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芬
从1978年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2008年以长篇小说《秦腔》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当代作家贾平凹同当代文学一同走过30年风雨历程。从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新时期开始，贾平凹持续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充实着当代文学的库容，并不断提供给文坛新鲜而富有意味的话题。《秦腔》的获奖，再一次证明贾平凹在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贾平凹是30年中国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30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式作家，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创作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突出的个人标记，他的既胶着于时代又特立独行的创作风范，呈现出别一种作家与时代文学的构成关系。
一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现实感很强的作家，一直紧贴着当下生活而写作，有评论家也注意到，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所表现的生活时段往往是很短的，写一年左右甚至一两月之内发生的生活故事，这和我们当代文学注重史诗书写的传统有所不同。面对纷繁杂乱的现实生活，贾平凹有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信息和把握社会脉搏的能力，且下刀准确命中要害，与社会心理同步甚至有超前的表现。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到《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高兴》等长篇，无不充溢着那种说不清理还乱的时代情绪，对此，王富仁先生曾有很准确的表述，他说，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在前些年，我在小书摊上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就曾使我心里一愣。在那时，我刚刚感到中国社会空气中似乎有一种不太对劲的东西，一种埋伏着悲剧的东西，而他却把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的题名一下便照亮了我内心的那点模模糊糊的感受。这一次（指《废都》——笔者注），我也不敢太小觑了贾平凹。我觉得贾平凹并非随随便便地为他的小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①]作为文学影像的《废都》中的“废都”和《秦腔》中的“废乡”，都折射着社会实体变动的种种征兆，也发散着置身其中的人们心灵响应的信息，彰显出贾平凹创作始终坚持的现实承担使命与人生关怀精神。
但是，贾平凹又始终没有自觉顺应和直接构成我们曾以现实主义命名的新时期文学潮流。在文学创作举国性地揭示“文革”伤痕，反思历史沉疴的时候，贾平凹则自顾自地书写着纯净优美的《山地笔记》，精心锤炼着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语言功力。其后“为商州写书”而推出的一大批“商州系列小说”，被人们认为是最为靠近主流文学观念的创作，而将其纳入“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写作潮流中，其实认真考量一下就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这些作品客观上呼应了“寻根”和“改革”的浪潮，但他笔下的商州风土人情和时代变化图景，更多意象渲染，更多承载作家的灵性精神，他并没有刻意赋予作品“文化批判”意识，也没有像“问题小说”那样直逼社会改革问题。虽然他的创作一直被指认和归类，但贾平凹并没有过高估计文学的文化和社会改造功能。他笔下的“商州”如同同时期另一个小说家汪曾祺笔下的故乡“高邮”，是承载个人文学想象和情感的独有的艺术世界。如果一定要历史地联系地看一位作家，这一时期的贾平凹可能走的是沈从文、汪曾祺的艺术路线，而这条路线显然是游离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文学主流的。所不同的是，贾平凹没有像汪曾祺那样完全不写现实生活，甚至不标明具体的年代，让读者和评论家无法对号入座。80年代的社会化文学潮流择取了贾平凹创作中的社会化、现实主义因素，从而肯定和认同了贾平凹，却没有顾及贾平凹小说中更为宝贵的个人化、审美化倾向，而正是这种个人化、审美化文学追求的进一步拓展，才造成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自由开放和蔚为大观。所以，贾平凹从来不是某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轫者或领军人物，但贾平凹又确实游走于当代文学的曲折长河中，有力地影响乃至改变着当代文学的总体面貌。
其实在80年代，贾平凹曾经有过对文学潮流的自觉的挣脱，或者被外在的社会力量阻抑，或者被潮流中的命名所淹没，但潮流外的写作努力从来没有停止。80年代末写作《浮躁》前后的日子里，贾平凹有过对自己创作的反复打量和思考：“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②]“老实说，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先作废过十五万字，后又翻来覆去过三四遍，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只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③]完成《浮躁》后，贾平凹大举进行新的艺术突围，迎来90年代以来真正属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时代，当代文学也因此有了《废都》到《秦腔》等一系列长篇艺术作品，也因此有了“贾平凹现象”这道夺目的文学景观。
二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进入了所谓“无名”或多元共生的时代，传统的主旋律或代言式创作仍在继续，但不再具有主流性的操控力量，几代作家们不同立场的自由写作，对文学价值功能的多维追求，造成纷繁复杂、多声部合唱的文学局面。当我们用“个人化”和“民间化”这两个关键词来把握和阐释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态时，“贾平凹现象”成为绕不过去的巨大文学存在。
面对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幻，不少勉力坚持的作家都在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调整自己的写作心态乃至彻底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以适应时代对文学对作家新的要求，以实现对既往成就的突破和超越。作家痛苦的蜕变过程也是历史苛刻地淘汰作家的过程，新时期初始驰名文坛的大批作家，坚持在路上并取得成功者为数不多，贾平凹是其中一个。考察这些持久活跃文坛并实现创作超越的当代作家，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具备艺术劳动所必不可缺的功力和苦力外，他们各自30年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既开放又自足的艺术实践系统，所谓开放，是指作家在艺术上兼收并蓄的姿态和气魄，使其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创造力；所谓自足，则是指作家创作中从始至终坚守的艺术个性，那是一种更合于艺术材质的个性，是一种类似生命基因的东西，在创作起步和发展中可能部分显露部分深藏，而在其艺术生命走向宽广和深厚的时候，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会愈来愈为他天赋的艺术气质所笼罩，这就是为什么在伟大的作品中我们只看到作家伟大的个性，而看不到艺术规则也看不到他人影响的痕迹。贾平凹是最大程度上坚持和实现了艺术自律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文学个性如何从弱小走向强大，这正可以代表我们30年当代文学由外而内，由他律到自由的历史轨迹。
贾平凹创作的“个人化”最早以心灵感应的文学内容和古朴典雅的文字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不断挣脱外在世界左右的努力中，他写出了回归内心的小说《废都》，自称为“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④]。从此，他就在自己的艺术体制中劳作，自顾自朝前走，当贾平凹与自己的文学终于合二为一的时候，贾平凹也遭受了来自他生命另一半的文学的重重伤害，带着贾式标签的作品因为与社会与大众的不可兼容而遭遇排斥和禁锢，整整一个90年代，贾平凹在这个已经宣告文学自由并充分实现文学“个人化”的时代里依然孤独和凄凉，由此可知贾平凹“个人化”的极致程度。
“民间化”是新时期文学淡化意识形态后的一种创作追求，也是批评家把握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理念。贾平凹作品成为90年代以来“民间化”文学阐释的重要范本，源自于其创作中呈现的民间生活形态和作家的平民写作立场。“民间”在贾平凹的艺术世界里同样是一个元素性存在，早期多表现为对地域性民间文化的关注以及对原在性民间人生形式的摹写，而愈到后来则愈放大文学的世俗领地，以致完全在民间的天地里完成他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塑造。贾平凹笔下的民间社会不止于乡村市井，更推及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领域，在《废都》（和《病相报告》）中，作家不再将知识分子置于理想主义的真空地带状写他们的信念和追求，也无意于在历史社会变革的风尖浪口上考验知识分子的意志品格，他将他们投入世俗生活和庸常状态中，表现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感的泥淖中，精神如何陷落，人格如何萎顿，生命自省意识又使他们不甘沉沦，从而痛苦、绝望和挣扎。这种平民和世俗图景中映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带来以往的知识分子叙述不曾有过的思想深度和警醒力度。《秦腔》（和《高兴》）所内涵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式微和由此引发的惶惑悲凉情绪，应该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延伸，也是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一个可能成为主流化叙事的文学题材，在贾平凹的处理下完全是另一幅文学面孔，这种完全陌生的艺术效果是贾平凹颠覆传统的宏大叙事，走由彻底复原世俗生活原景的路子而得来。当《秦腔》中那些不加择取和过滤的乡村日子密密集集地从我们眼前无序涌过后，最后留在心里的竟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如作者所言的茫然、惊恐和不知所措，将我们一个世纪以来所有文学乡土的记忆都扰乱了甚至消解了。
贾平凹的“个人化”和“民间化”不仅仅是“写什么”的表现对象问题，也不仅仅是“怎么写”的角度方法问题，而是蕴涵着作家对文学的独到看法，乃至对人生对世界的独到理解。这就与那些自恋式的个人化写作与展览风俗追求奇癖的民间化写作有了根本的区别。也正为因此，贾平凹在9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依然是被视为“异数”的。
三
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异质性，是在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同步翻新中生成的。每一阶段，当他推出新作并提供给文坛一个新鲜话题时，也一定伴随着对一种新的小说范式的尝试。少有人像贾平凹这样在30年的文学生涯中坚持求新求变，不断颠覆既成的小说模式，无论这种模式已经在自己手里成熟，或者已被读者接受并喜爱，他都在所不惜。艺术创新是实验也是冒险，要有“胡作非为”的勇气，也难免付出失败的代价，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成熟作家创作的跌宕起伏及其艺术质量的参差不齐。但是，创造的冲动是一个艺术家生命力的显现，新异的艺术作品也会刺激和焕发接受者阅读与阐释的创造力，进而促动时代文学新的生长运动。贾平凹创作中几次大的转向和变化以及引起的文坛争鸣，带给当代文学的激发和生长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贾平凹30年的创作，他所有的艺术新变都在一个总的思想原则之下进行，那就是他80年代提出的：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⑤]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西方影响”和“民族传统”两者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互动融合之中建造和成长起来的，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到40年代民族意识的继续抬头，文学历史演进到80年代这一新的转折点时，依然回到这一世纪命题上寻找新时期文学的出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汹涌澎湃鼓荡文坛的时候，汪曾祺、贾平凹和一批“寻根派”作家坚守“民族化”的立场，深厚的古代艺术美学的滋养和天才般的艺术灵性，造就了贾平凹独特的审美方式和独立的话语系统，他以此为策源地与外部世界寻找接洽口，也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寻找契合点，这种民族化期待视野中对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选择和吸纳，避免了那种生硬的观念拿来和表面的技术模仿，使其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西融合。这样来看，贾平凹是在自己的艺术系统中善于翻新和变化，而对应外在的社会文化思潮时，贾平凹又是一个执着于“坚守”的不“善变”的作家。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使得贾平凹的在新时期文学道路上，比许多同龄同代作家走的更稳更远。贾平凹在民族化和现代性结合方面的独到思路和艺术探索，贾平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坚守”和“善变”的关系处理，对于摸索创作路子的青年写作者，乃至于对整体文学发展的思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新世纪以来的贾平凹一直在勤奋地写作，也在紧张地思考小说更理想的写法。2003年他自述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的初衷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他再一次强调：“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⑥]我们可以从这些自述中感知作家内在的定力，理解他“知本”又“求变”创作思想，也可以对应来看贾平凹新世纪以来一系列“由琐细写实到意态生成”的小说文本。
应该说，贾平凹从来没有间断对小说“虚实相间”方法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积累和强化终于落成了《秦腔》的叙述和阅读效应。问起这部小说获奖的原因，贾平凹说：“恐怕是因为创作的丰富性和写作上的突破吧。”经年实验一种方法而终有突破，恐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突破了。贾平凹知道自己这次做的很“过分”，就像当年拿出《废都》时，已经预料到会有大反响一样。我们现在喜欢用“颠覆性”一词形容文学的创新现象，在贾平凹这里，就程度而言，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作一次是《废都》，一次就是《秦腔》，所不同的是，《废都》触碰了道德文化的敏感神经，从而引起全社会的震动，而《秦腔》则潛越了小说做法的基本规则，从而引起文坛热议。
《秦腔》的形式结构、叙述手法挑战着我们的阅读习惯，也挑战着大学讲堂上的小说创作法。阅读《秦腔》，让我们再一次发出“小说也可以这样写”的慨叹，回顾百年文学历史，在现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慨叹，大抵都是面对时代文学中的“另类”写作而发。文学演变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文学形式演变的历史，每一次小说思想的革命，都伴随着更为彻底的小说形式的革命。《秦腔》获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它的乡土终结意识，它的现实关怀精神，它的苍茫悲凉的审美情愫等等，但它的“流年式”的还原生活的叙述方式一定也是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的，至少，在小说文体和时代文学建造的关系问题上，贾平凹提供给文坛一部具有革命意义的案例作品。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丰富复杂的存在，是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的作家。贾平凹30年的写作中与主流文化、时代精神有合有分，他的创作中也不乏追随时代和命中潮流的作品。但是，贾平凹对于当代文学最有价值的构成，却是他的潮流外和异质性写作，他的每一部“奇书”，都产生于他和主流文化意识的疏离中，落成于他的极端个体性的焦虑中。文学史曾经证明过，那些跟读时代风潮复制公众思想的文学写作可能轰动一时，但难免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烟消云散，真正经得住时间淘洗并能留驻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被时代主流精神边缘化的“异数”，他们惊世骇俗的艺术创造，正曲折接通了更为深厚宏远的时代精神。
（发表在2009年5期《当代作家评论》）
[①] 王富仁：《〈废都〉漫议》，《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年版，第262页。
[②] 贾平凹：《封面人语》，《小说月刊》1988年第7期。
[③] 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
[④] 贾平凹：《废都·后记》。
[⑤] 《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⑥] 《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