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19：00，在北京市中关村图书大厦四层悦读馆举行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媒体见面会。大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贺超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著名汉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山本》责任编辑孔令燕、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立志应邀出席活动。

 

　　嘉宾对话

 

　　臧永清发言：

　　这本书是人文社出版首发的第五本贾老师的书，前面是《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是第5本，前几本发行量非常大。我们接到这本书以后全社非常重视，动用了最好的编辑力量和设计力量，我们做的是精装本，大家已经看到书了，这是一本实至名归的精品书。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好好宣传一下。我们开这个会也不是为了签名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好好做研讨，另外也确实希望一本好书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阅读，有媒体支持就会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我代表出版社感谢贾老师，感谢潘总裁，感谢罗鹏教授，也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

　　潘凯雄发言：

　　刚才臧社长一开始讲《山本》是贾平凹老师的第16部长篇，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大概平均以两年一部的速度推出一部长篇，他这16部长篇，客观来讲至少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基本在一个水准以上。我们有的作家起伏比较大，有的特别棒，有的完全不像他写的，但贾平凹的16部长篇肯定是贾平凹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面，维持在一个水准以上，你们别看这个事情很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他的16部没有重样的，这个也很了不起，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他不重样。贾老师基本上做到16部长篇各自呈现出这一个的风貌，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的小说给我呈现出来，我自己大扩了有这样几个东西印象比较深。第一，以小博大。小说主要发生在涡镇这个地方，是中国政权的最底层，但实际上是中国的象征。第二，以平博曲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一段历史，这么一段历史，在整个作品里你的阅读感觉非常平，当你把书合上的时候又是有味道的。第三，以文博史。作品写的是中国的苦难史，但在读的时候感觉不到这段历史，没有历史的感觉，感觉到是文，文学、文化。此外还有他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常写到的神秘主义文化，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支脉。

　　孔令燕发言：

　　《山本》这本书最重要的几个特点，

　　第一是高超的艺术手法，用具有中国传统的唯美手法写把如此硬朗、如此残酷的历史勾勒出来，是他艺术创造力的飞升。

　　第二，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陆菊人和井宗秀的情感，特别打动我。

　　这本书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观。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站得非常高，在一个特别高的角度写了中国的历史，一是从空间地理上的高度，虽然作品的表面是写秦岭里的涡镇、平川县，是写井宗秀和陆菊人的关系，是写当地这一群武装力量之间的争斗，但是真正的着眼点是在整个中国。另外，从时间上也是，这部书写了前后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可以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大的规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今天，历史都是这样的，像山一样走过来，起起伏伏 。我读了贾老师这么多作品，还能对这本书有如此的新鲜感，能投入这么多感情去体会，足见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艺术存在。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好好宣传。谢谢。

　　罗鹏问道：

　　秦岭地区是其他很多小说的背景，包括我翻译的《带灯》在内，《山本》好像是秦岭山变成它的前景，可不可以谈一谈把背景转成前景的这个过程？可以说秦岭山变成这个小说的前景，它的背景是什么？

　　贾平凹：

　　原来一直写这个小说，基本都是写我的家乡，商洛地区。其实商洛地区就在秦岭里边，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秦岭在中国的腹地横着一道，有了它以后中国气侯才分为南和北，而且中国历史上70%、80%的主要历史都发生在秦岭南或者秦岭北。所以秦岭横跨了三个省，甘肃、陕西、河南，主要都在陕西。以前写商洛的故事、家乡的故事，说穿了也是写秦岭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的直接把它说出来。而秦岭就是把家乡扩大了，后来把写的范围扩大以后就扩大到秦岭。

　　刚才罗鹏教授谈到原来的小说是以秦岭为背景的，实际上现在直接把秦岭写到前面，这次写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故事，这个背景在我心目中，当时写作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写秦岭，实际上是写那段历史，梳理二三十年代那段历史，来展示那一段历史中人性的那种复杂性，在写的过程中还是写中国的。因为在小说的前面有一个题记，秦岭是中国的龙脉，它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它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了南方、北方，这是以秦岭为中心来看的。原来大家评论秦岭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山来看，或者站在北京，以首都来看秦岭。这次写，自己心目中说我要写一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我就以秦岭为中心。以秦岭为中心以后，才能说统领南和北，提携了黄河、长江。

　　如果扩而大之说到背景，应该就是整个中国的。实际上还是在写老家，在写商洛的故事。以前是梳理那一段历史，表现那一段的人性复杂性，然后再里面挖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万物的关系，张扬一种不管在困难中，在荒唐年月，人性魅力的东西。主要写了陆菊人和井宗秀两个人的关系。大背景就是写二三十年代战乱时期，罗鹏教授可能不了解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就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谁有枪谁就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有国民政府部队，有游击队，有土匪，土匪里面有各种土匪。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出英雄的时代，但是都是草莽英雄，那个时代英雄越多，民间老百姓苦越多。

　　罗鹏问道：

　　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段历史，那段历史不是面对的我吗？《山本》该从哪一段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可不可以讲一下另一个历史是什么？

　　贾平凹：

　　我们经常讲从生活到艺术这个过程，都是看到社会上，预备素材，这样才能写出文学作品。面对着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这个历史怎么转化成文学，从这里讲。所有记录历史的书，实际上都不是仅仅写历史的一些事情，它都对历史做一种评判，它是把自己的一种想法、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历史把它呈现出来。刚才罗鹏教授问的这段话，历史转化成文学非常复杂，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这个转化过程，在我自己认为，当历史慢慢变成一种传说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文学化的过程。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比如《三国》《水浒》《封神演义》，一切古典小说都是说中国过去一些历史，但是怎么变成《三国》和《水浒》，它就由说书人不停的讲，你讲过一些东西，轮到我的时候我也再讲，在每个人讲的时候都加进了他的一些感情，经过他异化了一些东西，最后由另一个人把它集中起来变成小说。中国小说发展过程都是从说书过来的，它里面有好多传奇，都是这样过来。这就是对着生活历史上的素材怎样变成文学作品，其中有一个我的选择，我怎么对这段历史，怎么经过我的话说出来。比如中国历史著名的画家倪云林，倪云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著名的山水画家，他说面对着山水怎么变成绘画，这必须是我和山水偶然遇见以后我的心理呈现的东西，而不是说实际的东西。文学理论上讲创造，任何小说就是创作出来的，它和原来的历史不一样，它就升华了，是经过我的心理作用以后发生的东西。所有小说都是这样写的，有他自己的想法以后转化成小说。因为我毕竟不是理论家，说不清，但是意思就是这个。

　　贺超问道：

　　这本书里杀人的这些，确实是以往里头很少能看到的，您是怎么考虑的？贾老师这块确实以往写的少，不是不写，包括《极花》里面对女性的状态也都很简单，我在农村能经历到这些东西，人命很贱，尤其二三十年代那种状态，人如草芥一般，但是写成这个状态您是怎么考虑？

　　贾平凹：

　　刚才大家都讲到这段历史，军阀割据，秩序大乱，民不聊生，每个人命都贱的狠，生来很随意，死也随意。咱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死的特别壮烈，死的特别惊天动地，死的特别有意义。《山本》这里面死亡特别多，而且死的都特别简单，死的时候路上就死了，或者某个人本来轰轰烈烈干事，突然就死了。但是你想想，现实生活中往往是这样，没有谁死的轰轰烈烈，都是偶然就死了，毫无意义就死了。当然在里面写死人特别多，也是那段历史状况是这样。让那些人那样死去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写的过程中，对那么多人死亡，各种死法，自己也觉得很窝囊，也觉得很惊恐。但实际上为什么把它写出来？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诅咒，对那个年代的一个诅咒。揭露那个年代人太没有价值，真正要活的有价值，社会要有秩序。这样写是诅咒那个年代。

　　贺超问道：

　　贾老师这几年所有的书几乎都是两个字，偶尔两个字还行，后来多了，《高兴》、《秦腔》、《老生》、《极花》、《古炉》、《浮躁》，这个书名设计您是自己有预谋的吗？

　　贾平凹：

　　昨天在电视台我也讲这个，一方面这十多部作品，也有三个字的，也有四个字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字。这十多年来一直提两个字，我喜欢两个字的书名，这是自己的一种爱好。这本书原来最早叫《秦岭志》，但后来觉得秦岭志和我以前写过的《秦腔》、《秦岭》，都是秦字打头，容易让人混淆起来，所以就决定不用“秦岭”两个字。为什么提“山本”？我在后记专门谈过，给书起名跟给人起名是一样的，给人起名有一个讲究，像给孩子起张口音，就是最后一个字，上下嘴唇一碰打开，那是张口音。他忌讳起名把最后一个字做拙口音，牙咬紧或者嘴噘起来，这样对孩子好象不好一样。按照这方面讲究的人来说，写你的名字如画符一样，叫你的名字如念咒一样。为什么要张口音？孩子生下来，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哪个民族，孩子发第一声叫妈妈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直接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都是张口音，嘴唇一碰就打开。只有这两个血缘关系的才发圆，包括他的爷爷、奶奶、姑姑、舅舅、姨，虽然还有一些血缘关系，都变成拙口音。当时本来说叫山记、山路、山事，总归把秦岭那些词弄下来都是拙口音，后来干脆用“山本”，“北”是打开的。“山本”以前没有人用过这个词，后来我想，既然把书叫书本，有帐本、课本、绘本，为什么不能叫山本呢？就从这个角度上起了这个名。因为中国人认为书一旦写出来，它有它的生命，它有它的命运，有些书命运很好，有些书命运不好，比如说《废都》的命运就不好，将近二十年才再版。有些书走的很远，它的命好，所以期望这本书《山本》能命好一些。

　　贺超问道：

　　在那个乱世里面能有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您还把两人写到直接伯拉图，为什么不凑在一起写的更温暖一些？

　　贾平凹：

　　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以这本书写作背景，背景全部是打打杀杀，都是那些枪杀、死人这些东西，我在后记里说过这个话，这本书里面到处都是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事，在这种背景下写了两个人，一个是井宗秀，一个是陆菊人，这两人的关系是我在写的时候最用心，也是写的最痛快的，除了那些战斗以外就是精心写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的关系，好多人说你写的，好象两个人没有什么身体接触，又没有啥关系，感觉是不是太浪漫或者太理想化？你可以想一想在那个年代，中国封建时期那个年代，我说的是良家妇女，她很注意贞节问题，在那个年代要么就是守身如玉，要么就是放荡的妓女。现在社会比较开放，对爱的含义特别广泛，大家觉得还有这两个人这么互相支持、互相扶持。实际上在那个环境中，她丈夫和井宗秀是发小，是一块长大的，她从小是童养媳，也在一块长大的，从实际来讲她也不干预这个。但是她对这个男的很欣赏，她丈夫又特别不争气，他们两个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是互相精神寄托，在那个年代是精神寄托。当然最后两个人又背弃了，最后女的越来越看这个男的发展路数跟她想象的不一样。因为小说一开始这两个人，男女情感不停的在发展，最后写到陆菊人，尤其在高架上那几章，写她对井宗秀的失望，写到一个女人的那种悲凉。为什么结束那个，一个虚妄的东西鼓动了这一男一女的野心，想成一桩大事情，最后发现突然就来，突然就落下了。井宗秀那个部队全部是黑衣、黑旗，一身黑，这个黑我想起“秦朝”，秦朝兵出来就是一身黑，黑衣、黑裤、黑头巾、黑旗。现在也有黑衣为主的国家。凡是有黑衣、黑旗这种武装都是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也灌输这种思想，井宗秀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就兴起来，就像夏天下了一场暴雨一样，哗的就来了，哗的就过去。通过这个事件也表示武装这个东西，它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在这种环境产生这两个人的关系，你说是爱情？也是爱情，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身体接触是一种，也不能说那不是爱。可是不接触身体的，精神寄托性的也是一种方式。在那个年代，对这个女的，从我作为作家的心理上，更崇尚这个女的。

　　贺超问道：

　　我记得做《极花》主持的时候，您说《极花》是一个过渡的作品，你心里还在酝酿更大的作品，当时就在酝酿《秦岭志》吗？

　　贾平凹：

　　别人看说是一部作品两年一部，其实不是两年，最少三年，《极花》在发表的时候我写完将近半年多了，因为有些东西同时涌到心头，就在做下一部的准备。

　　贺超问道：

　　您这个一部一部写着，自己会不会有压力？

　　贾平凹：

　　有人也问过你为什么不停的写，从新时期文学就开始进入文坛，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写。一方面觉得有东西要写，昨天我在电视上还在谈，我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村，家庭孩子特别多，一看都是女孩，六七个女孩，他老想要个男孩，生一个是女孩，生一个是女孩，一下生了六七个女孩，最后一个可能生了男孩。作为作家来讲，老觉得写完这个作品以后不满足，最好的应该是下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自己涌动着好多东西想写，因为作家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容易打滑，容易写不动了，有时候跟社会脱钩，或者脑子死了，所以对于生活、对于社会，我经常讲一句话，一定有精灵警觉之心，始终要敏感社会上发生任何事情，和这个社会不要隔断。

　　再一点，对于从事写作，永远要产生一种激动感，你才能不停的写，老对自己不满意。但是实际上一部一部写下来给自己压力也特别大，比如创作、创作，里面最重要的是创造、创新，如果里面没有创造的东西，没有新的东西，等于没有写。但是要创造那么一件都特别难。我经常讲就像跳高一样，突破一次，其实突破一厘米。不管创作多少，你要想办法和以前不一样，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重复别人。这几部作品不光它的内容上，包括它的写法上，都完全有变，要不然显得毫无意义。如果再过多少年，或者实在写不动了，枯竭了，恐怕就写不动了。

　　贺超问道：

　　刚才您说到每部作品写作方法都会有不同，咱们举例子，《古炉》、《老生》、《极花》，这三本书写法上，您自己做了哪些调整？

　　贾平凹：

　　比如说《极花》，这个故事比较单一，突出写一个人，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以极花的心理感觉来写的。《老生》时间长，正因为四个阶段，总得有一个结构把它网起来，里面才加了《山海经》。到了《山本》，实际上第三人称来写的，这样全方位来写有好多东西，秦岭上的动物、植物、风雪、山水，这些东西都可以搁进去。具体看用的语言也都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讲，千变万化还是有一个主线不变的，拿我自己来说，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我走的是《红楼梦》这条路子。中国小说有《红楼梦》这条路子，有《三国》《水浒》这条路子，《三国》《水浒》这条路讲究传奇的东西，写的特别硬朗，故事性特别强。《红楼梦》阅读没有多少快感，它就是缓慢的。《红楼梦》教会我自己怎么写日常生活，《三国》《水浒》教会我怎么把它写的硬朗一些，如果用《红楼梦》的角度来写《三国》和《水浒》这样的一些故事，看怎么个写法，这里面试着写，后来就有《山本》。

 

　　提问环节

 

　　读者1提问：

　　贾老师好，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对麻县长的角色非常感兴趣，您觉得这个人物身上是不是有您写作这部作品本心的考量？

　　另外一个问题，我上周六跟陈思和老师聊到一个问题，50万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当代的读者而言，似乎过于沉重，您销量好，而且作为您这个层级的作家来讲，您眼里已经没有什么读者，不会考虑大家的感受，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贾平凹：

　　写麻县长，麻县长有很多很无奈的东西，在那个年代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官场上又不会当官，又没有背景，他确实没办法，知识分子在某种历史时期毫无办法，很无奈的，但是他骨子里面总想办法。有些东西肯定要写到自己，里面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写作品都在写自己，写自己各个方面。就像读《西游记》一样，《西游记》其实只写了一个人的情感，他是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分散开，把一个人分散开，一部分是唐僧有慈悲之心，一部分是孙悟空敢打敢闹，但是有猴心不安静，一部分是猪八戒，一部分是沙僧吃苦耐劳，猪八戒懒、馋、贪，啥都有，把人性各个方面分散开。写小说也是，里面出现那么多人物，实际上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某一个方面。有这样一句话，父母如果讨厌儿女的时候，你的儿女身上有这么多毛病的时候，实际你在讨厌自己，儿女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的好朋友去世了，你的亲人去世了，实际上失去的是你的一部分。你自己的作品一定是写自己，只是把自己的各个方面赋予各个人的身上，道理也就在这。

　　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品的时候老考虑是不是迎合某种政策，或者某一部分人，或者某一部分要求，反正是你去迎合谁，肯定这不是好作家。虽然读者是作家的上级，观众是演员的在世父母，大家都这样谈，实际上你在创作过程中，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不能有任何人。有任何人就写不成了，要么写成宣传性东西，要么写成迎合一部分人的。你把你自己真实的表现出来，自然有人喜欢你，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你，写东西是给一部分人写的，不可能给全民写。就像夫妻在家庭生活一样，如果女的越依附男的，男的往往遗弃她，你越独立，他对你越爱，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夫妻关系或者读者和作家的关系，演员和观众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好多人不愿意在面前说而已。要为读者写，这从大的讲，肯定我们为读者写，因为任何人都是读者。但是写作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写出来，一定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考虑太多就写不成了，比如说政府哪方面不让你写，你就不写了，或者说现在社会上需要看什么东西，你怎么写，这就变成啥也不是了，就没有你自己了。

　　读者2提问：

　　您刚才讲作家必须对时代敏感，我也问了您，为什么在现在出一本跟历史相关的书？您觉得这本书跟当下有没有关联？

　　贾平凹：

　　从我的写作来讲，写到最后就写百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常常是前前后后的，一会儿写到这，一会儿写到那，经常是篇幅短的，来一个篇幅长的，两三部现实的，又翻过去。任何历史都有思想在里面，说历史，其实在评论历史。虽然写的那个时候，毕竟只有一百年，中国人总想表现这百年怎么过来的。那个时候怎么过来的，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应该汲取，当然这是从泛泛的来讲，文学上完全是另一种写法。

　　要说起离现实，它不是很近的，但是毕竟是老读现实的东西，不能说写现实，现实不是专门写自己眼前的事情，也不是这样。你自己体会吧，写这些商洛的事情不一定跟我自己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