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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心中的“死亡坡”( 张遂涛)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5-07-22

  写这篇书评,我一开始想到的题目是“交警笔下的交警人生”,因为作者邢根民是陕西省大荔县的一名普通交警,《血祭》这部小说集又全部以交警为主人公,描写的是交警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要下笔时,我总觉得这个题目有点轻浮,不足以表现邢根民在小说中想表达的沉重主题。

  邢根民明显是有强烈的情感要抒发的,这一点只需看看他的小说标题即可知道:《血祭》、《守望“死亡坡”》、《还债》、《最后的心愿》、《清明雨》……每个标题读起来都那么沉重。事实上,认真阅读,他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作品要表达的主题也是相同的,即一个交警如何坚守良知、秉公执法,正确处理情与法、情与权,甚至情与术的关系。《血祭》是如此,《守望“死亡坡”》更是如此。

  现在警民关系不和谐,原因多样,此处不详论,但不容否认,既有外界对警察的误解,更有警察自身的原因。事实上,像任何一个群体,警察这个群体构成也是复杂的,邢根民根据他犀利的观察,将手术刀首先切在了警察自己身上。我们看到,在他笔下,确实存在一大批徇私枉法之徒,但是同样也有一批敢于坚持原则、坚守正义、严格执法的人民警察,他们甚至为了自己的信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很明显看出,作者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同情和赞美后者,谴责前者。但是作者并非简单停留在低层次的赞美和谴责上,而是通过主人公(往往是新入警的民警)的遭遇和困惑,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发生碰撞,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作者更高明的一点是,他刻画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洞的概念,在世俗的压力下,他们并非纯洁无暇,完全不近人情,思想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动摇过。比如在《血祭》中,张勇军因为拦了超速行驶的市纠风办副主任的车受到了批评,他心中不服气,其中一段心理描写是这样写的:“退一万步说,就是真的交警没看清你的身份,挡住了你的车,你好好说一句,别发那么大火,也别那么牛,我张勇军也不是木头,这个面子难道还不给你吗?”在《守望“死亡坡”》中,主人公张少华在别人的劝告下也曾动摇过:“张少华觉得吕平安说得有点道理,禁不住心里开始自问:我是不是太傻,太老实,太天真?”但是当他们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群众,想到警察的职责,良知开始发挥作用,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选择并没有错。这是很真实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不仅无损于这些人物的光辉形象,反倒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更具亲切感。在鲁院学习时,邢根民经常跟我们探讨如何写出好的公安文学,如何在作品中写出人性,我认为他这样的描写就是写出了人性,就是好的公安文学。

  写警察,特别是正面烘托人物形象,总是容易流入直白和空洞,邢根民则很巧妙地通过编织一个个精巧的故事避免了这一点。他无疑是善于编织故事的,我说编织,是因为他的小说中有太多的巧合。比如《血祭》中交通肇事逃逸的恰是主人公张勇军的妻弟,而第二起车祸的肇事者又恰恰是被他“得罪”过的市纠风办副主任。《彩虹桥》中尤甚,主人公刘彩虹矢志要调查清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竟然是自己抱养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又恰是死者的亲弟弟。虽然太多的巧合会削弱故事的真实性,但细细推之,邢根民小说中的这种巧合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有生活的逻辑作为支撑,因为这种逻辑的存在,偶然其实也是必然。比如《血祭》中的那个胡作非为的市纠风办副主任,以其做派,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是迟早的事。

  巧合必然会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可读性,但仅有可读性还不够,邢根民还善于塑造悲剧人物形象,以此抓牢读者的心,让他们随之悸动、感动,从而形成明确的价值判断,达到其教化、说服的目的。比如在小说《血祭》的结尾,张勇军为将交通肇事逃逸的妻弟捉拿归案死于妻弟的刀下;在《守望“死亡坡”》中张少华为了拯救不听劝告超载驾驶的客车用身子挡在了车轮下;在《最后的心愿》中新警石志远仅仅为了得到领导的一句肯定不惜用身体拦汽车,最后死于一种毫无价值的表演中……在此我不想说邢根民有悲情情结,这种指责过于简单和空洞,因为现实的残酷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黑暗的势力有时的确会窒息幼苗的生长,事实上邢根民是真正洞悉了生活的复杂和艰难,我们所谓的悲情往往就是现实。

  此处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邢根民塑造的正面形象往往是新警,比如《守望“死亡坡”》中的张少华、《最后的心愿》中的石志远,他们刚出校门,虽然在学校时是高材生,但少不更事,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们显得“幼稚”、“不成熟”,但是恰恰是这种在那些玩弄权力于股掌中的人看来“不成熟”的地方,却让他们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但也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邢根民在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爱护这些新人,不让他们被现实的肮脏污染?不让他们最终与黑暗同流合污?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坚持理想信念的他们不被黑暗吞噬?不被丑陋摧毁?邢根民无疑对这些年轻人充满了同情,也对现实中的丑陋充满了愤恨,所以他才会用如此饱满的感情,一次次重复讲述类似张少华、石志远这样的悲剧故事,他喊出了跟当年鲁迅“救救孩子”一样的呼声:“救救刚入社会的青年!”。

  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悲观,因为死亡中往往蕴育着新生,邢根民也处处试图表现他对此的乐观:《守望“死亡坡”》的最后一直对丑恶姑息甚至狼狈为奸的吕平安在张少华的精神照耀下幡然醒悟,开始变得勇敢;《最后的心愿》的最后,一直刻意刁难石志远的袁队长也开始悔恨。但是这也许仅仅是我们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如果没有法治替代人治,没有好的制度做支撑,善念也许仅仅是这些人心中的一闪念。就像《无冕警官的非常时期》中的何生,作为法制科科长的他被派到清河中队主持工作,本是为了“扳一扳乱执法的歪风”,却因为复杂的人事斗争,最终只能灰溜溜地又离开了。

  邢根民作为一名交警作家(暂且如此称呼),一直执着于对交警的书写,这一点本就让人尊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交警执法——其实可以扩大到一切执法——有着更深入、更高层次的思考,甚至可以说他是跳出了交警写交警。比如在《清明雨》中,交警对老支书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处罚严格遵循法律,似乎没错,但通过老支书的故事,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以为没错的执法到底有没有问题。这就不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是人文层面的问题了。邢根民的这种深入思考,体现了他对人本身这个主体的关心,在这里警察不再是执法工具,而是富于人文思考的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家。这就是邢根民小说达到的高度。

  从艺术上来讲,邢根民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善于用双关和隐喻,从而在表层的叙述之下给小说赋予更深的意蕴。比如《守望“死亡坡”》中的“死亡坡”不仅指真实生活中那个车祸频发的危险路段,还暗指人生中的诱惑和挫折。邢根民借小说中的另外一个正面人物教导员高阳把这个意思点了出来,当张少华备受挫折感觉郁闷时,高阳对他说:“人生的路很漫长,诱惑也很多,危险和挫折也很多,就和开车行路一样,要顺利走下来,就必须脚踏实地,谨慎走好每一步,不然就可能栽倒在‘死亡坡’的深谷里。”这段话可以说是邢根民这篇小说的点睛之笔。《还债》中的“还债”不仅指交通肇事逃逸者还死者的债,还暗指交警周润龙因粗暴执法产生的心灵之债。这样的双关和隐喻明显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境界。

  读邢根民的小说,总让我想到他这个人。他的小说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朴实、浑厚,这是陕西作家整体的风格,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虽然在小说的语言、技法上邢根民没有玩弄太多的技巧,但因为立意深远,人物形象真实、生动,邢根民的小说仍让人读了不忍释卷,并不由为主人公的坚守和命运潸然泪下,这可能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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