堂的张金柱,因山坡上的“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在全县刚出了风头,被公社领导表扬,但张金柱还没来得及踌躇满志,就被社员唾骂,骂人者中还有张金柱的双胞胎弟弟张金梁和外号“怪怂”的社员陈黑顺等,又加之一夜之间“农业学大寨”变成了“农业学太寨”。张金柱能不窝一肚子火?瞌睡等枕头,陈黑顺就送上门来。面对张金柱说的就在批判会上要把这事说清的话,陈黑顺却仍然怪,不服输,撂出一句话:头割了碗大的疤。激得张金柱说了狠话:耍流氓了还嚣张,不做个娃样子,你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要拿陈黑顺做娃样子。不料陈黑顺不吃这一套,撇下话:当书记闲的没球事干,以后男人尿尿弄个站岗的,三百米以外就让女人绕道走,怪球事!针尖对上了麦芒。

  光棍寡妇尿尿流氓案批判会不仅被陈黑顺搅和的变了味,张金柱的弟弟张金梁还被拖了进来。

  张金柱对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张金梁当然不会手下留情。不仅给张金梁开了批判会,民兵小分队还把张金梁扭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不料,张金梁在学习班不但不认错,还问的学习班的主持人哑口无言,更用了曹植?(两汉)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讽刺羞辱张金柱窝里搅刀,六亲不认。正在张金柱绞尽脑汁想如何出对付张金梁的时候,姑姑张倩凤就带农药瓶子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不放了张金梁,就死在张金柱面前。

  面对姑姑的“壮举”,张金柱明白,姑姑是为了炕上病恹恹的老父亲不被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弟兄两个气死才这样做的,他束手无策,服了软,只得放了张金梁。

  张金柱又失败了!

  生产队的牛皮被盗,以张金柱为首的大队干部偏听偏信,在饲养室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老实巴交的饲养员郑宽被逼跳窖死亡。

  支持苦命女人焦芸香招光棍陈黑顺为夫来养瘫痪男人樊兴龙,期望能成典型,不料樊兴龙上吊自杀,一个移风易俗的典型胎死腹中。

  张金柱和廖英侠办公室偷食禁果,却不料想,计划生育突击队拉回来超生户的柜子无缘无故有了响动。打开柜子,满脸憋得通红的大肚子媳妇冯小兰钻了出来,这让张金柱、廖英侠很是尴尬,无地自容。

  张金梁、朱成偷牛皮,偷牛的事终于真相大白......

  粮食不够吃,返销粮缺口太大......

  郑宽的儿子郑胜要报复逼死自己父亲的张金柱,却误伤了张金梁.....

  地里缺肥...

  廖英侠怀孕....

  听毛主席的话,热衷于搞阶级斗争的张金柱的神经,终于不堪重负,错乱了,在对所谓的政治的痴迷中,当了政治的牺牲品而不自知......

  张金柱被骗进黑砖窑.....

  “怪怂”陈黑顺就是怪,面对批判会他就使了怪招,不是怯火而是从容面对,又是“二十年前壮马给驴配驹,”又是揭发张金柱同胞弟弟张金梁“当黒经纪挣钱。”于是一场针对陈黑顺、刘翠花的流氓批判会借批判发言者无意间的推波助澜成了搞笑会!陈黑顺却赢了。

  但陈黑顺无法躲避担水茅的惩罚。

  毕竟陈黑顺是“怪怂”,对于担水茅并不觉得是坏事,一张担水茅协议已经在村里出了风头,本来就因爱往女人堆里钻被称作“寡妇协会会长”,就更是大“权”在手,得天独厚。水茅泼洒刘翠花院子,和焦芸香之间更是到了把樊兴龙当成了焦芸香去抓裆。烧过的炭锨烫烙连蛋的狗。荒诞、离奇的事接憧而至,胭脂岭鸡飞狗跳了!

  张金柱的同胞兄弟张金梁,脑子活泛好使,具有从商的天赋,请假偷偷去赶集当黒经纪搞“投机倒把”,倒贩牲口。刚从学习班回来又勾结朱成偷卖牛皮,偷牛,和张金柱一眼见不得的寡妇刘翠花结婚。

  妇女干部廖英侠一个既有能力,工作泼辣的女人,也没有啥奢望,就是希望能嫁一个自己满意的男人。可命运总是作弄她。本来就贫寒的家,因父亲的仗义,见义勇为,成了残疾,母亲也瞎了眼。父母为了看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加之高彩礼把廖英侠许配山里的一个傻子为未婚妻;为了和命运抗争,廖英侠和自己心爱的人偷食禁果致使怀孕;又遭本村不走正路的邓财庄强暴;张金柱的发疯和失踪,对廖英查打击很大,孟建兆的出现,确实让她兴奋不已。她感动的泪如泉涌,依偎在孟建兆怀里,把心给了他,要和她恩恩爱爱一辈子。他给孟建兆说,生意不忙了两人一块儿回胭脂岭,把计生专干的工作辞掉,在家里把户口本一取,再跟孟建兆去领结婚证,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了。哪知,在高兴中,看了一回张金柱,出了意外,好事黄了,孟建兆弃她而去;无奈回头和张金柱又结了婚,可是时间不长,张金柱被电杆塌死了。一波三折,实在是太累太累,导致精神崩溃,终于选择跳崖,去给北山里死了多年的傻子在阴间当鬼妻去了。是天意还是人祸?不论怎么说都实在太悲惨了!太悲惨了!

  躺地也中枪,寡妇刘翠花也是倒霉。怨也是她,爱也是她,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啊。但不论怎么说,泥里一脚,水里一脚,总算有了一个归宿。

  《胭脂岭》以渭北乡村为主题,但揭示的是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和存在的普遍的社会矛盾。在所有制形式已经改变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化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的矛盾。但当时在中国许多地方不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或者发展生产力,而是人为干涉,升级、扩大阶级矛盾。一切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小学生因为饿了或者好玩,在生产队的柿子树上摘个蛋柿(软柿子),被说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历史关系查了父辈查爷辈,查了爷辈查祖辈,甚至外公外婆家也要查的底朝天。一个少年利用放暑假放羊,不小心羊吃了生产队红苕叶子,带出了红苕,少年觉得扔了可惜,带回了家,被冠以挖社会主义墙角,拿着红苕,满街巷游行。没饭吃的农民,借点粮食,被民兵小分队抓住,不知道如何辩解是好,最怕的是和阶级斗争新动向、诬蔑社会主义扯上关系。这不就是陈黑顺尿尿流氓案的翻版吗!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人的生命都是第一要素。保证吃穿住行是最基本的要求。古人云: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饥寒出盗贼。胭脂岭全大队两个生产队一百五十六户,一排查,没粮吃的就有七十三户,超过一半,没钱花的就更多了。张金柱又得厚着脸皮向公社追加返销粮指标。更使张金柱忧心的是,秋播剩下的一半地因缺肥“点眼药”种“卫生田”。张金梁、朱成、三婶们之所以偷牛皮,偷牛,偷棉花,分明就是穷的原因。人和人生活在仇恨和压抑之中,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想着发展生产。这土地没有粪上、不上粪的土地能打粮食吗?长期饿着肚子,能不出事吗?

  正如张金柱站在毛主席画像前默默说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连做梦都想着听你的话,阶级斗争月月讲毫不含糊,资本主义尾巴天天割绝不手软,这咋就压下葫芦起来瓢,坏事怪事没个完没个了?”

  毛主席的画像没有给出张金柱答案。张金柱从来没有走出迷茫。胭脂岭的父老乡亲和张金柱一样,也没有走出迷茫。

  还好,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壑万岭梨花开。胭脂岭像黄土地上无数个梨树一样,花儿满树。

  分田到户后,土地把老实巴交的农民捆住了,他们拼命地在土里刨食,美滋滋地满足于粮食打得没地方搁的现状,再不会饿肚子了。胭脂岭沉浸在新政策带来的大丰收的喜悦里。

  有一个人,在丰收的喜悦里显得有些不安分,之个人就是张金梁。

  张金梁在胭脂岭山前开办白灰窑,把烧白灰的事弄顺当后,他又开了一个石渣厂,厂里五六十个干活的全用的是本村人,几乎占到全村青壮年劳力的一半。

  张金梁腰包鼓了。

  张金梁没有忘记胭脂岭。

  有一天,张宽升和张金梁正说事(其实是张宽升的有意安排),齐刷刷涌进来二十多个村民,说:金梁,你就带领着大家伙奔日月吧。说着就要给张金梁下跪。张金梁盛情难却,含泪挑起了村长的担子。胭脂岭也有了新气象。

  新气象又带来了新矛盾。张金梁,张金柱,宋经理,金双砖厂,石渣厂,胭脂岭又热闹了!

  《胭脂岭》以流氓尿尿的小事为起点,继而上纲上线,再以胭脂岭村为主线铺排开去。李印功这种小题大做、小起大落的写作技巧实在是令人叹服!

  令人叹服的还有,人物刻画用行为(情节细节)呈现,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小说主题清晰,层次分明,构思独特,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人物有血有肉,骨肉相连。每层都构成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和主题紧紧相扣,密不可分。取舍任何一块,都好像少了一豁子,不再完美。

  主线与各层,各层与各层之间的递进,过度,连接,自然顺畅,不牵强,不勉强,如涓涓清流,依渠而行,美不胜收。把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呈献给读者。 不得不说,《胭脂岭》脱俗了,捧在手上的看似是一部关于渭北乡村的恩怨情仇描述,其实是中国社会荒诞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缩影,是被端在手上的权欲、饥饿、贫穷、贪婪、不择手段、失去理性、勤劳、智慧等交集在一起的五味杂陈,社会百相。

  从《胭脂岭》不难看出,李印功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是作者深厚的素材来源、基础。淳朴的乡村方言,精炼的文字结构,风趣的语言风格,幽默、诙谐、传奇的故事情节,无不透射出作者李印功在《胭脂岭》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追求。

  《胭脂岭》是一个微型社会。社会有多复杂,胭脂岭就有多复杂,真是说不尽的《胭脂岭》!

  (李居奎,1962年生于渭北农村。1984年毕业于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服务于富平县公安局。本人喜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有《火魔落网记》、《红苕苗市场内外》等报告文学在地方报纸发表。公安侦查长篇小说《惹天》在起点中文网发表并受到读者好评!)

  《胭脂岭》:一部年代体的现实主义乡村史

  姚骏骊

  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被一代文学巨匠陈忠实放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扉页。足见这句话的分量和文学界对此话的广泛认可。

  我在多种场合、多个地方、多次提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人们都在抱怨如今没有人读书,实际上准确地讲,不是没有人读书,而是没有好的书籍供人可读。李印功的长篇小说《胭脂岭》,就是一本揭示民族秘史、描写农村生活的年代体现实主义乡村史般的力作,值得我们去读并研究的好书。

  一般人退了休没事干,不是打牌就是闲转,无聊而空虚。而作家李印功却退而未休,精神焕发,第一次写小说,就创作出了59万字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胭脂岭》。堪称鸿篇巨制,在陕西文坛引起不小震动,在全国各地备受学界关注,在读者心中留下深深印记。这不仅完成了李印功的少年梦、文学梦、作家梦,也对他一生痴迷的文字工作作了一个小结,对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初衷作了人文观照、游子情怀、精神守望。令我等比他稍年轻的晚辈们深感惭愧。

  本来,和一般老年朋友一样,李印功退休后,应该是含饴弄孙、怡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可他含饴弄孙不但没有耽误、而且怡养天年没有一心静养、天伦之乐却全部寄情文字、寄托文学、寄予文化,比上班时还忙。先是被陕西电视台的栏目剧"百家碎戏、都市碎戏"所陶醉,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一下子写了98个小剧本,连他自己也未曾料想,竟然94个剧本都被影视公司拍摄和被陕西电视台播出,创造了陕台月播7部的个人纪录,成为行内人人尽知的著名编剧。

  “碎”在陕西关中方言里是"小"的意思。这段"碎戏"剧本创作的经历,用李印功的自己的话讲,那就是"红苕窖里抡镢头,小得抡不开手脚"。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在我看来,这种看似牛刀小试的创作,并不是人人都能效仿的。他的碎戏剧本创作成功经验,重要的不是展示了他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却是激活了李印功一生隐藏在心中的文学冲动、文学神经、文学根脉及文学创作欲望。他克服身体、生活、环境等困难,将半辈子积累的生活阅历、积攒的学习经历、积淀的工作资历、积堆的人生磨砺,将小人物的稀奇事、大农村的平凡事、自己经历的感人事、脑袋装的好故事,加以精心梳理、作以适度拔高、赋以时代新意,用长篇小说《胭脂岭》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乡村形形色色各类普通人物的生存形态、平凡人物的生活状态、优秀青年的成长业态。为读者了解、回眸、咀嚼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社会、历史、人文、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依据,为"极左"路线下人性的扭曲、亲情的冷暖、乡情的囫囵、爱情的摇摆、婚姻的挫败、命运的抗争等都作了认真描摹、深度挖堀、嘶声拷问。以年代体现实主义的悲剧色彩,分别将主人公张金柱塑造成了极左路线下扭曲人性、败坏人伦、残缺人生的牺牲品。

  将廖英侠塑造成了那个特殊时代、动荡年代、不幸一代追求爱情的殉道者、错位婚姻的失败者、封建愚昧的牺牲者、旧式阴婚的陪葬者、命运多舛的苦难者、屡遭不测的无助者、无法解脱的逃却者。

  将张金梁塑造成了有胆有识、有棱有角、有知有识的混乱时代变迁的适应者、扎根农村创业者、穷则思变的冲浪者、发家致富的冒尖者、率领乡亲的开拓者、基层干部的佼佼者。

  将陈黑顺、刘翠花、三婶、球咬腿等小人物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描写得活灵活现、逼真可信、跃然纸上、跳出书外,给人以幽默、以滑稽、以笑资、以反思。其作品深度非深厚文字功底、不凡文学功力不能企及。

  贾平凹说过,小说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李印功把他几十年积累的故事,以一种倾诉的方式,锁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域、特殊的人物身上,讲给读者,讲给乡亲,讲给他成长的土地。

  《胭脂岭》是李印功笔下的一个文学意向地,胭脂岭所发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都普遍存在。而无论是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旧事,也很少有人去回味那些旧事所发生的政治因素、时代背景、社会意义,更很少有人去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物发生的那些故事以小说的形式、文学的语言、年代的真实等表现出来、揭示出来、写作出来。

  但是,李印功却及时地表现出来了、深刻地揭示出来了、动情地写作出来了。

  这,就是他的悟性、能力、水平。

  李印功早年长期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活、农具、农事他心知肚明;农村现状、生产情况、生活状况、庄稼实况他滚瓜烂熟;农民想什么、喜什么、做什么?他了如指掌。他作过农村基层干部,差一点就当上了县委副书记。他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干部工作作派、县乡领导的工作作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作业、百姓集体劳动的宏大场面、众人平时生活的真实场景、农民口头表述的精彩语言、家禽牲畜的饲养脾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独到体悟。无须像城里长大的文人那样去农村体验生活。加之其聪敏的天分、非凡的记忆、过人的悟性,写作起来当然是信手粘来、轻车熟路。

  和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李印功喜欢文学,自然就喜好阅读。阅读的古今中外名著多了,他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写作能力也就有了基础。

  在我看来,先作记者,后当作家的人,要比先当作家和只当作家的人容易成功。这是因为,当记者的人接触面广、打交道的人多、社会经验丰富。一旦喜欢上写作,就会知道社会热点是什么、读者喜欢看什么、怎么写才会吸引人。李印功当过记者、又作过报纸总编,所以他对人和事的观察力、洞察力、表达力要优于常人,所以一出手就不一般,一出书就一炮打响。

  这,就是他的能力。

  《胭脂岭》书中近百号人物,出场有先有后,笔墨分轻分重,个性个个鲜活。人物虽多,重点人物就十多个。这极符合李印功长期以来擅长的剧本创作经验。这些人物,他们的追求是什么?生活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命运是什么?都在李印功的笔下,作出了描写和交代。

  这,就是李印功的水平。

  从写作手法上《胭脂岭》以写实为主,整个故事由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构成。这两条线一个是"政治线"(明线),一个是"爱情线"(暗线)。政治县是主线,以张金柱为主。主要描写在极左路线下以张金柱为代表的农村干部好批好斗、霸道专横、打压群众、贪权好色的"符号"式形象及一遇改革开放便内心抵触、难以适应、好吃懒做、心理失衡、生活错位、迷失方向直至精神错乱、崩溃、进而遭遇不恻等。而以张金柱对立面亲弟弟张金梁为代表的实干家以公心、公理、公道取信于民、带领胭脂岭村父老乡亲艰苦创业、使广大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开拓型、创业型、事业型新时代农民及农村干部的文学艺术形象。

  爱情线以廖英侠对张金柱的权力寻租、政治攀附、搭班工作而产生的畸形情感;对小商人孟建兆的情投意合、真心相爱、却不曾想当孟建兆发现她不是处女时、感情温度骤降、后又遭孟建兆冷落甚至抛弃;对从未谋面的娃娃亲、所谓未婚亡夫林民的愧歉、愧疚、愧悔,在万念惧毁之时,在磅沱暴雨的大山里,纵身跳崖,以变态的方式殉葬为林民配阴婚而告终。其短暂、苦命、悲惨的人生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悲剧最能震憾人心,悲剧也最能引发反响。陕西是文学大省,从柳青开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大师们,无一不是以农村题材创作而出名、成名的。这一现象既源自陕西厚重的历史,也源于陕西自古发达的农业,更源起于文学的优良传统。

  作为大器晚成的作家李印功,他顺着前人的脚步,朝着既定的目标,起点高、起步早、起动快,以胭脂岭作为一个文学地域、精神领域、描写区域,把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关中渭北一带的几十年发展变迁、人物命运、改革开放勾勒出来,用文学语言和描写,为我们纪录、还原、讲述了一个偏僻乡村发生的动人故事。

  乡村是我们的根,乡村文学是我们的魂,乡村文学作家是我们的宝,乡村题材作家的作品是文学宝库的灵与肉。在长篇小说大家族中,关于乡土素材出版的图书很多,但是经得住推敲、引得起阅读、值得人看好的作品实在太少。

  李印功的《胭脂岭》却不同,如一位乡姑,没有浓妆艳抹、花枝招展,仅略施胭脂,便楚楚动人、一片叫好。《胭脂岭》来自乡村,书写乡村,再现乡村。从出版至今,省内外的不少新闻媒体、众多期刊学刊、各级文学机构都对《胭脂岭》赞誉有加、好评如潮、高度认可,是近年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代表性佳作。

  我今天在这里对该书所发表的见解,均为我在读了《胭脂岭》后的真实感受。如果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都能如李印功一样关注当代、着眼现实、不忘初心,那么,文化自信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而要立竿见影地见诸于笔头。

  (姚骏骊,资深传媒人、知名作家、青年文化学者,陕西省作家会会员、陕西省楹联学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新闻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宝鸡市国学研究会原名誉会长、大秦岭父亲山文化研究会创始人,供职于陕西日报传媒集团,任陕西农村报社副总编辑。已发表作品300多万字,著有《跋涉者》《吹糠见米》等文集.2002年,被陕西省文联评为“二十世纪陕西文艺散文百家”。传略被录入《百年陕西文艺经典》。2012年,发表在《陕西日报》上的文章《走进路遥故里》,被路遥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永久展出。2015年9月、10月,作为海外文化交流大使,两次率队访问韩国。其中,10月28日,其书法作品“海纳百川”,在韩国平泽市举办的中韩传统服饰文化交流表演中获奖。2016年4月15日,率队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4月16日,在新-中服饰文化交流中和5月4日韩国仁川市文化交流中,书法作品分别获奖。)

  风雨胭脂岭,悠悠黄土情

  ——读李印功《胭脂岭》随感

  秦川牛

  初识李印功老师,是今年4月底在省城西安参加全省乡村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李印功老师当时坐在我的前一排,陕农报主持人点名让他发言,我便记住了他。

  相识李印功老师的小说《胭脂岭》,却是缘于我经常去他的家乡富平,常参加一系列文化活动。在和当地文友每每谈论起2016年“富平文学现象”时,在罗列众多长篇小说名字时,当我打问《胭脂岭》的作者是哪一位?文友很是惊讶:“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是李印功的大作?”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说法:不知者不为过嘛!我认得李印功,但他不认得我,我知道有个《胭脂岭》,但我也没看过,更何况我又怎会把这两者联系到一块?说这话,并不代表我想强辩,只是想说清一点,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胭脂岭》,原来是出自于赫赫有名的李印功之手。看来,老师必定是老师,人和文字一样的了得啊!

  约十天前通过“渭南小说界”群,李印功老师给渭南文友送来10本《胭脂岭》,师兄关中牛电话催去他家取书,并再三叮嘱要认真看,看完了要交篇作业。得了大作回家后,我却感到有些压力,想回电话给牛师兄说只要书不交作业,怎奈此念一生,我自个把自个儿又给先挡驾了回去。我师兄关中牛是啥人?外家伙对待文学的精神,对待文友的态度,别人不清楚,难道我做兄弟的能不知?他呀,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匠;牛名牛人牛作品,牛性牛德牛脾气!若他牛眼一瞪,我这不是自讨没趣。算了,还是听牛师兄的话,做个乖牛,认真的看书,尽力的写感受。唉!谁让咱是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更何况这会儿也怨不上牛爹牛妈。

  《胭脂岭》自从拿到手至今,断断续续看了有近十天,前日总算合上了最后一页。经昨日一天沉思,今夜静坐在我的文韵阁,写下以下不成熟的文字,不敢说是评论李印功老师大作,只能算是谈一些读后随感罢了,愿与诸位商榷。

  《胭脂岭》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作品。小说聚焦关中农村70年代至90年代那段特定的时期,描写了一群生活在一个叫胭脂岭的普通农村的一帮人的生活百态。小说中的场景和主人公张家兄弟及廖英侠陈黑顺三婶等人的命运走向,是对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大队支书张金柱与廖英侠之间悲惨的爱情,让人看了心痛不已。还有张金梁这个人物塑造的也很成功,他前期的浪荡到后来蜕变,是社会环境形势变化下,人性的一种自然回归。《胭脂岭》人物众多,但类似焦芸香、郑宽等人物性格的刻画,却使人耳目一新,更加烘衬出主人公的鲜活。

  观现代乡土小说,一般都是指具有一定程度上久远的历史或传统的东西,指那些刻意描写风俗习性和社会情状的,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浓郁乡土味的回忆性题材。《胭脂岭》的出版发行,本人阅读后第一感觉,就是首先给它定了一个位,它就是属于上述我说的现代乡土小说。

  鲁迅先生大家都熟悉,他笔下的乡土小说,就是从关注农村的生存境况,关注国民性,着重从民族国家的责任承担入手的。后来在先生的影响下,才出现了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而一代名家沈从文,他则代表了乡土小说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作品普遍会给读者呈现出风格清新、笔调轻灵的感觉。其作品的特点,就是擅长把着力点转到对苦难民族的启示上。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胭脂岭》,李印功老师从还原文革后期历史,到描写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农村,他用追想和对未来的虚构中,使《胭脂岭》无疑向读者表达了重塑民族品性的愿望。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胭脂岭》通篇具有内在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充满了庄严感和悲剧感,当中也不乏潜在着对那个年代的批判。

  本人以为,通常我们读一篇短篇小说,可能会着重看小说的语言,注意它的某一段情节,甚至某一细节的人物对话,最后对该小说的故事性等方面做出反应。但看长篇小说,却不能完全这样,因为长篇小说往往是一个大故事,你得看它的整体语言,注意它大的章节处理和人物的分别塑造,从而领略作者为你讲叙的令人为之一振,或深受其感的喜与怒、哀与乐、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人与性的交织和裂变……

  一部长篇小说,有的作者往往会在小说的开篇卷首,特设一个“题记”或“引子”等什么的。《胭脂岭》里就有引子:“光棍陈黑顺压根沒有想到,自己在村外的地边尿了一泡尿,落了个耍流氓的名。寡妇刘翠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无意间看到了陈黑顺尿尿,落了个不安分的分。陈黑顺和刘翠花因尿尿流氓案上了批判会。大队书记张金柱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张金粱会把批判对象刘翠花娶回家,刘翠花成了自己的弟媳,在一个锅里搅勺把。还有更多的没想到,让胭脂岭上演了情仇爱恨的大戏!”瞧,这够绝吧?李印功老师就是这样的老辣,充满智慧不动声色,一开篇就把读者的眼球抓住了,让你跟着他的笔,他的文字去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 揪心啊!你能说他没有技巧?你能说不佩服他的写作手法?反正,我是不能!

  《胭脂岭》一方面真实再现了七十年代末动荡的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困境,也展现那个时代法制不建全、陋习旧俗抬头、政治运动众多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乡下农村人的闭塞、落后和贫穷破败的一面。而且对民族的劣根性和国民沉睡的灵魂,通过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对话加以深入地刻画。同时,它对乡下一些民众的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痼疾,在进行了潜意识的批评;同时,又通过大量的描写叙述八九十年代农村的真实事例,力求展现人们充满了对民族力的追想与渴望,作品旨在力图给农民重新贯注一种生命的动力和对原始土地的活力。

  我本人拙见, 《胭脂岭》做为一个现代版描写八百里秦川关中道的乡土小说,它深入进行了关中特有的乡土人文的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乡情与理性、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中,充分体现出作者李印功老师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古土家园的依恋与批判的两难处境。归根结底,小说《胭脂岭》把目光放在了民众自身的觉醒和先进阶级思想的引导上。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对与不对的话,虽然是个人浅见,但都是好话,沒有给老师拍砖,也似乎有些对不住老师送书给我。

  结合《胭脂岭》,那就再说一点自己对《胭脂岭》,对当下乡土文学作品,持有的不同看法。第一,用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去写三十年时间段的故事,似乎整篇小说有些拖,不够精炼。我也曾考虑到作者过去写了那么多碎戏剧本,所以该小说段落之间有剧本形式的印痕,但还是想说出来我的看法。《胭脂岭》具体表现为各章节,也就是小段之间故事线衔接不紧凑,没有起到叶靠枝,枝依躯。躯身(反过来说)生枝,枝生叶,这样相互依赖相互衬托的.作用。因而就造成全篇大框架(故事主线)有些松散。第二,乡土小说,一般语言的地域性很強,许多作者刻意去在人物对话上用方言,甚至觉得越土越好,土的掉渣就是原汁原味。《胭脂岭》里也用了许多方言,我也注意到了作者自已用括号加了些注解。先要说明一下,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关中道人,状态最好时也只会讲个“陕普”,平日多半与人交流时都讲方言。写乡土小说,我也离不开用方言,我个人也不反对用方言,但我觉得看了印功老师的《胭脂岭》后,我想劝老师在以后创作长篇时,要慎而用之。我以为,在当下国泰民安的盛世下,文化越来越被重视,文学作品的春天也已到来,我们文学陕军要出征,要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作品中滥用方言就是个问题。出省人看不懂,出国没有办法翻译,大大影响和制约了作品的市场占有额,也失去了众多的读者群。再好的作品也会因此小错而得不偿失,这恐怕也是当下国内文坛的通病。仅此建议,望印功老师及众文友同本牛一并慎行之。

  最后,牛想说,李印功老师《胭脂岭》的出版发行,看似它是为读者讲了一个曲折的故事,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实则是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中,《胭脂岭》为富平乡土、也为作者李印功自己,构筑了一个栖息之所。

  以上文字,权且读后感,若有不妥,望文友批评指正!

  (秦川牛  原名贠社教。中共党员、陕西省编剧协会会员、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渭南诗词学会会员、临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及网媒,代表作长篇小说《爱与火》、诗集《文韵壶歌》。)

  读《胭脂岭》随感

  贺军武

  源于对文字的喜爱,每当看到几十万字的小说读本时,内心除了虔诚和敬佩,更多时候是一种莫名的心疼。于而今物欲横流的当下,爱好文字的人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也只有爬格子的同类才深知,一本著作的完稿是多么的不容易,就像李印功老师的这本《胭脂岭》,多达五十多万字,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其中的心酸不言而喻!

  小说描述的是渭北一带的胭脂岭大队,在改革开放前后所发生的故事。同是关中人的缘故,笔下许多的生活场景都是我所熟悉的,所以通篇读来倍感亲切。其中许多的农村生活画面如影重现,让人沉醉。不得不让人佩服李老师的生活积累以及细节描写的精准独到,书中的故事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故事跌宕起伏层出不绝。作为而今依旧是农民身份的我,读到这样贴近自身,反映农村生活的题材,感触和理解应该更深刻些。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张金柱和张金梁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实际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代表,张金柱是生产队时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守旧遵从,对党忠诚,表象原则性强,实则缺乏创新,没有担当,最终难免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弟弟张金梁脑子活泛,具有创新和引领精神,在分产到户以后的日子里,成了村民劳动致富的带头人。看似兄弟两人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农村进程里新旧两种力量的交织和对抗,在爱恨情仇的纠缠里引发的一系列有关人性,道德,欲望以及情爱的思索,无疑在框架的构造上是成功的。

  小说的语言采用地道的关中方言,许多的俚语,歇后语,运用娴熟,十分贴近人物形象,这一点尤为精彩。作品的特色就在于语言,语言生动了就吸引读者,例如书中的,干吃枣还嫌胡大,石狮子挂红胡成精,下巴底下支砖,砸洋炮,躲奸耍滑,戳弄是非等等,都是大众所熟知的口语,所以说语言方面实在是令人折服,增彩十分。

  有关这本作品,也看到了许多的评论,多为锦上添花的赞美之词,精彩之处已无需我一后生再表。仔细读完后,有几点不同的感触,罗列如下。第一整体感觉,细节过于精细,琐碎事太多,所以读来没有紧凑感,能反映人物性格品质的经典故事不突出。第二故事铺垫不到位,发生的突然,例如廖英霞的父母自尽,太突然,出事后的主人公内心情感以及对后事的处理都显仓促,不切实。梁金柱好赖久经风雨的基层干部,因为兄弟伤情的想象,一句话就发疯了?缺乏过渡!最后的廖英霞跳崖,同样缺乏说服力,毕竟时间过去好久,而且没有丝毫感情纠结。其三,有关人物描写成语的运用不妥,例如文44页,陈黑顺内心五味杂陈难以言表,文69页,感觉他目光游离,文71页,用七步诗做检讨书,过于文学化处理。第四,大框架里,梁金柱消失的过早,小人物太多,难以掌握,下篇里计划生育时期和办企业,以及当下才注重的环境整治,交叉,时间段不清晰,有一笔带过之嫌。留守协议虽然出于本意,但在现实里根本不可行。犹感遗憾的是恶人邓财庄每每得逞,贯穿始终,主角色身上的正能量反倒没有恶人出彩。文学的真实性源于生活,但文学的本义在于宣扬真善美和正能量。从这一点来说,我感觉还应该提升!

  这部小说的整体是有其积极地意义,反映农村的真实生活,透视生活背后的苦难,磨砺以及所有有关人性的纠结,最后引发城市化进程下一系列新问题和矛盾的思索,都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一个不写小说的晚辈评论老师的作品,自然免不了班门弄斧之嫌,不说点真话却又不是我的秉性,所以不到之处望文友老师们多多指正。于自己而言,至少我是认认真真读完了这部心血之作,写下自己的一点看法罢了。祝贺并问好尊敬的作者李印功老师!

  (贺军武,笔名香袭布衣,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渭南市作家协会、散文网会员,喜爱阅读写作。泼墨倾香飞雅趣,醉意笔端写华章,愿以一颗诗心丰盈这尘世的寂寥,笑看风月。)

  《胭脂岭》的那些人那些事

  李文君

  一次和李印功老师通电话说别的事情,他对我所说的事情毫无兴趣。我说,叫你挣钱哩,你都不愿意,你想咋哩?李老师当时相当激动,大气地告诉我,现在不弄那些事了,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胭脂岭》,忙书的事。一听书名,想想还是李老师写的,必是陕西本土的乡土题材,我立马就来劲了,赶紧索书。

  和李印功老师相识在《陕西农村报》,他任报社执行总编,我给吴永国总编做助理,同时还兼行政中心主任,哈哈哈,管钱的,主要还管给李老师发工资,所以几乎天天和李老师打交道。李老师是性情中人,在工作上,我们有时候密切配合,有时候也有分歧,但是每当我说的有道理,李老师就会积极地做出让步,当然,最后还会不甘心地骂我一句:死不下的歪女子。

  我是渭北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在西安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生活了几十年,外表貌似光鲜靓丽,内心却土的掉渣,而且掉的还是渭北高原的黄土渣,对于本土的乡土文化,骨子里就带着刻骨铭心的爱。

  书很快就收到了,大概一翻,就搁不下了,就是我最爱的东西。

  《胭脂岭》就像一首长篇的叙事史诗,以渭北黄土高原一个贫瘠的小乡村为背景,以张金柱张金梁一对双胞胎兄弟的性格差异,爱恨情仇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前后,这片黄土地上苦难的人们心理和生活渐变的里程。幼年丧母,受尽人间苦楚的金柱金梁,身背着父亲给他们起的名字里的柱和梁高中毕业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政策下,他们必须先回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由于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思想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于是,一场乡村的历史好戏就在《胭脂岭》上徐徐拉开了帷幕。

  随之,陈黑顺,张宽升,董双奇,王朗雄,党西胜这些有代表性的村民,还有刘翠花,焦芸香这两个有故事的女人都出来了,人物关系错综纠结,故事情节复杂动人,把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所谓的政治前途做出咋样挣扎,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胭脂岭》里,作者李印功老师好像置身其中,用的全是土言土语,说的全是土事土情,其作品真的是在这片黄土地里扎了根。生产队开会的场景,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也参加过,作者描述的和真实的场面一模一样。农民当时都吃不饱,就更不用说文化生活,他们就会把生产队开会当成一种热闹,有些爱美的女性会当成显示自己的机会。因此不曾受过多少教育,善良滑稽的农民们在会上就会即兴表演一些放屁,打情骂俏,比针线的游戏,当然还是会以会议主题为主。金柱一心想靠政治斗争武装自己,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做事思想单一,行为固执,甚至践踏亲情,把自己的同胞兄弟当成阶级敌人,就更不用说对待别人了。怯于对金柱的政治威力,人们更喜欢随和务实的金梁。金梁敢恨敢爱,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清楚地知道,吃饱肚子,有钱给父亲看病才是大事。作者把金梁当牛经纪,和刘翠花爱恋的故事描绘的有声有色,一个西北汉子为了生存和爱,有思想有担当的彪悍形象跃然纸上。光棍陈黑顺,缺爱的成长经历和苦难生活,无情地扭曲了他的心理和行为。他在担水茅的时候,尤其是在女人家里担水茅,肮脏的内心活动和异常行为举止,让人恶心无比。他可耻地搅和了樊兴龙和焦芸香这对苦难夫妻正常日子。他把无奈和悲哀,乃至狂躁,残忍地发泄在像亲人一样陪伴了他好多年的黄子狗身上,凶残的杀害了黄子狗,可怜的狗成了村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口中的美味。陈黑顺,纯粹就是以死狗烂娃的形象出现在作品里。也许,他被扭曲之前是正直的,等冷静下来,他心里空了,难受了,觉得黄子狗死的有些凄惨,这说明他身上还有人性的东西。作者还在杀害黄子狗这个章节中,不失时机加写了胭脂岭的村民对此事的看法和态度,他们认为狗也是苍生,不能残害,要求给陈黑顺开批判会。由此可见,渭北高原上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善良明理,对生命的尊重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胭脂岭》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数不胜数。总之,作者推心置腹地 给读者阐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人,怀揣什么心,就做什么事;有什么人生观,就走什么路;有什么思想和目光,就有什么前途。这和我们这个时代提倡的和谐发展,与时俱进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胭脂岭》这部作品里,李印功老师之所以能把里面人物和故事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看来,这要归功于他精通这个地方的语言特色和深厚的黄土文化。陈黑顺在尿尿的时候,巧遇寡妇刘翠花,想起以前提亲不成的事,心里恼恨的想:和我一样大的人,娃都跑得咚咚咚,我还是光杆司令。就“咚咚咚”这三个字,立刻把一个结实健康,喜庆快乐的孩童形象充分地体现了出来,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孩童背后的家庭,是多么地恩爱,幸福,叫人羡慕不已。北村的张肯伍在显摆自己的媳妇面擀的有多好:下到锅里莲花转,挑在筷子赛丝线。多美的农民诗词,恰当地描绘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妇女,心灵手巧,勤劳能干。我清楚地知道,渭北农村,评价谁家的媳妇好不好,首先要看她的面擀的好不好;衡量谁家的日子过的好不好,就看他家的油泼辣子泼的好不好,辣子里头的油汪不汪。我小时候,有改革开放之前,土地还没有包产到户的这段农村生活的经历。当时收获完小麦之后,生产队就要把麦秸垛成一个大大的草垛,用来喂牲口和做村民做饭点火的引火草,草垛有多大,就说明今年的收成有多丰厚。看着高高的麦草垛,丰收的喜悦美美地挂在人们的心里和脸上,在村子小学当民办老师的堂哥,即兴赋诗:对着太阳抽根烟,撕把白云擦擦汗。就两句,就把当时的场景,抒发的一目了然。可叹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如此灿烂厚重的文化,同时还滋养的一批像李印功老师,我堂哥这样的精灵。

  前些日子,女儿从一个叫西西弗的书店,给我买了几本杨绛先生的书,之所以称杨绛先生,可见对她的尊重和敬仰。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他们的作品和社会贡献,是我们几代人乃至国家领导人,海内外的有识之士有目共睹的,他们就是文人中的伟人。但对于我这个黄土高原上长大的农村娃来说,受成长经历,地域坏境,教育局限的影响,境界还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女儿引导我,妈,你尝试着从你的爱好里走出来,接触一下其它文化。我大言不惭地回答女儿,留学美国的经历是你人生宝贵的财富,而在渭北农村的成长经历,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个阶段,老祖宗给我植入了他们传承了几千年的味觉和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特有的文化,他们是用岁月这把锋利的刀子,把这些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常常在想,披萨这种外来品种,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深受国人的喜爱,在市场上占领了不菲的空间,这说明它还是迎合了一部分人,有可能是一大部分人的口味,我个人也觉得能吃。但是要让我说最想吃啥,啥最好吃,我也不怕人笑话,我最爱吃故乡包谷糁子下红苕,辣子夹馍。

  我爱祖先的饮食,爱黄土文化,爱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爱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爱李印功老师的《胭脂岭》。这些作品,记载着我们的历史,承担着我们厚重沧桑的文化,是我们三秦儿女的精神依托和心之所向。

  最后,我告诉大家,据说披萨是马可波罗从我们这回去后,想吃咱的包子,有可能还想灌点辣子水水,哈哈哈,没弄成,包不到一块,才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烤一下凑合着吃算了。这样的话,咱的包子就是披萨的老祖宗。

  (李文君,1969年生,陕西蒲城人,少年时代就读于蒲城孙镇中学,爱好文学,挚爱乡土文化。曾任《陕西农村报》总编助理,行政中心主任,现任陕西中天资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当“再现”成功之后

  一一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审美品质思考

  林焕琴

  阅读《胭脂岭》,一种亲切感一直伴随着我。因为它写的是我的家乡,我脚下的这片黄土台源渭北原野。那些我熟稔的渭北风情,乡俚民俗不断地扑面而来,使我常常会心莞尔,心有戚戚。尽管我只经历了文革后期,但小说中那个特殊年代的热闹与悲凉依然勾起我曾经的记忆。小说的故事性很强,情节曲折,很富有悬念。尤其是这些故事在作者的生动,绵密的编织、描写、叙述里所呈现出的那种强烈的生活质感使读者的阅读常常欲罢不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渭北乡村生活状貌被李印功先生的生花妙笔生动的展现出来。这是《胭脂岭》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这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丰富占有,细致观察和叙述语言的娴熟驾驭。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却发现正是“娴熟的叙事“变成了作者写作的黑洞,它让整个小说陷于叙事的沼泽使主题表达走进困境。

  我把这种叙事称为“恣意“的叙事。这个“恣意“主要取其“自由,随性,漫无边际,不加选择,泛滥“之意。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对经验世界的摹写再现,叙事状物,穷形尽相,栩栩如生,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但叙事中缺乏作者主体趣味与个人倾向性灌注,使文字仅浮于描写层面而失去了应有的意蕴表现力。

  二是叙事节奏太快,张弛无度,使小说失去表达主题应有的从容,从而遮蔽了作品的精神品相。作品中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地接连发生,情节曲折繁复,整个叙述仿佛一股一泻而下的洪流,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冲出河床,四处漫流。读者被故事诱惑着,一路向前。陈黑顺尿尿,批斗会,挑水茅,调情焦芸香,招夫养夫,樊兴龙吊死;同时展开的还有张金柱破“农业学大寨标语被涂改“案,开陈黑顺批斗会,与廖英侠相恋,与张金梁冲突,郑宽畏罪自杀,郑胜跳沟自尽等等,读者几乎陷于一种故事的罗网,大大小小,缠缠绕绕,永无止息。

  这种紧张的叙事大大削弱了长篇小说应有的张力。就像一个弹簧,被拉扯地超出了弹性限度以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终使读者的阅读陷于一种紧张与茫然。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小说写作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它还需要完成一种故事精神,还需要书写广大的世道人心,从而为当下的生存境遇作证。“而作者显然只耽于叙事的快感而忽略小说精神品质的深入挖掘与表达。

  其三,这种恣意地叙事使作品众多人物的描写刻画面面俱到,笔墨平均,造成叙述的主体线索不够明晰。

  其四,耽于故事悬念的设置,重视了可读性而忽略了人物命运发展逻辑支撑的挖掘,未揭示出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性。比如张金梁这个人物,作者意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新时代先进农民的形象。于是,在、“文革“期间,他就勇敢的反潮流,就敢当“资本主义尾巴和毒草“,文革结束后他人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开灰窑,办石渣场,解决农村留守问题。然而小说一直未展示其如此这般的动因,于是张金梁便成了一个天生的“先知先觉“的神人。人物形象的精神意义指向上有主题先行之嫌。

  其五,在作者“娴熟的语言描摹与故事编织“中,《胭脂岭》上的故事丰富生动,但繁复曲折的故事缺乏一个整一的灵魂,小说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是“文革“的荒唐?还是“改革“的艰难?是传统文明的失落?还是现代文明的建构?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说是,因为小说真的在写文革,写极左,写乡镇企业的艰难,写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写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说不是,因为,读者读到的只是渭北原上一个村庄里在一段时期是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已,这些事件缺乏一个统一的,突出的,深刻地精神指向。当然,作者似乎也在批判,也在歌颂,但这很不够,还应深刻展现这段历史发展现象背后的关于生存的,历史的,文化的深层动因,揭示其“如此这般“的必然性。但作者显然未在此处用力。

  由于作者对故事架构的精神指向不明导致小说人物塑造缺乏应有的典型性。于是小说中的故事永远停留在了故事层面,失去了塑造典型人物性格的重要的叙事功能。

  小说是人学,人的确是靠故事来塑造,而此故事绝不是彼故事,它是以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性为核心的,在此意义上主人公张金柱张金梁兄弟的形象刻画缺乏深厚的历史逻辑根基。于是主人公形象的可信度大大折扣。

  是的,作者对生活经验的精细摹写是生动饱满的,但正像谢有顺先生所说:在这些经验的下面,作家对世界、对人心还要有新的发现。

  当然,尽管小说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仍要向李印功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因为李先生的对文学的热爱、勤奋和真诚,因为作品中始终洋溢着的亲切如我的乡邻般质朴的气息。

  (林焕琴,作家,评论家。出版散文集《风过原野》。)

  李印功和他的《胭脂岭》

  崔利民

  一些事,过了很久,难以淡去;一些人,相隔多年,却总是在不经意间,重新打开你的心扉。某日,印功老兄忽然来电,正属此类。

  印功兄,家乡老庙人。斯地文化积淀丰厚,民风真诚率性。以艺而论,以高昂、激越、热烈、奔放而著称的老庙老鼓, 煌煌舞动,惊涛拍岸,正是斯地人个性淋漓尽致的展现。以人而论,古有忠肝义胆的明代监察御史杨爵,清廉刚正、直言敢谏, 他与海瑞为同期铮臣,时有“北杨南海”之称。清康熙皇帝为杨爵题赠:“杨忠介公明代事,关西夫子清世称。”其正是老庙人忠诚、正义、耿介、坚强的写真。今有军旅作家党益民,某年在其为家乡设立的“益民文学奖”颁奖时有过一面之缘。这位颇有建树的军旅作家十分谦逊、儒雅,总是一脸和善的笑容。骨子里却以朝圣之心《用胸膛行走西藏》,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劫难,以铁血豪情与诗性浪漫让《喧嚣荒塬》开满《一路格桑花》,那饱含激情的抒写,血性张扬,感人至深。

  正应了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功兄是一个典型的老庙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我与其相识相交于二十多年前。其时任《富平报》副总编,我在县委办当差,因工作关系常打交道,很是热悉,甚乎开怀畅谈、嬉笑调侃、毫无拘束、称兄道弟。其豪爽旷达、侃侃健谈、活力四射、笔下生风,是一个走遍村村落落的“泥腿子”记者,一个很有名气的新闻笔杆子,把一个县级小报,办得有声有色。后因工作变动,多年未曾联系。接到电话,方知老兄因国家停办县级报纸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被聘为《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几年后辞职,忽又别开蹊径,为陕西电视台的栏目剧《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撰写剧本高达近百部。尤为可敬的是,居然在年过花甲之际,雄心万丈,耗时三年,大器晚成,厚积薄发,写出一部洋洋洒洒59万字、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胭脂岭》。

  只两天,印功兄快递来这部厚重的小说。第一印象,沉甸甸的,让我不由想起老庙的万斛山。这是富平最东部的一座山,十分奇特,因山上面平平仄仄蹲卧罗列着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状如斗斛一般的石头而得其名。万斛山漫山遍野皆丛生着大片大片的 马兰花,虽不华贵、名贵,但清香幽远。我想,《胭脂岭》当正是一部精神世界的万斛山,开满生活的马兰花。这部长篇小说以渭北农村二十世纪末七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为背景,以曲折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演绎了当代农民生活的困惑与迷茫。其鲜明特色有四:

  第一,这是以农民的体验为厚实基础的。印功兄骨子里,是一个农民,有着农民淳厚的质朴和对土地天然的赤诚;但他又是一个文人,有着文人追求独立价值实现的使命、风骨与精神。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印功兄是扎根于土地的,《胭脂岭》正是他深爱的土地上,长起来的一棵精神之树。他必须把对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的丰富体验、深刻理解、独特思考以艺术的形式,用真情生动地呈现出来,给生命找到一个不吐不快的出口,否则,就会如鲠在喉。就像一个农民,必须拥有一季成熟的庄稼。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小说写完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还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明知自塑的佛是假的,还是把笑和泪抛给了佛,这说明我是用真情写作的。”没有这种对土壤的爱,再饱满的种子都是不可能发芽的。

  第二,这是以农民的故事来呈现的。《胭脂岭》以充满悬念的故事贯穿始终,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情节生动,细节真实,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为城里人观照当代农村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为走出农村的人留住了一缕回望岁月的乡愁。很显然,没有厚重的农村生活积淀,没有生于斯长于斯刻骨铭心的亲历,是烹不出这一道风味独特的、丰盛的农家大餐的。何况,印功兄还曾是农民、曾是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呢。对乡里乡亲的故事,更是信手拈来。

  第三,这是以农民的语言来鲜活表达的。如果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个性的必然是大众的。这部小说的语言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其渭北乃至关中乡村语言色彩极为浓烈。这是特色,凸显着血浓于水的情怀;也是本色,如醇香四射的陈年老酒。小说鲜明的关中语言、朴实的农民语言、个性的人物语言,生活化、场景化的口语表达,简洁明快,朴实无华,活泼真切,生动传神,读来分外亲切感人。自己如同行走于老家的村落,听乡音鼎沸,直来直去,清澈见底,绝少有遮遮掩掩、拐弯抹角的心机。语言是生存状态的折射,是文明演绎变化的载体。乡土语言中有抹不去的乡村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存留与传承。

  第四,这又是站在农民、农村之外来审示观照的。作为农民,作者融于其中,这是感性的,是割不断的乡土情结;作为文人,作者又立于其外,则又是理性的。印功兄的大半生,实现了由“农民身份”向“乡土作家”的精神突围,实现了自我的脱胎换骨。这正如他自诩的,是“把上辈人抡镢头变成了耍笔杆子”。作为农民,他“抡”地勤勤恳恳;作为作家,他“耍”地风生水起。从小报到大报、从乡下到省城的丰富历练,使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方位、以更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那曾经的生存“场域”,以“非农民”的身份和视角,对“农村”的内在裂变和快速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行深度解剖和理性洞悉,从而绘就了《胭脂岭》这一副真实呈现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渭北“农民画”,犹如老庙花炮,一鸣冲天,色彩斑斓。

  于文学,自己是一个门外汉,充其量只是游离于文学边缘的观望者,最多只是在枯燥的公务材料之余,偶然踏进门,惊喜地观赏一会文学花园的绚烂风光,或者顺手采得几朵小花。《胭脂岭》同样是一座花园,这篇拙文,当是笔者捡拾的一片花瓣。青春不老,激情永恒。唯愿印功兄老树生新枝,花开香更浓。

  (崔利民,男,汉族,1966年5月生,陕西富平人,网名寒山石。作家、学者、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曾在中省报刊发表经济、党建、青少年研究、文学评论等方面论文百余篇,著有《当代青年论探》(获陕西省首届青少年研究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村民监督委员会实践与思考》(获陕西省首届廉政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滴水藏海——当代微型诗探索与欣赏》(被誉为微型诗理论研究“弥补空白”之作)、《微型诗论探》(国内首部微型诗理论专著)及微型诗集《短笛轻吹》、《汉字?神奇的密码》等,合著《习仲勋的故事》、《微型诗精品百首》(首席评论)等,近年来致力于党风廉政建设研究。)

  《胭脂岭》的语言

  吴新友

  初识李印功老师,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儿子武军回家,手捧着一本书,厚厚的,重重的,递到我手中。《胭脂岭》三个大字,立刻映入我的眼帘。武军接着说,这是富平作家李印功先生送给的。他接着说了认识李老师的经过,原来李老师家属在省人民医院就医,他的一位乡党在医院上班,给李老师介绍了同事武军,在查房中武军认识了李老师,二人为了联系方便,加了电话,成了朋友圈朋友,李老师随即看了武军朋友圈,看到了武军转的我的几篇拙文,就与武军闲聊,得知我也爱看书,于是就把大作赠送与我,让武军顺便捎回来。并说了李老师的电话,我随即加了李老师电话,然后就联系上了。第二天下午,我见了李老师,李老师热情,好客,健谈的处事方式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真有点相见恨晚之感。

  胭脂岭以渭北农村二十世纪末七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为背景,以曲折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接到书后,立即翻开阅读,开篇尿尿的小事立即引起兴趣,接着,一有空就打开书本就读,书中的众多人物、事件一下子把自己吸引住了。

  自己生长农村,中学毕业回乡劳动,担任过三年生产队长,正好是土地下户以前,对于农村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经历过,与各种人经常接触。打交道,他们思想性格,做事为人,都有了解,读着读着,书中的人物事件场景,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也置身于其中了。

  李印功先生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曾是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呢。对乡里乡亲的故事,更是信手拈来,由于作者李印功老师有着亲身体验,用语有着浓厚的乡土韵味,用的全是土言土语,说的全是土事土情,其作品真反映的是黄土情。生产队开会的场景,作者描述的和我们村子开会的场面一模一样。当时开会时间大部分选择在雨天,不耽误劳作,生产队没有会议室,就选择在饲养室,这也就是大聚会的场所,会前也是大家说说笑笑,打情骂俏,说笑话的时间,这时的话语也就反映每一个人文化素养,社员们就把生产队开会当成一种发变言论表现的机会,各色人物有机会在会上也显示自己才能。打窖,烧石灰,捞死人的场景,我也亲身经历过,妇女摘棉花是装棉花的动作,李老师写得逼真,实实在在,读着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小说鲜明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简洁明快,直来直去,朴实无华。生活化、场景化的口语表达,活泼真切,生动传神,“尿泡脸,碌碡腰,敦敦屁股”几个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力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屋不连脊,地不连畔,前世无怨,今世无仇”。“干吃枣还嫌胡大”。“提起裤子没有腰”。“石狮子挂红胡成精“”。“下巴底下支砖”。“碰到墙连土担”。这些用语,农村生活的人读来分外亲切感人。这正是该书使人爱读的地方之一。

  “猪八戒不成仙——吃了嘴亏”,“做梦问媳妇——想得美”。这些歇后,俚语,运用得十分娴熟,十分贴近人物形象,这一点尤为突出。

  作品的特色就在于语言,语言生动了就吸引读者,例如书中的,“砸洋炮,躲奸耍滑,戳弄是非”等等,都是大众所熟知的口语,乡土语言的运用,加深了对乡村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胭脂岭也是对民族优秀语言的传承。

  所以说语言方面的运用,实在是令人折服。

  学者杭盖先生说:《胭脂岭》都是一道岭:岭者,山也。

  恰如其分。

  (吴新友,1952年生,陕西蒲城古镇新村人,笔名易室居者。先务农,后任教,爱看书,闲暇之余,写点文字。曾任第一届世界吴氏代表大会华夏吴氏网代表团成员,华夏吴氏网责任编辑,吴氏在线陕西联络员。蒲城县文史资料员,吴家社区老年协会会长。著有《新村史话》《新村吴氏宗谱》《家谱与庆典》《相聚蒲城》等。长篇博文“新村抗日英雄谱”被《抗日战争在白水》一书收录,长篇博文“蒲城腹地‘白水新村’”被《记住乡愁–蒲城村落》一书收录。《大寨参观记》《社教运动的经历》被《陕西文史资料》收录。常在省市县文史刊物,报刊杂志及网络发文。)

  《胭脂岭》碎谈

  王  璐

  李印功老师对我这个文学后辈还是寄予期望的,要不然我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他的赠书,而且他也一直期待着我对《胭脂岭》的感受,李老师对于文学的热情和痴迷着实令我感动。

  好家伙!五十九万字,二斤八两六,掂在手里,沉甸甸的;看在眼里,喜滋滋的。但对于我一个“公家人”,很难抽出一定的时间、静下心去认真阅读,更不用说谈什么感受了。时间一长,总觉得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再不来个只言片语,也就愧对李老师的心血之作。

  我一直在关注各位老师和读者对《胭脂岭》的评价,几乎也都是赞美之词、褒扬之笔,这也许是当前文学评论的主流模式,我不敢妄评其对与错,但总觉得如此这般不利于作家的成长进步。更何况,我是一个不遮不掩、性情耿直、相当执拗的粗人,一旦开口就会滔滔不绝,不大注意别人的感受,常因“嘴祸”得罪了不少朋友,所以平时尽量控制自己少说话。

  如今讲真话不容易,说假话倒能引起共鸣,但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初心,睁着眼睛说假话,又不是我做人的原则。《胭脂岭》我没有细看细读,只是粗粗地翻了一遍,今天索性就将自己零碎的看法和观点托盘而出。

  可以肯定地说,李老师驾驭农村题材的小说有他的优势:一是不缺土壤,不缺生活,不缺素材,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地道的农人,又亲身经历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二是对他这样一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不缺视角、不缺观点;三是他有创作百余部“碎戏”的坚实基础,是讲故事、会讲故事的老手。因此,他写出来的作品绝对不会走样,而且会更好看、耐看。这些在《胭脂岭》这部作品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但对于一位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人来讲,要驾驭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宏大作品,大概也不会那么容易。今天我不想谈《胭脂岭》的出彩之处,因为大家说的都太多了,我只想重点谈谈这部作品的不足。

  长篇小说都要有一个时代背景,《胭脂岭》写的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转型时期的市井百态和恩怨情仇,但它对于这样一个转型变化的历史背景,那种背景下思想观念的冲突、那种人与人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那种形势的错综复杂性交待或者表现得还不够充分、不够鲜明。

  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讲求它的文学性。文学性就是运用各种文学艺术的手法,来反映社会上的人物和事件,它主要体现在对大量材料的巧妙概括与提炼上,故事情节的精巧结构上,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上。《胭脂岭》给人的印象就是文学的表现力还不够,还没有走出他写“碎戏”的影子,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运用人物的语言来反映,很少从人物的肖像和神情上着手,显得有点单一、单薄。故事的堆砌痕迹也很明显,没有进行很好的选筛和取舍,故事情节的叙述描写缺乏整体感和重点,随心而欲,太过用心、用力,导致放多收少,让整个作品显得冗繁,容易让读者产生厌倦,造成阅读上的疲劳。

  记得党益民老师曾经说过,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必须真实。《胭脂岭》看似宏大热闹,但很难打动人的心魄,不敢细去琢磨。像陈黑顺这样的“四类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绝对是抬不起头的,让人瞧不起的,但在小说中他却成了一个惹人眼球的“活跃分子”“怪怂”,批判会上成了‘搅局’的主角,有点不可信。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父亲就是“四类分子”中的一员,我参加过的批判会也不少。还有张金梁和刘翠华蝎子洞野欢的描写,满地上都是乱石和枣刺,脚一踏就开始翻云覆雨了,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去写。

  小说中的方言土语是一大特色,几乎都是原汁原味,熟悉而生动,给小说增色不少,但作者在运用当中的“创造”,特别是加上一些成语,从当时的农民口中说出,还显得有点做作,有点别扭。

  我要说,《胭脂岭》是一出好看热闹的农村大戏,从引子、上中下篇到尾声,一幕幕拉开,但就整个作品而言,矛盾冲突和起伏跌宕的高潮还不多,故事还有点零乱,有点平实,起承转换还不够自然,冗杂而不深邃,淋漓而不精致。五十九万字,太长了;三十万字,刚刚好。

  作家的创作切忌浮躁,仅有热情还是不够的;评论者更不要投其所好,一味吹捧。这里我只是谈了一点杂碎的感受,也只能代表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也算是完成了李老师交付的作业,由于水平有限,可能难遂其愿,但至少证明我的态度还是端正的。

   (王璐,陕西富平人,曾用笔名频山频水、金粟。钟情文学,倾心笔书,曾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诗文多篇,著有诗歌集《三人行》,参与编辑的《当代富平诗文选粹》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胭脂岭》引发的乡情

  刘红莲

  浩然老师的《艳阳天》让我上瘾;它伴随我度过了高中,技校,工作,成家生子。一直到今天,它依然安静地摆放在我卧室的床头柜上,以便睡觉前顺手拿过来翻上几页,然后满足地进入梦乡。《胭脂岭》是李印功老师的长篇小说,是又一部让我上瘾的作品。

  对于李老师的作品,我初读于杭盖老师创办,张默编辑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写昆仑.小说号》,小说开头的引子:“村外的地边”让我瞬间想起家乡村外那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黄烟。那部小说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起,那个时候我还没来陕西,还生活在家乡的热土上,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所以,看到小说的引子,我的眼前不由得一亮:“好”!

  每次张默编辑好推出后,我首先转发到空间,然后再细细品读。在那里,我会和李老师的铁杆粉丝互动,几天不更新空间就给我留言“伙,咋还不转,上瘾了”!

  我和李老师并不熟悉,我只是喜欢老师的小说,就冒昧地发出加好友的申请,没想到,老师爽快地接受了,还给我邮寄来了《胭脂岭》,让我很感动!

  李老师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农村气息,人物性格鲜明逼真,犹如原老师开头的评论“真实,没有虚构编造”。正是因为小说的真实性才让我反复拜读。《胭脂岭》成功地塑造了个性和命运炯异的双胞胎兄弟,不堪磨难让人唏嘘跳崖的廖英侠,遇事不过大脑的刘翠花,三婶因为贪穷而将公物占为己有的“偷”等等,这些都符合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正因为这浓郁的乡村味道,让我总是想起故乡、怀念故乡一一

  故乡总是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梦里,连同那些曾经一起生活过的亲人也忽远忽近地在梦里:村子后面只有汛期才有水、干涸时长满草的小河,干涸时,躺在上面软软的堪比家里的床;还有挥舞着棍子抽打犯了错的堂哥的爷爷;裹着小脚颤颤悠悠来看多病女儿的姥娘;休假回来坐在堂屋门口给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孩子们拉京胡的父亲;灶房里摊煎饼的母亲;挨家挨户招呼出工妇女队长的大姐??,到最后都一一变成一张张摆放在桌子上的照片,静止不动!

  离开了故乡,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孤独的,那种对故乡不舍的情结在后来的农村体裁的小说和文章,还有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里,得到的慰迹和释怀。

  我出生在一个不大的小村子,七岁随父亲举家来到陕西,从此由一个农村娃转身变成了厂矿娃,这个巨变当时我认为是暂时的,我还是要回去的,那个小村子才是我的家。然而,和故乡匆忙的一别却再也没回去过。许是农村生活的七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所以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看了《胭脂岭》又沟起我的记忆。

  总之,《胭脂岭》是一部真实感很强的小说,一部一读就爱不释手,上瘾的小说,甚至在读的时候还会和书中人物一起承受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恨情仇。所以,李老师是成功的,小说也是成功的,感谢李老师又给我们创作了一部好作品!感谢李老师!

  (刘红莲,作家,笔名,闫时(chi),陕西华阴人。喜爱文学,愿意将生命在文字里延续。)

《胭脂岭》读后感(田  岸 

  我以一位读者的身份谈一点体会。这部书近六十万,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展开来讲,所以对书中的具体内容我都不再涉及或引用,只是宏观地对这部作品特点和不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胭脂岭》以渭北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双胞胎兄弟难解的爱恨情仇为主线,以曲折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用平视的视角展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荒诞年代人性的扭曲,以及市场经济下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常常发生二律背反的现象,成功地表现了农民的生活困惑与精神迷茫,反映了一个时代对农民命运和生存方式由表及里的自省过程,折射出中国一段近代史。

  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中,乡土叙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少作品写到农村,表达都具有乡村的朴实性和实在性,让人看到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和古朴的伦理关系。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

  《胭脂岭》是一种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这种叙事不再带着既定的意识形态主导观念,而是回到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回到那些生活的直接性,那些最原始的风土人性,揭开最本真的生活事相,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乡土历史事实蕴含着深刻的具有痛感的历史内容。也许,这是这本书的文化价值所在。这部小说我以为有以下的特点:

  一、作者有具有扎实生活积累。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民生活的坎坷,农村的发展变化,鲜活的农民形象,甚至家长里短,鸡鸣狗盗的生活琐事等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写得真切、传神。如果不是对生活、对农村、对农民的至深的了解,那是绝对写不出这样入心入目的作品。我们常说形象是生活的反映。如果没有生活,没有对某种生活切切实实的了解,要写好某种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故事讲得好。小说中许多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如上篇中的故事主要是围绕着“偷”展开的,为什么要“偷”,因为穷。从偷卖牛肉到偷牛皮,特别是朱成偷牛引发出的诸多情节跌宕起伏,而结果往往在意料之外,细想却在情理之中。许多故事无风起浪,极具戏剧性。

  三、细节处理得好。一部小说有好故事还不能说就是一部好小说。不少业余作者的长篇小说有故事、有情节而缺乏细节。细节描写是指抓住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或场面描写之中。它是小说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同样,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大家可能还记得上海过去有本小杂志叫《故事会》,里边的故事文章没有一个人会说那是短篇小说。

  有次,关中牛先生和我谈,他头疼我市不少业余作者写小说还没有从讲故事中走出来。我说,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小说,现在看来也是在讲故事而已。这得有个过程。如何从单纯地讲故事中走出来,让故事变成小说?这就是细节。美国著名的语法学家小威廉?斯特伦克在《文体的要素》中写道:“最伟大作者的写作……之所以有效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善于用细节,很好地处理了那些重要的细节”。细节源于观察力,观察来源于生活。读者对一部小说的信任,正来源于它在细节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胭脂岭》的细节处理和描写得非常细致精致。这一点,我想读过这本书的人可能都无异义,我不再具体举例说明。

  四、语言选择准确且有特点。什么意思呢?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得先选择和设计语言。写历史小说或校园青春小说,你就不能用乡土语言来写;同样,写乡土小说,用城市语言叙述,用新闻报道的语言叙述,那注定是要失败的。由于李印功先生的经历,他运用乡土语言非常娴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我们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所不甚俱备的。他的乡土语言有什么特点呢?一句话:把方言发挥到了极致。正像所有的小说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再优秀的小说仍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胭脂岭》这部小说,我总的印象上篇比中篇和下篇写得好。具体的缺陷我还是从结构、细节和语言这三部分来谈。

  (一)、先说结构。小说的结构对长篇小说太重要了。什么是小说的结构呢?

  小说结构是小说作品的形式要素,是指小说各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态。不同的小说篇章,其情节单元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叙述特点和审美功能。如线状结构、网状结构、散文结构等等。  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小说一般都是线性结构。无论是单线或复线结构,小说自始至终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矛盾故事展开有头有尾的情节,这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的结构形式,也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读者阅读习惯的一种形式。  以人物的心灵为中心点,以人物的意识、心理活动为辐射线构成情节,其结构如蛛网般,就是网状结构。这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所采用的基本情节结构形式,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被称为"心理小说"的作品也采用这种形式。其余的结构形式不再一一赘述。

  《胭脂岭》这部小说似乎在结构上出了点问题。1.主线脱节。这部小说整体上来讲属于线性结构。上篇的主线是围绕张金柱和张金梁兄弟二人的爱恨情仇为中心矛盾展开的,而中篇和下篇故事的中心矛盾变成了围绕张金梁与党西声和董双奇明争暗斗为主线展开的。我以为上篇其实是可以单独成书的。2.出现的人物和故事太多,且和主线离散。特别是中篇和下篇,不时出现许多新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让人感到十分突兀。即使后面必须出现个别新的人物,在上篇就应该埋有伏笔,留有印痕,就是常说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些新出现的人物和围绕这些人物的故事,使小说碎片化,有向网状结构发展的趋势。我读这部书还没读到中篇和下篇时,一位大学教写作的中文教授和我谈起这部书说:“你还没看到后面,中篇和下篇简直就是许多碎戏的串连。”后来,我读到了后边,也有同感。其实兄弟俩爱恨情仇的矛盾主线,完全可以设计延续到小说的结尾,后面出现许多新人的故事完全可以归并到上篇几个人物的身上。中心矛盾解决了,主线也就完结了,小说也就结束了。我前面说上篇比后面写得好,就是主线比较清晰,围绕主线出台的人物也不是很多。3.在结构的情节上过于追求戏剧性。也许受到影视剧写作的影响,许多戏剧性的情节,并不太符合生活的逻辑。如作品的下篇,与村妇女主任廖英侠同名同姓的姐妹的出现、张金梁代替哥哥去和屈英侠去领结婚证、屈英侠先后委身与三个男人最后竟为和重来没有见过的人实现冥婚而跳沟自杀等等,虽然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但也大大地削弱了艺术的真实性。

  (二)、再说细节。细节写得好是印功先生的长处,但缺陷是细节过于堆积,缺乏取舍,整个小说显得繁冗庞杂。围绕主线的中心人物和故事应该精细地去处理和描写细节,这样就会使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饱满。而脱离主线和中心故事的细节完全没有必要去展开写。细节也需要简繁得当。

  (三)、最后说下语言。1.叙述语言有大众口语化的倾向,而且出现许多方言,如“墙豁豁”“踏盐窝窝”“失塌”“搭实家伙”“尿黑水”“撇到干滩上”等等。我一直认为:乡土小说在对话中可以采用方言,而作者的叙述语言应该采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号召文学大众化。文学语言的大众化之途是学习大众的口语,经过了近十年文学大众化探索的赵树理,在这一次大众语言实践中脱颖而出,写出了《李有才板话》《小儿黑结婚》等作品。建国以后大众语言并没有在小说创作中全面铺开,并且有逐步消亡的趋势。柳青、康濯、欧阳山逐渐放弃了延安时代简单平易的语言方式。柳青小说语言的转变相当有代表性,将1945年创作的《土地的儿子》和1957年创作的《创业史》相比较,这种转变一目了然。《白鹿原》语言生动老辣,在叙述语言中尤其是写景叙事时多采用典范的汉语书面语言,充分发挥书面语言词汇丰富细腻的优长,极显其“雅”;在人物的对话中则尽量选用生动活波的方言词语以凸现地域性的人文特征和人物的地域色彩,又极显其“俗”。把书面汉语和地方方言的对接,有意识创造文学语言的张力,忠实先生达到了一个高峰。

  2.大量的方言采用,把方言发挥到极致其实也是双刃剑。熟悉当地生活的人读起来很有味道,但外地读者、城里的读者,校园里年轻的一代对这种语言有陌生感,甚至会生发阅读障碍。这极不利于文学作品的传播。

  3.语言文字不简练,有点拖泥带水,前边讲过的故事后面还要将这些概括进行复述,这都是多余的。能用两三句话讲清的,绝不用三四句甚至七八句话来讲。对于本书的语言,我和一些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这部作品最出彩的是语言,而我认为出彩的是故事、细节和真实。关中牛的《半阁城》一开篇是语言吸引了我,让我把这部书读下去。而《胭脂岭》读开头很难让我马上进入书中,只是后面故事的慢慢展开,才吸引我进入书中的。这是我读这两本书的真实体会。

  4.这部书中有大量的对话,对话的表现形式从头到尾都是××说:“……”。有的页面整页都是这种对话形式,让人感到好像是影视文学剧本。其实,小说中对话的表现形式有好多种,将对话用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就不会让人有单一的感觉。

  5.我比较赞同原野先生的看法,对两性关系自然自然主义描写过于直白。对于小说中的性和性心理的描写,必须有利小说情节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人物典型性格的铸造,而且要含蓄,否则就“俗”了。

  总之,虽然我认为这部作品存在以上缺陷或者说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体上讲,这本书仍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

  (田岸,本名耿天安,著名作家、评论家、渭南市作协顾问,作品曾多次在全国、省、 市获奖。)

  

  李印功小说评点(王琪玖

  各位乡党文友好!

  非常感谢乡党们的抬爱,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有机会和各位乡党文友们交流一下关于李印功小说《胭脂岭》的学习体会。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说到前头,那就是我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搞过小说评论,对于小说创作和评论,我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行。之所以敢壮着胆上来说几句,那是没办法的事。一是李印功前前后后打了几次电话,并且许下了一顿羊肉泡。二是在《胭脂岭》修改成书的过程中,我有幸早早地读过,并且反复和印功交流过好几次,给他的印象是我好像对《胭脂岭》情有独钟,这次语言交流,我不说几句,好像看不起人。所以,我这个纯粹的外行,不得不像那个“实想说唱一句名扬四海,没想到把脖项扭了蒜苔”的野路子唱家一样,上来说几句,请大家不要把砖头扔上台来。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说说我对《胭脂岭》的看法。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有着独特艺术风貌的好小说。对,它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有着独特艺术风貌的好小说。尽管我不写小说,但我爱看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来,看过西安、富平、渭南和宝鸡等地数十位作家的作品,总体印象都很不错,都在很努力地写,但在题材开掘及艺术表现方面,还是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不管是优秀的还是比较一般的长篇,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题材同质化的问题,好像大家都热衷于写解放前关中农村或城镇,或解放后十七年的关中农村乡土生活。对当代和新时期,特别是对眼下乡土生命的生命和生活状态表现的不够。同质化的题材、主题、人物、甚至故事都太多。其次是精神高度不够,说实在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功能,是对善的弘发和对恶的否定,它总是要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善与美的陶冶,想想《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受各个层面读者的欢迎,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我所看到的这些作品,有的在这一点上做得好,有的很不够。另一个是艺术表现力参差不齐,艺术构思不完美,缺少章法,技巧,文字表达能力欠缺,令人难以卒读。我觉得,李印功的《胭脂岭》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类似问题,但就总体而言,相比较而言,是一部有着独特艺术风貌的好作品。其独特性在于:

  首先,它突破了同质化的藩篱,它所选取的是文革以至改革开放这一段很少有人涉及的农村生活题材,以返回现场式的宏大历史叙事,来表现这一段关中农村的社会生活,以及形形色色的乡土生命的吃穿住行,婚丧嫁娶,谋求生计的喜怒哀乐,悲喜愁怨。让读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习俗人情,社会心态有一个相对宏观而逼真的历史审视。通俗地说,就是让读者如临其境般地认识和感知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啊,原来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那样活着的!

  其次,是艺术道路的选择,我觉得,李印功自觉或不自觉(不自觉的成份大一些)走上了通俗乡土小说的创作道路。通俗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讲故事,以故事的趣味性,曲折性吸引人。说实话,我不是因李印功的文笔优美,描写细致生动,而是被他所讲的故事所吸引而割舍不下,用了一天半时间看完这部小说的。我有一个老旧而固执的小说评价标准,那就是一部好小说,一定是让人看得丢不了手。否则,你说,或什么大咖说这部小说多么了不起,也没有用。读者是用眼和脚投票的。省内某个领军式人物的几部小说,省评论协会也给我了评论任务,我实在看不下去,干脆放弃。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是小说的艺术表现(构思和表达)最基础的一步。且不说小说原本就是从宋元话本的讲史衍生而来的,那时的小说家是被人叫做“讲史”“讲话”人的。讲史人,就是靠讲故事吃饭的。大家看看,四大名著那一个不是如此?相信各位乡党会认同我的这一说法。李印功的编故事(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很强,大概是他写过许多都市碎戏的缘故。这个艺术功力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大概就是他尽管原来没有写过小说,但一入行就能写出相对让读者喜爱的长篇小说的原因。刚才我说,李印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通俗乡土小说的道路,就是从他善于讲故事这个角度讲的。通俗,即让人一般普通社会读者读的,易读,易懂,易记,故事日常生活化,语言日常生活化,讲故事的手法日常生化(就和大家趷蹴在村里的大槐树底下边吃饭一边谝闲传,说古今一样)。这条路子,目前还很少有人走,从某种角度看,李印功实际上和赵树理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就是语言风格上的独特性。李印功的小说语言,句子短,表现力强。用关中话讲,就是截快。不拖泥带水,少有修辞,直人快语,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富平老庙人的味道。相信读过《胭脂岭》的读者,特别是关中读者,一定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也正是小说语言上的这一特点,使得书中的人物,关中读者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也是让我读得丢不下手的原因。文学理论教科书上讲的小说语言的艺术个性,就指的是这,李印功的小说语言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难得,对李印功来说,无师自通,不求而达,是可喜可贺的。

  当然,这部书还有一些硬伤,比如,作者往往不自觉地走上前台,插上那么一句两句提示性话,仿佛是怕读者不明白,看不出来,赶紧提示一下,揭示一下。这是很犯忌讳的。正如笨婆娘蒸馍,生怕馍不熟,过一会把笼布揭开看一下,把汽跑了。此外,人物太多,故事迁延的跨度太长,有些不必要的人物,不必要的事件出现,如廖英侠和那个小伙子的婚姻纠葛等,大可不必。一部小说,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叙写那么多的人。这属于写作学中的剪裁问题,细讲下去太费时间了。

  好了,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文不对题,言不及意处甚多,敬请各位乡党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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