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与《后花园》解读
□ 周燕芬
新世纪以来，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闻名的陕西作家方英文，推出了两部极具特色的长篇小说《落红》和《后花园》。方英文是在文坛笔耕20年之后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对于这样一位笔力成熟而健旺的作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长篇创作的思想质量和艺术水准，正如陕西两位著名作家所评价的那样：“方英文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在陕西文坛，可以说他是另类的”[①]，其作品足以“以其新鲜陌生的面孔立于当代文学画廊”[②]。方英文20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文学世界，在《落红》和《后花园》中有了一个集成性的展示，我们今天解读方英文的艺术个性，也有了更为丰富和坚实的文本依据。
所谓作家和作品的独树一帜，通常是在历时性文学传统和共时性文学环境构成的参照系中，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阐释。方英文小说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批判价值，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复杂展示，悲喜交汇的审美风范，婉而多讽的文体追求，等等，都可以看到既往文学经验的优质承传和当下文学精神的典型呈现，并在作家的心灵拥合中焕发出汉语言的神姿异态。方英文是在积淀厚重的陕西文学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但引起笔者言说兴趣的恰恰不是传统元素的自然流露，而是作家创造中所进行的对地域文学生态的强力逆转。方英文是陕西文坛的一个另数，而且正是陕西文学的务实厚重，反衬出方英文的浪漫轻灵。阅读方英文的长篇小说，经由明显的失重而进入心灵的漂浮状态，这种失重感和漂浮感的久久存在，渐渐变成了解读方英文新小说的诱惑力。
一
以现代立场上的反传统抑或怀抱传统的反现代角度，似乎都不能准确地解释这两部小说。方英文无意于确立自己的思想或文化立场，他的文学革命并非方向性的新旧颠覆，他所面对的是越出传统文化中心控制的现实层面，非启蒙的非革命的，也非时下流行的日常琐碎。方英文在《落红》和《后花园》中给我们呈现的外部世界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在断裂了传统文化之根和丧失了崇高精神信念之后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构筑文学故事和人物命运，成为方氏小说特质形成的前提。离开定势文化规定和惯性接受中的文学真实空间，也是阅读产生失重感的主要原因。
《落红》中的主人公唐子羽就生活在这种价值失范、意义失重的现实空间里。他所任职的部门是百陵市政府一个最闲散的局，这个局，“似乎可有可无，它看上去好像管了好多，其实什么也管不了。假如这个局在一次大地震中坍塌了，永远陷进了地裂缝里，那么我们的生活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唐子羽是这个局里“最末一位副局长”，而且是无所作为之中“白白捡来的一个副局长”，后来又因“儿戏”开会学习丢了官帽。曾经的理想和信念被巨变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粹，空留一些才情智慧和良知善德，无所事事而又夸夸其谈。情人梅雨妃对唐子羽的概括非常准确，说他是“废品天才”，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学史上那一类“多余的人”，但在唐子羽身上，“多余的人”所固有的精神苦闷的印记似乎都不明显，或者嬉笑调侃，或者装模作样，他将自己当作这个荒唐可笑世界的一部分，自觉沉溺于凡俗生活之中，消遣和享受凡俗生活的快乐。唐子羽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既清醒于现实人生的荒诞不经，却不再去做无谓的坚守和抗争，唐子羽代表了相当普遍的知识分子当下精神状态，他们从旧日的精神高地退下阵来，退守在做人的道德良知的底线。他们的沉沦世俗，也不是旧往知识分子因绝望于现实而颓废堕落，他们是心悦诚服地认同世俗和拥抱世俗，相比于假大空式的政治信仰和道貌岸然面具下的丑恶行径，百姓的庸常人生和感官享乐反倒更真实更可爱。所以，唐子羽说自己是个“没用的好人”，是“蜷缩的人”。所谓“没用”，是指卸除知识分子的角色重任，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谓“蜷缩”，则指不再具有精神勇士的激扬个性，心灵世界呈蜷缩状态。唐子羽性格是精英文化中心转向世俗文化中心的一种标识，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解构主流文化的后现代气息。
唐子羽对待婚姻、爱情、性及其关系的复杂态度，最能够见出他的性格内涵。一方面，唐子羽想保全自己的家庭，确保“妻子是陪伴自己一生的女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纯粹浪漫的爱情，渴望“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情人”，偶尔需要的话，他也不完全排斥性交易。在唐子羽这里，性是一个万能工具，与妻子是“家庭活动”，与情人是爱情游戏，与妓女是生理发泄，都可以通过性活动得以完成。唐子羽不同意中国人“将恩与爱煮成一锅粥”，他将家庭、爱情和性分而处之，根据需要调整之间的关系。唐子羽赋予性行为合理的多向性，这一合理性却是以他的多种世俗需求为依据。其实，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性的专一已然不是针对家庭，而是针对爱情的，以专一的性来证明爱情，并争取爱情与婚姻的合一，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爱情理想，而现代知识分子又往往以对爱情的追求和坚守，标明他们的对自由精神的诉求，这与传统的忠贞观念是两回事。唐子羽身边的两个女人倒是遵守爱情规则的，无视规则的是唐子羽。唐子羽大白天与嘉贤“爱情”，“嘉贤很投入很沉缅，因为他爱唐子羽。”唐子羽心里惦记的却是另一个女人梅雨妃，在妻子身上释放性本能后，“他觉得他的灵魂已经干涸，再也想不起梅雨妃了，连世界上最美丽、最性感的女人都懒得去想了……”梅雨妃爱上了唐子羽，就对爱情有了长久的期待，希望爱情能够有所落实，而唐子羽只想拥有一个隐秘的情人，却不曾考虑承担责任，当梅雨妃问他：“你准备跟我结婚吗？”唐子羽竟不理解“怎么突然冒出个结婚？都什么年代啦。毕竟，结婚是件大事。”“结婚”的话题令唐子羽颓丧下来，火热进行中的爱情游戏也终止了。这一切，都表明唐子羽精神上的飘零无依，他在爱情上的失落，是他精神上的失守的必然结果。当他自感堕落想减轻负罪感时，唐子羽会一再降低自己的精神品格，以人性的基本需求宽慰自己，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臆想出一个男性皇权的生活情境，和朋友朱大音是主仆关系，“嘉贤”和“雨妃”两个名字，暗含着妻贤妾美的意思，潜意识中为自己的荒唐行为编织出古老的合法性。唐子羽貌似前卫的性爱观，颠覆了现代理性精神，却莫名其妙地与腐朽的封建思想遇合了。如果认为唐子羽的精神气质带有后现代文化色彩，那么，在肯定其解构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现代人文精神全面陷落和复古情绪的沉渣泛起会不会导致更大的精神危机？文学作品所成功表现的爱情和性，从来不会是孤立的爱情和性，而是勘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变化的重要途径，《落红》也是如此。
《落红》的思想内涵是丰富复杂的。作家通过唐子羽、朱大音等文学形象，自觉勇猛地颠覆死板僵化的政治文化秩序，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幽默反讽的笔墨，使现实批判的力量达到犀利、透彻和痛快淋漓的境地。但是，作家自己和笔下的唐子羽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当下人，他们带着过往历史文化的浓重印记走来，他们不可能如今天的新人类那般毫无顾忌地反叛和消解，制造出零负担的轻度文本。挖空了心肺的没心没肺和原本没心没肺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痛苦的空虚，在生命失重的状态中本能地要有所攀附。唐子羽内心深处珍藏着少年时期那首甜美幸福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珍藏着音乐老师送他的红纱巾，在极度的精神沉迷和痛苦中，它们偶尔会招引他的灵魂。唐子羽锁住梅雨妃这一爱情美景不懈地追求，也是为了承载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理想，慰藉自己不堪轻飘的心灵。于是，与千疮百孔的现实相对应，梅雨妃的世界是唯美的浪漫的，爱情的神奇力量竟然可以使梅雨妃凭空受孕。而实际上怯懦、自私的弱者唐子羽，远不是一个理想爱情的实际承担着，这样虚玄的爱情终究还是逃不出一个空幻，他努力寻找的在别处的精神生活，终究不能解救困境中的唐子羽。中国知识分子耽于理念而经受不住现实考验的性格弱点，依然使唐子羽无法摆脱同类人物的悲剧命运。除了堕落别无出路吗？这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吗？《落红》思考的分量，就隐含在有关人生意义的诘问之中。
有意思的是，我们所能读出的方英文诸种意向和思考，又并不是清晰地、明确地和有秩序、有层次地组合在作品中，《落红》的故事简单，叙述明快，各种思想观念却交织陈杂，在小说中彼此共生，相互缠绕，又彼此对抗着、矛盾着甚至相互消解着。唐子羽生活在一个凌乱的没有中心的现实世界里，他能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局面和各种人际关系，而这种看似高超的生存智慧，却又无法解决他的精神困惑。每当他用敷衍和调侃的态度应付工作和日常生活时，总是得心应手、效果奇佳，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反倒招人喜欢”的人物。而当他真的想用心认真一回、庄严一回时，结果常常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比如，唐子羽想要作为礼物送给梅雨妃的那条“红纱巾”，被梅雨妃误会是“哪个臭婊子”送给唐子羽的，愤怒之下挥手撇了，被风刮走了。“红纱巾升到几丈高，翻了个跟头，然后自由地舒展开，像一朵燃烧的落霞，最后一次放出光辉，便一下子跌进河水，冲进石缝了。”“唐子羽又恢心又沮丧”，“他童年的梦想与美好，仅仅作为一种记忆，也已消失殆尽。”
世界和人生是如此地混乱和不可解。“落红”所呈现的不止是后现代情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陷落，而且越出特定社会文化范围，让我们领略到的人类存在的荒谬性和无端挣扎的精神面孔。
二
无论就知识分子的精神畸变历程进行探照，还是以后现代因素对作品进行导向性解读，走进方英文的《落红》时，都容易令人想到贾平凹的《废都》。回头去看，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现代的文化特征，在《废都》中已经存在了。知识分子落入世俗的泥潭不可自拔和急于自我救赎而挣扎无望的情状，寻求和建立新的精神花园的文化旨归，从《废都》到《落红》，是一脉相承的，相对来讲，这两部作品更侧重社会文化及知识分子批判，作品积郁着浓厚的悲观和否定性情绪。方英文其后的新作《后花园》，继续着他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关注，立足点却有了明显的转移。正如作家自己所言，《落红》“主要讽刺人生与社会”，《后花园》“就想赞美人生与社会”，“要为这个城市，为孕养我的山间故地，为所有爱我和我所爱的人们，答谢一部美好的作品。”[③]
《后花园》的主人公宋隐乔和《落红》里的唐子羽其实是一类性格。他们都是怀才不遇的“无用书生”，因而玩世不恭，对教条僵化的公务体制不无游戏态度，唐子羽因“学习体会”中夹带了“黄段子”而丢了官位，宋隐乔则在职称考试中“请人捉刀”，致使副教授职称泡了汤。他们对待爱情都有些“痴愚”，很执着地追寻心中的完美女神，但这又不妨碍像解决“生计”般地“打个牙祭”，“他的该死的身体，却需要性爱，像他需要吃饭、饮水一样”。和颓废的唐子羽不同的是，宋隐乔的人生中出现了一次美丽的邂逅，而后开始的美好“寻梦”之旅，带领宋隐乔的精神向着生命的理想境界攀升。
宋隐乔偶然被城市“抛弃”，走进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秦巴山地，大山里的自然景观和淳朴乡民，令他感受到了全然不同于都市的另一种风物人情。从“绿色女人”胡珍子开始，宋隐乔一路被指引着去寻找那个“出好女人的地方”，旧日的“娘娘窝”，今日的“后花园”。“娘娘窝”因被风水先生说“将来要出皇娘娘”而得名，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每隔十五年，这里就要出现一个绝色女子。”宋隐乔不期然浪进“后花园”，就撞到了两个让他铭心刻骨的绝美女子，一个是梦境中的楚春苔，一个是现实中偶遇的罗云衣。不同的历史境遇，导致了两个美丽女性绝然不同的人生命运，由此引发出作家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当下文化精神的热望。女性在这里成为美好社会理想和美好精神世界的象征。
在历史迁延变化的思路中，作家以美好女子楚春苔的遭受残害和最终毁灭，宣判了那个荒诞而非人性的时代社会的终结及其思想价值的解体。回顾历史进行当下文化思考的时候，作家更钟情和留恋的是历史远处的“唐朝”，小说不止一次出现过那个盛唐时代的“后花园”，作者说：“我们一想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事实上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它属于过去时”。带着过去不能重来的慨叹，作家对当下再造充满了热情，贯穿小说始终的与现代女子罗云衣的炽热恋情，寄托着作家真善美的人生理想。罗云衣被塑造成一个集现代、古典和自然美质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她有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关怀意识，她被想象成“古诗里的那个罗敷”，又比“罗敷”更加玉树临风，她和后花园有血缘关系，则使她成了大自然滋养出的美的精灵。宋隐乔在火车上与罗云衣一见钟情，后花园里彼此心领神会，直至灵与肉自然结合的爱情圆满实现，“宋隐乔与罗云衣，毫无疑问，两人此时共同体现了人类最文明、最美好的一部分”。
《后花园》除了纵向探照历史记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还将现代都市社会和乡野自然社会对应起来，进行共时性比照。前半部分宋隐乔被抛入山间，过着相忘于都市、游荡于田园的自由生活，而穿插期间的乡民走入城市的生活故事，则充满了艰难和险恶，他们无辜地受辱或无常地死去，都揭示了都市社会秩序的弊害，启悟人们重新发现乡野之美。小说最后部分，宋隐乔携罗云衣回返都市，又将喧嚣迷离的都市景观呈现于人们眼前，静态的生活瞬间躁动起来，“渺小的人又似乎被粘在秒针上，就那么‘嚓、嚓、嚓’地，一天赶一天地飞速消失掉。你好像很忙，你好像干了很多事情，可是夜里床上一躺，你又想不清干了什么事情，更别说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了”。人与人的虚与委蛇，事与事的盘根错节，手段与目标的背离，爱情与婚姻的割裂，等等现代文明病追逐而来，无论人物如何奋力挣扎，实现梦想的力量还是微乎其微，无比美好的“人类的后花园”、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再次隐没到人的心灵深处。“也许不回来了，也许还要回来”，信念还在，心灵却依然悬空。
《后花园》拒绝“丑陋与肮脏”，一意渲染“美好”，“美好”之下，沉痛、隐忧和无奈俱在。这倒为当下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回归古典、民间和故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取向，提供了更有力的文学例证。
《后花园》与《落红》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作家注意从正面抒发人的美好情感，竭诚守护人类精神的后花园，反讽的笔墨少于《落红》。但作家笔下的人类精神花园，却从来不排斥世俗的快乐，方英文不喜欢做出严肃正统状，他愿意带给读者更真实、平凡和亲切的感受。他塑造的女性形象罗云衣，是后花园这一理想之境中的理想人物，她内外兼修，既高贵纯正又聪慧美丽，倾注着作家对女性的赞美与憧憬之情，但方英文又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刻意为女性添加神性色彩，使之成为一个圣洁的偶像，宋隐乔对罗云衣的爱情中，带有很私人的成分，或者说从开始就伴随着性爱需求。他更喜欢罗云衣这样“真正熟美的女人”，他以为：“惟有眼前这样的女人，才是恰到好处的女人，因为他有姑娘家的清纯，又散发出夫人、也只有夫人才能散发出的温暖宁馨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法以语言再现，似乎‘憩园’二字正是说的这个意思——所有奔波疲倦的男人，梦想中的那个‘她’，其实就是家园”。罗云衣知性而又风情万种，她是一个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女人，于是，她所象征的“家园”，对于宋隐乔来说，既是精神上的引领和安妥之地，又是世俗的快乐之源，物质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在宋隐乔这里是不能分开的。这种既雅且俗的性格，从《落红》中唐子羽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区别只在于性格构成中侧重点不同。方英文笔下人物雅俗互见的特点，是当下多元文化投射使然，也与作家身为知识分子而一贯秉持的民间姿态和世俗立场相关。
从作者的本意出发，《后花园》重在精神建立，小说的主人公一往情深地赞美爱情，赞美田园牧歌样的美好人生形式，显示出对《落红》中否定、虚无情绪的矫正和超越。但《后花园》中的浪漫诗意却是更虚幻的，是自造的乌托邦世界。因为实际情形是，诸如“后花园”这样的自然环境，也在现代经济活动浸入中逐渐变异，而宋隐乔和罗云衣在“后花园”酿制的甜蜜爱情，一旦转移到城市以后，即面临着现实的威逼和磨损。将人物从情趣盎然的“后花园”再次投入都市红尘，可能恰恰是作家的用心和智慧所在。宋隐乔和罗云衣携手归来，落入了与《落红》相同的现实情境中，他们变成了另一对唐子羽和梅雨妃，他们同样逃不脱都市和婚姻的双重围城，所不同的是宋隐乔是单身汉，他对爱情的追求可以义无反顾，但当罗云衣告诉他：“我是有夫之妇”时，他禁不住“双眼一黑，仿佛谁给了他眉心一拳。”宋隐乔的爱情不能突破现实的阻力，他精神的爱情不能独活，于是他只有逃离。小说结尾处，宋隐乔说：“我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我灵魂深处的后花园，是与我永远如影随形的。”这种自我安慰多少有点自欺欺人，或许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依然是一条漫漫长途，或许追寻的意义就在追寻这一精神行动历程之中。
从创作命意到人物气质，《落红》和《后花园》的精神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落红》的反叛和解构意识中，蕴含着作家重建精神家园的热望，《后花园》努力拨除世俗的迷雾，回返诗意浪漫的精神之旅。虽然生存的荒谬和人性的陷阱无处不在，但内心的抗拒没有终止，追寻的脚步不曾停息。“后花园”是一幅理想的幻象，它令我们意识到，知识分子赖以建构文化新秩序的精神资源，还不能够提供改变精神生活质地的能量，甚至不足以支撑起文学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作家意念中的“后花园”，只代表着修改现实的一种愿望，选择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提升精神的一种方向。
三
如前所说，方英文是在越出传统文化中心控制的现实空间里构筑他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主人公也是游离于政治权力和核心文化价值中心之外的异端人物。作家所呈现出的另类人物的另类生活图景，带来对笼罩在正常严肃面孔之下的现实存在的巨大质疑，同时另辟蹊径探索和追寻理想人生的可能性，于是，小说性就产生了。
方英文是一个感应能力很强，并勇敢勘测人生真相的作家。他的艺术个性首先来自于他对生活独到的发现，独到的感受和择取。他不像那些文学大手笔们庄严面对历史和现实，正面强攻重大历史题材或重大现实问题，他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是侧身也可能是倒立着观察出了人生的异样。其次是他的叙述方式，方英文向来最为人们赞赏的是他天才的语言表现力。如果我们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语言本身就关联着思想和精神，那么，一种独到的叙述方式一定在深层制约和规定着作品的思想精神品格。笔者在《落红》和《后花园》中读出“后现代”或“后革命”的解构意味，也并非小说语言表层的时髦附加，语言所碰撞和激发的，恰恰是对小说蕴含的时代文化精神特征的有效把握。可以说，评论家所称道的“方氏修辞”方式[④]，与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近乎天然的对接度和融合性，正是因为这样的语境，我们才能在阅读的巨大愉悦中意会作家的思想，触摸作家的心灵。可见，语言个性对方英文小说的整体风格，几乎起着决定性的生成作用，换一套语言系统操作同样的故事，绝然达不到如此奇妙的美学效果。
在陕西作家群体中，方英文是少见的自觉追求语言趣味性的一个。作家并不刻意设计嘻嘻哈哈的闹剧，他的主要叙述策略是反讽，那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和平常的故事，在作家的机智幽默的叙述中变得可笑起来，越是正面的严肃的事件，叙述越是暗藏机锋。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讲严肃，人为拔高、夸大其词地说崇高，严肃和崇高本身在不知不觉中被嘲弄被消解了。既可达到语言的自由狂放，又能传达思想的深刻复杂，既能使读者轻松愉快地进入阅读，又能在掩卷之后回味良久、唏嘘再三，方英文对汉语言的领会、拿捏和操控的本领令人叹服。在方英文的小说中，反讽是他贯彻始终的重要艺术手段，作家以此建构出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真实世界，质疑和批判背离人文精神和浪漫诗意的时代病症，同时，他也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小说的感性特质，避免了小说成为概念化的高头讲章。作家思考深入而表达俏皮，在读者这里应该达到阅读“轻”和思考“重”的效果，不是说方英文的叙述已经完美，但他经年对汉语言苦心经营，追求“情、理、趣”的结合，就是为了抵达如庄子所言的：“言之滑稽，思之无涯，心灵无羁绊”这一理想境界。
方英文叙述语言中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他的世俗情调。他在精神上的拔俗和对世俗的热爱看似矛盾，却真实地统一在他的创作当中。且不说写作策略上世俗文化具有解构权威政治文化的功能，作家铺写世态世情，对唐子羽和宋隐乔的快乐主义人生态度是认同和眷顾的，体现在语言上，就有了平民化游戏性的入俗之美。方英文的讽刺和批判不是尖利的不留余地的，他不是逼直地批判社会，他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荒谬可笑，叙述时却更多宽容温和的调侃，这种批判方式让我们想到老舍，因为他用幽默的态度来处理生活中的严肃现象，而曾被新文学时代忧患激愤、长歌当哭的人们所“轻看”，其实这是作家审美取向的不同。当然，入俗和庸俗虽非一件事，但之间也难说就有严格的界限，迷恋于话语游戏容易显出油滑轻薄之态而致非议。方英文的写作不但不是“俗文学”，而且应归于知识分子严肃写作一类，于是，嬉笑怒骂中的分寸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方英文敏锐的心灵感应力不仅表现在对时代社会心理及其变化的准确体察，而且能在心灵的反应中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情感涌流，不断翻腾着激情的浪花。他的小说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一方面是作家的视点和人物视点的不断交融，给人以作家主观统领小说的感觉，另一方面，小说不时地出现主观抒情或议论段落，让读者伴随着作家的精神活动走入故事当中，始终不离作家情绪的掌控。作家主观意识太强而形成一种自我气场，固然可以吸引读者，但也由此失去了客观叙事带给读者的创造性阅读自由。以多层次结构和开放式叙述推动小说世界走向宽广和深厚，这正是长篇叙事的优势，运用主观化视角却往往成了一种限制。在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一些艺术因素的得与失，方英文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写作不可能重复陕西文学的宏大叙事传统，这不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写乡土还是写都市、写农民还是写知识分子这样简单的选择问题，而是与一个作家的人生体验、艺术积累、审美趣味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内在精神气质问题。方英文的小说也承载历史记忆，也思考社会变迁，但他对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处理和表现，永远以他自己的途径和方式，创造出的是别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景观，留下的也是别人无法重复的声音，这就是方英文创作的价值所在。
[①] 《方英文〈后花园〉作品研讨纪要》，《陕西文学界》2008年第4期。
[②] 陈忠实：《烛照人类心灵的不死神光》,《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
[③] 《方英文：要为所爱的人答谢一部美好的作品》，《三秦都市报》2008年4月6日。
[④] 邢小利：《“废品天才”的人生哀歌》，《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