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得到大作家贾平凹题写书名和陈忠实撰文推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文艺报》等全国近三十余报纸，百余媒体推荐和介绍，荣登新浪读书2010年10月文学好书榜，百道网新书热评月榜，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安黎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封面：

  一、寻找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
 

  陈文伍：
  麻子村是你老家，也是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这本书的主要原型是现实中的人事物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的吗？

  安黎：
  麻子村是个真实的村庄，它是我生命的孕育之地。但小说里的麻子村是虚构的，和真实存在的麻子村有少部分的相似，但更多的是不相似。相似的是它的地貌特征，还有部分人物的特性，其他的皆不雷同。“三分真实，七分虚构”之说，应该是准确的。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一书中，有些地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比如麻子村、中国、美国等；有些地名却是虚构的，比如越北、高台等，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安黎：
  地名上的虚构或真实，取决于小说的故事需要，当然也有作者回避现实风险的考虑。采用真实的名称，是想增强读者阅读的现实感；采用虚构的名称，是害怕书出版后有人对号入座，从而引火烧身。小说最初所写的城市名称叫唐都，但在发出它的最后一刻，我依然决然地把它换成了越北。唐都很容易被人解读为西安，一旦那样，书里面所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有可能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官方也会相当地不悦，认为我故意为其抹黑。摸了老虎的屁股，太岁头上动了土，其情景会怎样，不难想象。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中的田立本、康圆圆、田小林、刘奇等人物形象，是那么地亲切，活灵活现，就像是我身边的某某某，这是由中国特有的民族性决定的吗？

  安黎：
  没错。我想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勾画，完成对民族特性的解析。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的优异民族，自喻为“礼仪之邦”；但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与压榨，尤其是经历了清末民国的无数战乱，还有数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民族的文化血脉似乎已经断流，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缺少现代文明滋养的民族，呈现着丛林社会的种种特征。纵然富裕得遍地黄金，但终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敬，也难以成为有尊严的族群。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你写了一年，但是我想这么厚重的书，光花一年时间是不容易写出来的，您怎么构思的呢？

  安黎：
  我的写作习惯是：当有了写作冲动，有了闲暇，我就下笔写作。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了——刚起笔是作者在引导故事，但不会太久，就是故事在引导作者了。故事牵着我的笔行走，有时畅达，有时磕绊，有时趾高气扬，有时垂头丧气，但走向哪里并不完全由我决定。
 
  陈文伍：
  这就是说在写《时间的面孔》之前并没有考虑好故事的细节、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细节、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由故事的发展和故事本身决定，是吧？那么，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是否有个大致的故事情节和故事大纲，在您的心中盘旋呢？

  安黎：
  动笔之前，故事的大体轮廓在我的心里盘旋许久。也就是说，我已经构思好了一个大的框架。框架里想要装填的思考当然也已酝酿成熟。具体到人物的布置，情节的安排，细节的提取等等，都有赖于写作时的灵机一动。
 
  陈文伍：
  在创作过程中的“灵机一动”，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有作家说“灵感的光芒简直就像菜刀的生产线一样光芒四射”，您是怎么看“灵感”的？

  安黎：
  “灵机一动”指的就是所谓的灵感。“灵感的光芒简直就像菜刀的生产线一样光芒四射”，此类比喻颇有意思，但不那么贴切。“菜刀的生产线”应该闪着寒光，但灵感却未必那么冰冷。灵感从概念上是说不清楚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灵感是智慧之光的突然降临，它掀开了人大脑里的遮蔽物，让人一下子豁然开朗。
 
  陈文伍：
  看《时间的面孔》，常常觉得和鲁迅《故乡》、《阿Q正传》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写这本书是否受到过鲁迅作品的影响呢？

  安黎：
  受没受鲁迅先生作品的影响，真的很难界定。鲁迅是我尊敬的作家，我读过他大量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还有别的更为广泛的阅读。我读的书比较多，也比较杂，喜欢的作家也很多。我写作，从没有刻意地去模仿某个作家，自然也就难以说清到底受到了谁的影响。也许很多作家的作品影响了我，只是我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而已。成熟的作家，都在寻找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我也许还不成熟，但依然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近些天我听到不少议论，有人说我像卡夫卡，有人说我像昆德拉，也有人说我具有鲁迅的某些特征。不过，我更希望有人说我像安黎。也就是说，更像我自己。
 
  陈文伍：
  鲁迅是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你是否也受到国外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卡夫卡等的影响呢？您的《时间的面孔》是否借鉴和走进了国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呢？

  安黎：
  巴尔扎克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都读过。不过，我不大喜欢他的语言方式。他的叙述也许因为翻译的原故，总是显得沉闷拖沓，不够有趣。也就是说，没有展现出语言的魅力。相比之下，我更崇敬卡夫卡。卡夫卡和巴尔扎克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因此呈现出的风景也大为迥异。卡夫卡对人性的解剖达到了只有显微镜才能达到的仔细与真切，非一般作家可以企及。与此同时，卡夫卡也是个语言大师，他笔下的故事尽管有点儿荒诞离奇，但读起来却十分有滋有味。卡夫卡对我确实产生了影响，他让我恍然明白：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但《时间的面孔》与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还是有区别。区别在于：西方作家作品里荒诞多来自于作家的主观臆想，而《时间的面孔》里的荒诞就取自于我们身边所熟悉的生活。有评论家在电话里感叹，苦于无法将我归类：把我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家行列有其道理，但总觉得不大对劲；把我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也蒙得过去，但我的作品似乎和正宗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差异。我笑着说：那就别归类了，我宁愿充当不三不四的怪物，却不愿意混入某一个整齐划一的队列里去滥竽充数。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是以西方流行的叙述语言来书写的，写作者主要是呈现什么；而中国当下流行的仍然是描写语言，写作者仿佛就是上帝，主宰一切，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在他的笔下。您觉得用叙述语言来写小说更好，并且有意义吗？

  安黎：
  我曾经说过，从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是小说的一场革命。只是这种颠覆，这种变革，是在静悄悄的状态下进行的，鲜有人觉察它的拐弯。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有不少是老眼昏花、双耳失聪的，他们对世界性的语体演变麻木不仁。但只要阅读当代西方顶级作家的作品就不难知道，这些作家已将描写语言予以了抛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叙述语言。相比之下，叙述语言比描写语言更有张力，更有弹性，作家的才智更容易腾空飞扬。如果说描写语言是磨坊里拉磨的驴子，那么叙述语言就是旷野里奔驰的骏马。当然，叙述语言的难度不可低估，它挑战和考验着作家的综合素养。
 
  陈文伍：
  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文化和写作手法方面，近现代有鲁迅等人物，有人认为鲁迅是西化的英雄，是东方觉醒的标志。您怎么样看？

  安黎：
  拿“西化的英雄”来描述鲁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鲁迅对西方文明极其推崇和称赞。鲁迅无疑是一个饱学之士，学贯中西，他对中国的诸子百家了然于胸，对中国以儒学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伦理有着明晰的洞察，同样，他对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的澎湃之河也颇有探询与守望。因其过于了解，于是对东西方文明，鲁迅的态度迥然相异：对东方文明他极其排斥，排斥到了鄙夷的程度；但对西方文明，他却俯首膜拜，膜拜到了迷信的地步。鲁迅痛感中华文化杂质太多，糟粕太盛，俨然已经成为毒化人们灵魂的毒品，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路障。鲁迅在点拨文学青年读书时，连《红楼梦》这样的巨著都不曾提起，但却谆谆忠告文学青年要阅读西方大师的作品。激愤时，鲁迅竟然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中国的书一本都不读！”

  鲁迅如此偏颇，自然有其偏颇的道理。我们尊重鲁迅，但也不能迷信鲁迅。中华文明并非一文不值，它那么浩瀚，尽管有点儿鱼龙混杂，但其中不乏光芒四射的精华。至于说鲁迅是“东方觉醒的标志”，我并不认同，因为在鲁迅之前，就有许多先贤已经觉悟。明代的黄宗羲就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黄宗羲的民权思想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孟子谈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显然是讲给统治者听的。他要统治者在施行统治时，要把被统治的对象摆放在优先的位置，并实施所谓的“仁政”。在远古时期，孟子有这样的理念，已经算得上有胆有识了。而黄宗羲的价值取向和孟子难以并轨，却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遥相呼应。黄宗羲思想的核心要素是：我压根儿就不接受你的统治，你别想着蹲坐在高处统管我的一切；我才是我的统治者，我的命运我主宰；你有没有资格以服务者的身份为我提供服务，得由我自己做出抉择。在那么一个皇权如乌云一般严严实实笼罩的社会里，黄宗羲的学说就像一道孤独而刺目的闪电划破夜空。黄宗羲倡导民权，倡导宪政，倡导民主，真是令人大为惊叹。清末的觉醒者更多，比如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他们不都是已从梦中醒来了吗？辛亥革命的发起者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人，他们哪个不是中国觉醒的脊梁？即使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觉醒者也非鲁迅一人，而是一个汹涌澎湃的群体。甚至可以这样说，论起觉悟的程度，胡适要比鲁迅觉悟得更为透彻。如果说鲁迅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胡适则是推倒了所有的围墙。鲁迅的目标是急于打破旧世界，但新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却陷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尴尬，懵懂无知。但胡适就不一样了，他像一个建筑设计师，早已给新世界勾画出了一张令人砰然心动的蓝图。当然，这张蓝图至今还是水中月，镜中花，形同废纸。中华民族真是苦命，探求一百多年，血流成河，依然难以挣脱坚实的镣铐。一个民族的命运，被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轮番绑架。在恫吓里，在杀戮里，那些所谓的龙的传人，其实早已萎缩成了地地道道的甲壳虫。
 

  二、改良人心是文学天然的使命
 

  陈文伍：
  在小说《时间的面孔》中，您为什么忽略专横跋扈的大恶人“屠夫乡长”刘奇杀人后怎么被抓被判被执行死刑的呢？这无关紧要吗？

  安黎：
  小说的侧重点不在于刘奇怎么死去，而在于他怎么活着，因此他被抓被判刑被处决并不重要。当然，忽略对他犯事后的情节叙述，也有篇幅上的考虑。笔墨过多地纠缠于刘奇，有限的篇幅就难以容纳更为繁复的故事。
 
  陈文伍：
　 为什么把《时间的面孔》中的“我”，安排成一个报社记者这样的角色呢？是因为有利于像记录员那样书写这部长篇小说吗？

  安黎：
  “我”在小说里扮演着一个扭结的角色。通过“我”，许多不相干的人物才连接与织造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之所以把“我”安排成一个记者，在于记者更容易和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进行有效接触，如此，可以扩大小说的空间容量，从而更能顾盼社会的方方面面，高高低低，角角落落。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一书中，惟妙惟肖的比喻遍地开花，真是“妙喻连珠”，是因为比喻能使人物和故事更形象和生动，才经常使用吗？还是因为行文的需要，内心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呢？

  安黎：
  巧妙的比喻，可以激活语言，让刻板的语言灵动起来，飞舞起来，狂欢起来，从而增强读者阅读的快乐体验。如果只是循规蹈矩地叙述，没有适当的修辞，语言就会枯燥无味，阅读因之而变得沉闷痛苦。痛苦的阅读谁愿意承受？谁愿意花钱买罪受？当然，比喻一定要恰当，不能卖弄，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成了弄巧成拙。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这部书里，似乎找不到真爱，更没有写到真正的爱情，是因为“爱”和这本书的主旨无关吗？

  安黎：
  《时间的面孔》不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书。它写了几起畸形的婚姻，通过畸形的婚姻，折射畸形的环境，透视畸形的人性，别无其他。如果写真爱，整部书的叙述基调则容易失衡，因此，我选择了回避。
 
  陈文伍：
　 这部书所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吗？

  安黎：
  准确地说，我力图构筑一个荒谬的世界。在荒谬的世界里，世相混乱，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一切的一切，看似那么地正常，但实则却是那么地非常。在如此失序的环境里，谁又能够舒心与快乐呢？囚室里的囚犯不会自在，飓风里颠簸的小船难免慌张，环境的悲剧性，决定了人生的悲剧性。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这本书犹如向社会抛出了一颗“精神炸弹”，炸得很多人晕头转向，陷入深思中，看完了这本书开始寻找自己的真正的心灵之路，但仍然是在摸索着前进，从您这部书里，我们找不到指路明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安黎：
  这本书里没有指路明灯，读者当然也就找不到指路明灯。再说了，我历来不赞成作者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似乎写作者比阅读者更高明，从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芸芸众生。读者从书里读出了什么，领悟出了什么，全靠读者自己，作者无须指引。如果《时间的面孔》是一面镜子，读者能从中窥探出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领悟出所要努力的方向，他心中的灯自然就会被点亮，心中的火自然就会被点燃。萨特的《脏手》里有指路明灯吗？显然没有。不但没有，简直是漆黑一团。但萨特的《脏手》，成为了唱给一个时代的挽歌，成为了驱逐黑夜迎接黎明的霞光。
 
  陈文伍：
　 您曾经和记者说过“《时间的面孔》这本书是寓言体小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一开始，主角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经济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建立新农村，只有精神手段，才真正可以建立新农村，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才是根本的，不改良民心，注定是要失败。还是由人物的性格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性格决定命运吗？

  安黎：
  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预言。寓言就像一张图，悬挂于墙，它蜿蜒的线条与直射的箭头给予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昭示：也许我们还没有开始，但结局已经注定。寓言从小处着手，但揭示的问题却常常带有根本性。解剖一个麻雀，就知道了动物的神经脉络。《时间的面孔》看似在写一个村庄的命运，但它却承载着我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解读，并非建立新农村那么简单。人是环境的寄生者，犹如鱼对水的依赖。水里有毒，鱼不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都肯定会生病。性格的形成与人的天性有关，但更与环境的塑造有关。“性格即命运”只是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是“环境即命运”。树长在不同的山上，枝叶的繁茂会有所区别；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命运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差异。树上的果子出现问题，谴责果子无疑是本末倒置，应该做的是对土壤进行分析，对气候实施监测。因此，我更看中环境之于人的作用。
 
  陈文伍：
  您的《时间的面孔》，似乎在用小说来艺术地反映现实问题，探讨中国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弊病，常常让人深思，这就是您所谓的试图“用文学济世，用文学改良人心，用文学抗拒人世间的不公”吗？

  安黎：
  在一个酷热的季节，朝滚烫的马路上喷洒几滴水珠，其降温的效能几乎等于零。我的小说对于坚硬的现实，其作用大概和那几滴水珠无异。明知无效，却依然要执著地喷洒，这不就成了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吗？是的，这个世界需要唐吉.诃德，需要与风车作战的“傻子”。这样的“傻子”越多，中国才不至于彻底无望。”“聪明”人泛滥，不是福音。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文学难以“济世”，文学也不可能“抗拒人世间的不公”，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它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改良人心”。改良人心，那是文学天然的使命。
 
  陈文伍：
  改良人心，只能从思想和精神上来改良吧？所以，您努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使《时间的面孔》具有极大的思想冲击力，人心主导人的行为，思想的力量能改良人心吗？

  安黎：
  在《时间的面孔》里，我描绘出的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失序具有多重性：社会的失序、生活的失序、道德的失序、伦理的失序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失序等等。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需要秩序。没有秩序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没有秩序的精神世界会变成野兽的狂欢旷野。道路需要斑马线，流水需要河床，人行走也需要方向。然而，人一旦内心没有了道德律，灵魂变得迷乱，加之又生活在失序失态的环境里，惟一的感受会是惊慌与恐惧。中国过去特别重视秩序的构建，除了国家机器的严苛管制与威猛恫吓，还辅之以那些圣贤的谆谆晓谕。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社会以金字塔的形状矗立，人与人的关系呈现等级态势，人的精神世界靠一套严密的伦常笼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虽有窒息之感，但没有混乱之扰。社会相对比较完整，人心相应的也比较内敛，道德的堤坝遮挡着躯体里膨胀的欲望，廉耻的念头像哨兵一样在头脑里站立。但经历了百多年的折腾，中华文明已接近于奄奄一息。尤其是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致使文明的血脉被斩断，文化传承的基因被剿灭，其惨烈的后果日益显现。旧秩序没有了，新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旧的道德系统被捣毁，但新的道德系统并未得到完善。这些就是《时间的面孔》所要揭示和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重整人心之山河，疗救人心之痼疾，才显得如此迫切和重要。
 
  陈文伍：
  您曾经说过“我是穷人的孩子，命中注定我将与穷人站在一起”，但是《时间的面孔》这本书里所描写的穷人基本是愚昧、自私、麻木、懦弱，像个丑陋的“小丑”，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这就是您所说的“书中展示出一些人物的劣根性，但批评不是为了打死，而是始终希望救赎。”，对于劣根性我们只能希望救赎吗？我们只有把我们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凸出地展现出来，得到更多人的重视，我们的社会才能慢慢地走向理想世界吗？《时间的面孔》的后面部分，省长又高度重视起了这个“新型农村”的补救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为了说明田立本献身了，还会有更多有思想并且勇敢的精神战士站起来，为了人类理想世界，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而奋斗不息，是吗？

  安黎：
  穷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难以一言以蔽之。穷人的人格形态并不统一，穷困的原因也各有千秋。因为同为生命，也因为我亦在穷困中长大，因此我见了穷人就特别心软。我同情穷人，为他们的不幸而感伤，为他们遭遇的不平等而忧愤，但这些，并不等于我对他们身上所显示出的劣根性视而不见。我从不认为穷人就是高尚的，富人就是卑鄙的。不公正的环境，造就了人的贫穷和富有，常常不能与人的品德才智相对应。我所写的人身上的劣根性，并不只是附着在穷人身上，而是存在于全体国民（包括我自己）的体内，只是程度有别罢了。至于写到省长“高度重视”之类，那是为了给书增加一点亮色，也为书寻找到一条活路。但我知道，根本性的体制若不改变，省长再重视也没有用。寄希望于明君清官，希望则不可避免地会落空：省长今天重视了也许能解决眼前的问题，省长明天不重视了，依然会重蹈旧悲剧的覆辙。在书里，我对田立本改变故乡的作为抱有批判的立场，我并不赞成他那种盲目开发故乡的行为。中国现在迫切的不是开发，而是保护。
 
  陈文伍：
  古今中外，无数的哲人一直都在寻找精神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庄子的“逍遥”，老子的“无为”，陶渊明的“悠然”，耶稣的“仁爱”，释迦牟尼的“慈悲”（佛教的慈悲为怀，四大皆空），穆罕默德的“信仰”，孔子的“仁义”，您认为人类的精神价值何在？心灵的归宿在哪里呢？

  安黎：
  从根本上讲，人的心灵是没有归宿的。但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心灵的归宿。人的心灵就像溺水者那样，总渴望有一个东西能让自己紧紧地抓住，但这个东西实质上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世界上有神灵吗？谁也没见过神灵，但人总是想象着它的存在。荒诞派大师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用于阐释人的心灵对归宿的期待，也许显得无比恰当。宗教当然是人想象中的心灵存放地，我书里所写的故乡，也是人想象的心灵栖息地。人类的精神价值，依我的浅陋之见，似乎应该浓缩为下面几个词语：博爱、关怀、尊重、自由、宽恕、谦卑、忏悔、慈悲等等。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一书中，田立本、“我”等有精神追求的人，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常常去基督教堂，教堂往往成为他们的心灵上的避难所，基督教似乎成为他们心灵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乎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归宿，您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吗？

  安黎：
  田立本去教堂，是因为他别无去处。物化的世界里，人被物质胁迫，被物质左右，敏感的心灵遭受到的是一种挤压。于是，那些渺小的灵魂挣扎着，总是寻觅着呼吸的通道。宗教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可以让人与尘世短暂地隔绝，从而给人以喘息的机会。这就是田立本等人要去教堂避难的原因。耶稣当然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陈文伍：
  您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救世主”吗？还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更没有“救世主”呢？

  安黎：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单每个人都会消亡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就验证了人生的悲剧性。人可以战胜人，但永远无法战胜时间。人活在一种时间里，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来赋予的。时间完了，人的生命也就完了。没有谁可以在时间里永恒地留守，也没有什么荣誉可以在时间里永远地闪光。人不过是历史的天宇里微不足道的尘埃，究竟能飘拂多久？能飘拂多远？时间是一张裹尸布，会卷走一切荣耀与耻辱。
  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越是宣称自己是“救世主”的人，我们越发要对他保持高度地警觉。惟一能拯救我们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陈文伍：
  关于新书《时间的面孔》，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