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这是您写得最残酷的一本书。我曾经试图记录书中出现的人物，有多少人死了，怎样的死法，但是记着记着，数不过来了。有名有姓的，没名没姓的，太多百姓死于无辜。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山本》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但是如此集中在一部作品中表达这么多死亡，仍然觉得太过惨烈，比如被剥了人皮作鼓的三猫，被开膛剜心抠眼珠的邢瞎子，有死在他娘怀里的管粮员，有逃进粪池又被抓出来割头的王魁……一定要这么写吗？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贾平凹：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一支地方武装在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井宗秀和陆菊人的挣扎、折腾，相互扶持和寄托，演义着他们的一种爱。土地上长出了一支花，或许这是恶之花，要写出这种恶之花，必然就得写出土地的藏污纳垢，写出他们身上的毒素和一步步排遣这种毒素。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恶心、一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
写作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你的能量，你的视野，你对天地自然，对生命的理解决定着作品的深浅和大小。我是写了几十年的人了，又到了这般年纪，有些东西我只能看透，有我的体悟，但更多的东西我也在迷惑，企图去接近它，了解它，向往它。
中华读书报：
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一切灰飞烟灭，依然是山高水长。读完《山本》，“人非草木”转化为“人皆草木”。前文中您引了倪云林语录，在“殆不直一笑也”后面，其实还略去了一句重要的话：“何则？此身亦非吾之所有，况身外事哉！”我想，也许这句话才是您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吗?
贾平凹：
是的。我在后记中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我企图以天地人整体的角度上，梳理那一段历史，整理那段历史里所显示的复杂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各种憎恶，张扬苦难人间中的一种大爱。我写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尽量多的把自己对于生命体悟的东西写进去，而不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否则就失去写书的价值了。
中华读书报：
您曾因为“庞杂混乱的素材”，改变了《山本》最初的写作构思。小说写了1927年红军草创时期阮天保与井宗秀分裂的史实。从“秦岭志”到《山本》，形成目前这样的一种构架，您是怎么考量和取舍的？
贾平凹：
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望，初时兴趣于秦岭的植物和动物，后来改变写作内容的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秦岭里那些各等人物的故事所诱惑。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
中华读书报：
在史实框架下进行小说虚构，肯定也有自己的判断和倾向。能否谈谈写作《山本》的过程中，自己对秦岭以及陕西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史，是否也有更深的感悟？您所了解到的历史，和我们印象中的有何区别？把握革命历史小说，是否有相当的挑战？
贾平凹：
从来的史书都不是简单的记录史事，都是在评论，将一种意义、一种思想通过历史表达出来，何况《山本》是小说。从历史到小说，它有个转换问题，凡是历史成为了一种传说，这就是文学，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的存在。“我”如何与历史的“神遇而变化”。这也是我所说：天人合一是哲学，天我合一是文学。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都是由说书人讲的，经过一代一代说书人自己去翻讲，然后由某一人最后整理出来。对待任何历史，如果跳出来，站在高处看，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晰和准确。
中华读书报：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对秦岭的认识，在写作中也有不断的变化吗？
贾平凹：
初学写作时你觉得你什么都知道，你无所不能，而愈是写作，愈明白了你的无知和渺小。越写越有了一种惊恐，惊恐大自然，惊恐社会，惊恐文字，作品常常是在这种惊恐中完成的，只想把自己的体悟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仅仅是一个传奇的故事或一些华丽句子去取悦读者。
中华读书报：
《山本》中有太多的隐喻，比如不停出现的黑猫，比如不断变化的云彩，黑的云、红的云，连井宗秀的梦里都是“黄昏街上的云卷起来”……包括井宗秀看到的“冥花”。为什么会以如此细腻的笔法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景致，是作为闲笔的节奏，还是增加秦岭的混沌，还是仅仅只作为不可言明的神灵的存在，或是另有其它的用意？
贾平凹：
秦岭是深如海的，写秦岭里的人与事，当然会写到它的苍茫，它的神秘。闲笔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怎么理解都行。栽树如何将树根的土涮净，那树是栽不活的，火山往往是冰雪长年覆盖着。我喜欢这样去写，它可以有氛围、有浑厚、有气息，不至于说作品单调和枯涩。
中华读书报：
您的创作始终以生活为源泉。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笔时才能写出想要的东西。所以您的作品与现实社会之间，总有一种张力。您如何看待文学和时代的关系？
贾平凹：
作家是以文学与时代相处的，以作品梳理时代，也在梳理自己，以作品记录时代，也在记录自己。当作品企图影响朝着我们向往的理想前行时，也在提升着作家。当在作品中排遣自己身上毒素时，同时也是在排遣着社会的毒素。
中华读书报：
在《山本》的阅读中，了解太多的知识，比如那些可为药用的草木，在秦岭中出没的禽兽……为写这部“秦岭的百科书”，您做了怎样的准备？
贾平凹：
准备工作肯定比写作时间要长，要费神费力。那一段历史我从小就听到过不少。后来有意去收集、了解、跑了相当多地方，见了相当多的人。再就是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当我对那个年代已经清晰，对要写的人物和故事已经熟悉，我就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活的，才开始动笔的。写了三遍，时间倒不是很长。
中华读书报：
一直特别喜欢您的语言。“陆菊人和花生摇摇摆摆从巷子里出来”这句，能看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影子。但《红楼梦》程甲本里写到“丫头喊林妹妹来了，只见林黛玉摇摇摆摆地走进来”，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上写的是“只见黛玉摇摇地走了进来”。您是读的程甲本？还是自己的创意？
贾平凹：
哈哈，这一句可不是看了《红楼梦》才有的，这样的场景，就在日常生活中，谁都能写出来，《红楼梦》教给我们的是怎样写日常生活，《三国演义》《水浒》教给我们的是怎样写得硬朗，将两者结合起来，那是多好。
中华读书报：
陆菊人和井宗秀，是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您写的这两个人物的感情，太理想主义了，感觉现实中好像都不存在了。您觉得呢？
贾平凹：
现实中是常有这种人呀，何况在那个年代。环境越污染，思想越自由。爱不能理解为就是身体接触。或许当下社会我们见到的仅仅是身体接触的男女关系事太多了，其实男女关系还有另外的方式。陆菊人和井宗秀是在那个年代里相互凝视，相互理解，相互帮扶，相互背离，相互精神寄托的。
中华读书报：
《山本》和《老生》之间，有何联系？因为《老生》已对中国现代革命有了深入的反思，《山本》中的书写，是否是对“革命”进一步的理解与思考？
贾平凹：
《老生》中写到了一部分在那个年代的事，而《山本》是完全写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不宜于用“中国现代革命”这样的词。不能局限于以习惯思维去看那个年代，《山本》是以那个年代为背景写人的关系的，写人性的复杂的。
中华读书报：
井宗丞和井宗秀兄弟，一世英雄，他们的死却简单得有些仓促。为什么这么处理？
贾平凹：
人之死常常是突然地，毫无意义就死了，《山本》中井宗秀是这么死的，井宗丞是这么死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死的。在那个年代，死亡随处可见，并不是要死的壮烈，我对死亡的认识，更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诅咒。
中华读书报：
井宗秀是个英雄，但在女人面前却无能。您这么安排，是想要表达什么？
贾平凹：
那个年代，英雄虽草长，阴谋遍地霾，井宗秀算个英雄，但更是个悲剧人物，他应该是无后的。古今中外那么多杀伐，人类依然绵延，因为有爱。
中华读书报：
您的小说中，无论《老生》还是《山本》，都有能“通灵的人物存在”。比如《山本》中的陈先生。您觉得他们在小说中或在现实生活中，承担了怎样的使命？
贾平凹：
不宜称之为“通灵”人吧。从天地人的视角看世间，更容易看清世间的龌龊和荒唐，更容易看清世界需要什么。
中华读书报：
陆菊人和花生查询井宗丞的下落一章中，出现《地藏菩萨本愿经》。您平时的阅读中，读经也是一种常态吧？所谓四书五经，在您肯定也不止了，这些经书，对您的写作和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贾平凹：
我读书杂，兴趣又广泛，讲不上深入，只是知道些，也是整体知道，具体不知道。
中华读书报：
小说结尾，涡镇已经毁灭，各路英雄都已化为灰烬，但唯独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傅还继续生存——安排这几个人物继续活在秦岭，我想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是吗？
贾平凹：
是有想法，世上事那么乱七八糟，但正的东西，善的东西肯定会存在的。否则，人不是消亡了吗，世间不存在了吗？蜂身上有毒，它却在酿蜜啊。
中华读书报：
在《老生》的写作中，您已达到“混沌”的境界，那么《山本》的写作呢？是否更上一层楼？
贾平凹：
书写出来不由我了，我只是在写作中有追求，读者有读者的感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