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

　　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Ulysses）埋下的众多大大小小的暗语和谜团中，第八章的一语双关倒是鲜有评家提及。“八”的英文是eight，正好与“吃”的英文过去式“ate”同音，而《尤利西斯》第八章的主题恰恰正是“吃”。

　　这一题为“Lestrygonians”的章节发生在午饭时间，标题暗指荷马的《奥德赛》中，吃掉奥德修斯大量船员的“巨食人族”，即莱斯特里戈尼安部落。在本章中，小说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在决定去哪儿吃、吃什么和如何吃的同时，思绪围绕一个“吃”字丝丝发散。透过布鲁姆的观察和意识流动，乔伊斯更是巧妙地将都柏林人的饮食习惯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要把握乔伊斯笔下“吃”的深意，不妨先看看他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中两个相关的故事，都与“吃”，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吃”，密不可分。

“生活盛宴的放逐者”之一

　　第一个故事是成年系列的最后一篇，题为《一桩痛事》（“A Painful Case”）。主人公詹姆斯·达菲（James Duffy）的性格气质中有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尤利西斯》中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的叠影。达菲虽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骨子里却充满尼采式智识精英的冷傲和孤高。他选择离群索居，因为他觉得都柏林中产阶级的生活除去平庸，就是装腔作势；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愚钝得不可理喻，他们既缺乏审美情趣，也毫无道德信念，只是任由夸夸其谈之辈操控公共话语，听凭警察来断定道德是非，轻信文化展商对艺术的轻浮褒贬。

　　另一方面，达菲对工人阶级也缺乏认同，他曾经参与过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聚会，但很快心灰意冷，因为他既不喜欢党内分裂的小宗派，也看不惯工人一心只关注工资待遇的现实追求。达菲过着一个人的日子，既无伙伴、也无朋友，只是在圣诞节走走亲戚，并在他们过世时到墓地凭吊，其他调节公民生活的习俗规约，他一概不予理会。他的生活是“极简主义”的，自己买来最基本的家具：铁床架，铁脸盆架，铁熨斗……生活就是非黑即白的沉闷色调。达菲每天早晨坐有轨电车上班，中饭在丹·伯克小饭馆简单用餐，总是一瓶淡啤酒，佐以一小盘葛粉饼干，下午四点下班，在乔治街一家价格公道的小餐馆独自吃晚饭，唯一的消遣就是偶尔去听场歌剧或音乐会。

　　达菲远离尘嚣的生活看似自足有序，可他的眼神中却总是流露出一种迫切，一份发现别人内心尚且有救的渴望。一个傍晚，他在剧院邂逅一位女士和她的女儿，达菲从她的神情中觉察到她内在的敏慧、不屈和感悟力。后来他们又巧遇过两次，达菲得知她是辛尼科太太，丈夫是个货船船长，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之间。他们开始主动见面并慢慢相识，达菲向辛尼科太太倾诉着自己的哲思和对社会问题的见解，辛尼科太太悉心聆听，并默默地鼓励他敞开心扉，他们的关系看似越来越水乳交融。就在乔伊斯做足铺垫之后，有一次，达菲谈起“灵魂无法挽救的孤单”，辛尼科太太突然激动地抓住达菲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一举动让达菲深感意外，辛尼科太太对他的言词的解读也让达菲如梦初醒，原来她和那些平庸的中产阶级毕竟并无二致。他最后一次约辛尼科太太见面，斩断了与她的关系，并宣称任何感情纽带都注定是痛苦的枷锁。他们从此再未相见。

　　达菲又回到了原来的“极简主义”，只是书架上新增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日记中添加了一则警句：“男人和男人无法做爱人，因为不能有性爱；男人和女人无法做朋友，因为必须有性爱。”在许多文学批评家看来，达菲这句王尔德式的隽语暗示了他的同性取向，并将此归结为达菲拒绝辛尼科太太的原因。这一解读也许不错，只是达菲的痛苦并非只关乎肉体。四年后，达菲不经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一桩痛事》的报道，讲述了当天辛尼科太太惨死在一辆缓慢行驶的火车车轮下的经过和对涉事相关方的采访。

　　在达菲眼中，报道措词谨慎，行文不脱窠臼，无非是要遮掩辛尼科太太酗酒身亡这一不堪事实。达菲为这个曾被自己当作灵魂伙伴的辛尼科太太的堕落结局，感到羞耻，却也为过往的记忆所缠绕，深感辛尼科太太的死自己也难逃其咎，可他当初又能怎么做呢？乔伊斯运用自由间接话语的手法，混淆了达菲脑海中辛尼科太太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心思：“为什么他拒绝给她生的希望？为什么他要把她推向绝路？”达菲感到自己形单影只，生活注定是延绵无尽的孤寂。

　　达菲最后的顿悟并不单单是对辛尼科太太的愧疚和孤独带来的切肤之痛，还有更深层次的苦楚和无奈。和最初清高地选择独居不同，达菲意识到自己自始至终是“生活盛宴的放逐者”（“outcast from life's feast”)。在故事的尾声，乔伊斯叙事的情境和意象越发微妙：独自走在冰冷夜色中的达菲，在河两岸闪烁的灯火中感受到生活的欢腾和温暖，这可以说是达菲第一次从正面的视角打量他所处的环境，然而墙角边正在偷欢的人影又让他心生憎恶，生活的盛宴终究是场感官的欢愉，追求心灵救赎的他既无法投入其中，也无人愿意和他分享盛宴，而达菲最终的感官体验就是：形影相吊的孤零零。

“生活盛宴的放逐者”之二

　　《都柏林人》最后一个故事《死者》（“The Dead”）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场生活的盛宴。故事的中心即是一场圣诞宴会，乔伊斯巨细靡遗地描写了长长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头儿是肥嘟嘟、金灿灿的烤鹅；另一头儿是西芹嫩片环绕着的一大块火腿，去了外皮，用面包屑料理入味, 小腿肉边上还有精巧的纸质褶边装饰，旁边是五香牛腿肉。在这对峙的两端之间并排放着一道道佐菜：堆成小教堂状的红黄果冻；盛满在浅盘里的一撮撮牛奶冻和红色果酱；大量紫色葡萄干和去皮杏仁放在一个带有茎状手柄的绿叶大盘子里；一个配套盘子里的士麦那无花果摆放得四方齐整；一盘上面洒着磨碎的肉豆蔻的蛋奶沙司；一个小碗里堆满了巧克力和金银纸包裹的糖果；还有长长的芹菜梗挺立在一个玻璃花瓶里。桌子正中央，香橙和蛇果在一只高脚果盆里摆成金字塔型，两只老式的矮脚雕花玻璃醒酒器像哨兵一样守在两旁，一只盛着波尔图葡萄酒，另一只装着深色雪利酒。旁边扣着盖子的钢琴上，一只大黄盘里的布丁严阵以待，后面还有三组黑啤、麦芽酒和矿泉水瓶整齐列队。

　　正如乔伊斯故意用军事化的语言来渲染丰富的美食一样，这场看似充满欢声笑语的晚会实则硝烟弥漫，故事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和他的都柏林同伴处处格格不入。和达菲一样，加布里埃尔的意识中充满智识优越感，在他看来，年复一年的宴会无非是机械的老调重弹，是中产阶级不假思索的例行仪式。宴会上的宾客和多数都柏林人一样，沉湎于过往和传统习俗，貌似多愁善感，对流行文化津津乐道，对深刻的经典却知之甚少，更缺乏独立反思的能力和审美判断力。他们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轻歌曼舞而不自省，由是进一步强化了贯穿《都柏林人》始终的“精神瘫痪”主题。与智识精英思想和普通大众的矛盾相关联的，是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冲突。

　　与达菲的经历不同，加布里埃尔在故事中碰上了在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方面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艾弗丝小姐。艾弗丝是晚会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盛宴、提前告退的宾客，她和加布里埃尔同在大学教书，两人在文学评论和研究方面也有共同语言。然而，艾弗丝与加布里埃尔在政治观念上却是水火不容：前者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将复兴爱尔兰本土语言和传统文化作为强化民族意识、巩固民族团结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手段；后者则强烈反对将文学艺术当成政治动员的工具，认为“文学在政治之上”，既不能受地域和国界所限制，也不应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艾弗丝对加布里埃尔的自由艺术倾向不以为然，毫不宽容地当众批评他的文化态度实为漠视自己的精神资源，是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同胞缺乏认同。面对艾弗丝的咄咄逼问，加布里埃尔感觉越来越无力为自己辩白，但是他也暗自质疑艾弗丝除了政治宣传之外，是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然而，加布里埃尔本人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这场“生活盛宴”的中心人物，他不得不在晚宴致辞中说着言不由衷的套话，他借发言回敬艾弗丝对他的激烈批评，却也只能回归到爱尔兰传统中的善意、热情大度和幽默感等精神资源，既无法让缺席的艾弗丝听到，也不能对他的都柏林同伴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晚宴结束后，加布里埃尔想在夫妻之间的温存中寻求身心满足时，却发现妻子葛瑞塔和自己貌合神离。宴会上的歌曲勾起葛瑞塔对往昔的回忆，而她心中思念的，是年幼时在爱尔兰西部乡间的一个亲密伙伴——一个多情、孱弱、贫寒的男孩儿麦可·费瑞，他当年为葛瑞塔送行时，曾抱着病体在大雨中鹄立良久，后来旋即过世，年方十七。加布里埃尔的内心世界于是陷入一片茫然，相比麦可·费瑞的激情和率性，他对葛瑞塔的柔情蜜意总是要借助语言的魅力和审美的距离，由此加布里埃尔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智识性情在爱尔兰社会里注定是异类。

　　在饱含张力的结尾，加布里埃尔独自伫立窗前，望着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都柏林的每一个角落，乔伊斯透过加布里埃尔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全景式画面：雪花落在幽暗的中部平地，落在光秃秃不长树木的山头，轻柔地落在艾沦沼泽、香农河咆哮的浪花间和山顶麦可·费瑞落葬的荒凉教堂墓地，直至漫天大雪在扭曲的十字架、墓石、教堂小门上的长矛雕塑和贫瘠的荆棘上飞舞。除了空间的延伸，乔伊斯还不露声色地通过空间层次对比，再现了故事的主题：柔美轻盈和充满诗意的飞雪下，是爱尔兰惨淡凄凉和极不安宁的画面，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圣-阿摩（Paul Saint-Amour）在他极富洞察力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这一场景巧妙地呼应了加布里埃尔“文学在政治之上”的观念。尽管此刻加布里埃尔眼中的“政治”更加真实，远眺窗外的他依然没有克服和现实世界的审美距离，随着他的视野跟随纷飞的大雪从都柏林延绵到整个爱尔兰，再到整个世界和宇宙，他的心已经生活在别处。

勃艮第红酒配戈贡佐拉奶酪三明治

　　相较达菲和加布里埃尔这两个“生活盛宴的放逐者”，《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在第四章甫一出场（前三章延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并戏仿《奥德赛》中忒勒马科斯的故事，围绕斯蒂芬·迪达勒斯展开叙事），即在大快朵颐：“利奥波德·布鲁姆先生津津有味地吃着牲畜和家禽的内脏。他喜欢浓汁杂碎汤、坚果味鸡胗、填料烤心尖、裹着面包屑油炸的肝切片，还有油炸雌鳕鱼卵。他的最爱要数烤羊腰子，吃起来有股恰到好处的隐隐尿腥味。”布鲁姆的重口味或许让很多读者受不了，与达菲的清淡饮食以及加布里埃尔对丰盛美食的淡漠也形成鲜明对比。当然，乔伊斯此处夸张的描写有其象征意义：在古犹太教的仪式中，肾脏往往被认为是特殊的部位，用来在祭坛上烤焦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牺牲物，而布鲁姆的早餐就是被他烤焦了的猪腰子。乔伊斯笔下这位犹太裔爱尔兰人以其饮食嗜好首次亮相，既表明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份，又显示了他未能脱俗的本性。

　　即使口味怪异，布鲁姆还是流露出中产阶级的精明和谨慎。他琢磨着，早餐吃火腿和鸡蛋吧，可这种干旱天气难得有上乘鸡蛋，因为养鸡禽要新鲜的淡水才好。这天是周四（《尤利西斯》的故事场景是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巴克利肉铺的羊腰子不会太新鲜，还是德鲁加茨肉铺的猪腰子要好些。到了第八章，布鲁姆从自家厨房走进公共餐馆，“吃”也不再单单是个体偏好和行为，而是具有了更多社会意义和讽喻特征，甚至承载着复杂的政治内涵。布鲁姆与达菲和加布里埃尔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能洞察自己都柏林同胞的陋习。布鲁姆不只在伯顿饭馆看到人们如何在脏乱差的就餐环境中饕餮无度，丑态百出；在他的意识中，饮食和男女也密不可分。比如正在难产的普里福伊太太（发生在医院的第十四章“Oxen of the Sun”以此为叙事线索），她丈夫真可谓是基督教循道宗教徒（Methodist）的典范，像哈姆雷特一样疯狂却不失章法：每日午餐必是藏红花味小圆面包加牛奶和苏打水，并且吃的时候要用秒表计时，每分钟一定要咀嚼三十二下；而普里福伊先生每年也一定要让太太吃一次添丁的苦头。在乔伊斯不着痕迹的描述中，布鲁姆眼中那些食客费劲、笨拙地吞咽食物的样子，与分娩的吃力和痛苦遥相呼应。

　　如果说达菲和加布里埃尔对都柏林的生活盛宴带有更多理想主义的鄙夷的话，布鲁姆的老成世故，加之其作为广告游说人的职业敏感，让他更深谙吃喝背后的政治和人性。就贪吃之辈而论，他们所谓的原则和信念，面对口腹之欲更加不堪一击，而需要笼络大众的革命运动和政治领袖，也懂得如何投其所好，动用各种手段和资源收买利诱。布鲁姆想着那些脑满肠肥的肉食分子，一边忍不住同情起在牲畜市场等着脑门开花的动物：颤抖的小牛犊哞哞叫着，剥光的羊儿倒吊着腰腿，眼珠发白，完全是面目狰狞的怪物，还有它们血淋淋的尸骨。刚宰杀的牲畜的鲜血还被说是大补，要趁热腾腾的时候喝个干净。布鲁姆感觉这些饿鬼随时会展开杀戮，他们的逻辑就是要么吃个够，要么被吃掉。相比杀气腾腾的肉食主义者，还是素食主义者更能享受天然食材的鲜美；然而，在布鲁姆看来，素食者又往往偏于纤弱，他们有着诗人的性情和品味，容易伤感、忧郁、情绪多变，和现实政治总有无法逾越的距离。

　　在乔伊斯精巧的语言游戏中，布鲁姆意识里的象征意义越来越耐人寻味。当伯顿饭馆的污浊和食客的丑陋吃相让他不堪忍受时，布鲁姆并未选择放弃，而是换了一家环境稍好的戴维·拜恩餐馆，点了一杯勃艮第红酒和一份戈贡佐拉奶酪（gorgonzola）三明治。在浓烈黑啤和苦艾等烈酒横流的都柏林，布鲁姆选择了勃艮第红酒慢慢细品，静静听着他的都柏林伙伴一边蜚短流长，一边大谈赌马，再次显示了他在都柏林的局外人身份。但是，乔伊斯作品中最丰满的人物已不再是生活盛宴的放逐者。布鲁姆对戈贡佐拉奶酪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匠心，这种意大利产的青纹奶酪看似是素食品，然而它味道浓烈、辛辣，制作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是从尚未断奶的小牛胃中取出的凝乳酶。精明审慎的布鲁姆小心地周旋在荤素之间，就像他在暴戾和柔弱中努力地寻求平衡。如果说乔伊斯极尽反讽之能事，将现代版奥德修斯刻画成一个毫无英雄气概的反英雄人物的话，这个平庸之辈至少对任何口号式革命充满怀疑，对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改良的愿望和主意，在欲望升腾时也总会努力呼唤良心和善意。

　　当然，要欣赏乔伊斯艺术的美味，必须和他一起慢慢走完这场精神奥德赛，并仔细品读旅程中每一个生动巧妙又晶莹剔透的细节。毕竟，“第八章是吃”离“绮色佳”(“Ithaca”，又译“伊萨卡”)的佳境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