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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一曲挽歌
——林喜乐短篇小说《三战吕布》《S形模具》论
陕西师范大学 魏欣怡
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影响下，小说创作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其中，作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根基深厚的传统乡土小说创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突破。以陕西地区为代表的西部小说创作，以其特色的乡土历史及民间文化样态的书写，涌现了贾平凹、红柯、陈忠实、路遥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突破，使得西部的乡土小说焕起勃勃的生机，获得了瞩目的创作实绩。
应当看到，作家林喜乐也是沿着这一传统的路径进行创作的。他的短篇小说《三战吕布》《S形模具》密切关注市场经济背景下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作家能够将农耕文化形态与文化批判的现实关怀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以直面的态度展示了凡俗人生的现实状态，以存在主义式的书写折射出了人性的压抑，表现出了底层人民的困窘、恐惧、挣扎和欲望。
一、传承与坚守：民俗艺术视域下的乡土挽歌
作家在小说《三战吕布》中所展现的皮影艺术，属于陌生而又熟悉的民间文化范畴。皮影戏始于汉，兴于唐并盛于宋，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皮影与渭北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的融合在一起，被作者以敏锐的视角加以捕捉、撷取、淬炼后，成为了其作品《三战吕布》中贯穿始终的线索。作品中所展现的老腔皮影主要流行于陕西渭北地区，其特点便在于演唱声调较其他地区更为豪迈苍劲，且演出曲目大多以三国戏为主。作者通过对镂赤兔马、搭帐子唱“老腔皮影”、包括熨马等或许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的详细刻画，使其在文学创作中被重新书写。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文化现象的衰落可能会在文学中获得再生，获得在文学镜像中再次被观照的契机”。
应当看到，在小说《三战吕布》中，皮影是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作者将老拐子、重生祖孙二人的命运与皮影的制作、演唱等巧妙的进行了结合。在故事本身的起伏回落之中，我们不禁感慨人生如戏，戏亦如人生。老拐子在操控手中皮影的同时，他和家人的生命亦身不由己，充满着意外与巧合，令人唏嘘不已。最终，老拐子的一生同这门古老的艺术一样，在时光飞转的巨轮中默默消逝，却也得到了后辈的无限缅怀与尊敬。在小说中，“演满一百场《三战吕布》”不仅作为祖孙二人的约定，更使得小说就此埋下伏笔、层层递进、推向高潮、引出结局。这一约定使得老拐子始终怀揣着希望，也感受着造化弄人的苍凉与无奈。在小说的结局中，作者将台上表演与台下观众的情绪交叉，强化了结局的突转性与悲剧性。小说最后，在老拐子的墓前，重生虽然“眼里含着泪花，嘴角微微抽搐着”，但是却“长喘一口气，随着二胡声，猛然放开了嗓子”，可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最终接纳并认同了祖父的意志。而活着本身，就必须要承受活着或者死亡的痛苦与幸福，无论这过程有多么的艰辛。
此外，《三战吕布》中作者对皮影的运用并不限于人物形象的烘托与故事情节的展开。应当看到，作者以一出经典唱段“三战吕布”贯穿小说始终，也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民间立场，即“人不是在政治平面上行走，也不是在文化平面上行走 ,而是在大地上行走”。这种“援引某种民间传统的人文资源进入当代小说叙事”的方式，将皮影艺术与小说中祖孙两辈的坎坷命运紧紧结合，以隐喻的手法，令读者在《三战吕布》的暗示之中观照、感知渭北人民的语言、心理和文化行为。
综上，作者一方面通过老拐子与孙子重生的矛盾，展现出传统的民间艺术形态在高速运行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对于商业现代化（诸如进城打工等）的抵制姿态。另一方面，皮影因扩展了乡民们的视野、减轻了他们的苦痛、肯定了他们的信念，因此格外受到老一代村民们的喜爱。此外，在《三战吕布》中，作家积极将皮影引入文本叙事之中，不仅暗示了小说人物命运的身不由己，亦饱含着作家本人深沉的民间立场。
二、撕裂与异化：人性黑暗与生存真相的悲剧
在短篇小说《S形模具》中，作者用客观冷静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社会中个体所可能遭遇到的生命之苦与命运之悲。故事里，主人公“我”不断地遭遇着失败。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面对失败的境地，但是却在“临离开省城之前，我专门去了第一次吃裤带面的馆子，要了一碗四合一扯面，瞪着老板狠狠地吃起来”。这种以阿Q式的自我解嘲是在面对无法消解的困境时，通过自身的智慧得到慰藉与发泄的方法。这背后隐含着作家本身对小人物个体所遭遇的必然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对于大“S”形象的塑造。作者以戏谑的笔触将女星“大小S”的名字与拖着丑陋的“S”形腿的残疾邻居相连，讽刺意味更加凸显。在大街上，大小“S”早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价值，无论是于看客还是自身而言，他们早已成为了一具空洞、死寂的肉体，因此就连他们的结合也显得格外原始可怖：“大S这么折腾她，让我有了猪配崽的错觉。小S又叫了，我狠狠踹了两下隔墙，声音立马停止。妈的，就是受刑的犯人也没有小S叫得悲惨”。因此，作家为我们展现的是现代乡镇图景中，底层乞讨者因生存而被异化与扭曲的惊人景观。作者笔下的榆木镇西街充斥着底层失语的人们，大家各自在这里众声喧哗、摸爬滚打、吹牛拉皮、各处混迹，这里既有卑微却坚守底线的“我”，亦有残忍而不健全的大“S”、冷漠无情的无名看客们。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被异化人物的塑造，作家不仅展现的是为求生而变得一具具病态的驱壳，更是一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乡村的非常态的生活与社会景观。
此外，作者还借主人公“我”的流动，展现了农村青年由乡入镇可能所遭遇的失败命运。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席卷下，城市以其商品化的程度，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因此，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已经不再满足于成为城市的“他者”，由乡入城、融入城镇成为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那块无法安放自身的异质的地景之中，他们始终面临着受到歧视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这个陌生的文明面前摇摇欲坠。因此，重新回到乡村成为了他们受到屈辱与挫败后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最终，虽然作家并没有明确指明“我”的未来，但他却透过这个人物表达了对于当下底层青年的关怀与对冷峻的现实问题的思考。
通过小说《S形模具》可以看到，作家能够在当下浮泛的社会大潮中，以冷静的笔调直面并触及“惨淡的人生”，借审丑的方式揭露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传统道德与文化精神渐渐消逝的危险。而主人公“我”这个角色的塑造，或许以隐藏了作家本身对残忍暴戾行为的愤慨与发指以及对善良个体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无奈。
三、借重与超越：不止于乡土书写
透过这两部短篇小说可以看出，乡土于作家而言更像是一个舞台或背景。其实，作者真正意在通过对底层人民日常生活庸碌与琐碎的书写，映照出笔下人物内心的孤独、无奈与闭塞。这使他的作品不但遵循着现实主义的笔法，又透露出了些许存在主义的气息。在乡土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作者更加关注的是颇具个人化色彩哲学思考的片羽——关于生存、死亡以及毁坏的探寻。
首先，作者着重书写了小说主人公的孤独体验。在对于故事发生的环境的铺垫中，作者虽然以白描的笔调对其进行描摹，但是读者仍能感受到压抑、黯淡的气氛，如“今年入秋后，院墙角的那棵老榆树，被秋风摇落了布满虫洞的颤颤巍巍的叶子，奓几根枯枝，向天诉说不幸似的”（《三战吕布》），“苫在顶上的芦苇被雨腐蚀了一部分，又被风吹去了一部分，比去年稀疏多了，透过来斑斑驳驳的太阳光”（《S形模具》）。在这些悲观、负面的氛围之中，作者着力于讲述围绕在主人公“我”身边的那些平淡微小、黯然无趣的人与事。正是透过这些平平无奇的叙述，折射了“我”作为主体的卑微边缘的地位、失语的处境以及内心无可奈何的寂寞和孤独。在平淡且节制的书写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萦绕在故事周围的整体意象的无奈与失落感。
其次，作者着力聚焦于小说主人公生存的艰辛。毋庸置疑，作者这两部小说笔下的主角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们在充满了坏毁与死亡威胁的气氛中以坚韧的姿态活着，这是需要生命的信念去支撑才能活下去的。在小说《三战吕布》中，老拐子的生命信念系于演满百场《三战吕布》以召回重生学戏；在《S形模具》中，“我”的生命信念系于攒钱娶老婆及去省城学习修汽车。而作者的老辣之处便在于将笔下的主人公在满怀的希望中一步步推向了绝境，从而熄灭了他们的信念之火。最终，老拐子陷入死亡的漩涡，而“我”却以戏谑的姿态把悲痛的情感淡化，在生命的滚滚洪流中选择继续卑微、隐忍、善良而充满荒诞色彩的活下去。
最后，作者笔下透露着小说主人公的死亡意识。作家林喜乐似乎较同类作家更为死亡与坏毁所吸引，也更专注地凝视着死亡与坏毁那巨大的暗影。在小说《三战吕布》中，老拐子、儿子儿媳、孙子重生都经历了死亡与坏毁的威胁及重创，以致于不同程度的被伤废。儿子儿媳的意外死亡，足以让生者（老拐子、重生）一辈子不断深陷于生与死、爱与宽恕这个终极谜题。老拐子企图补偿重生那永远不可能赎回的失落，然而伴随着令人唏嘘的结局，重生又背负起了对爷爷满怀愧疚与悲悯的沉重情感。在小说《S形模具》中，作者以冷静旁观的笔触描述了各类人物不同的坏毁、死亡状态：秃子的婆娘自杀而死、小S因一场大雨而死、一群S腿的人沿街乞讨……因为他们的底层身份，因此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显得无足轻重，作者的笔调也颇显凛冽。在这无法摆脱的阴影之中，主人公“我”却在死气沉沉的周围顽强、艰辛而孤独的活着。诚如余华所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作家抛弃了知识分子惯用的启蒙、革命立场，书写了主人公“我”在失去信念、丧失爱情、丢掉工作后仍以戏谑的姿态大喇喇地活在这世间，因此活着本身也由于死亡和苦难的存在而有了最本真意义上的价值。
纵观作家林喜乐的两部短篇小说，活着无疑是共同的主旨之所在。由商品经济社会的冲击所导致的生活困窘以及由天意造化所造成的命运无常，导致了其笔下部分人物以死亡告终，而剩下活着的人不得不继续默默承受着来自苦难的考验。总之，作家通过反复地书写现实底层，从而不断地以悲悯的情怀探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一方面可以归功于其对所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与尊重，也归功于其成熟的叙事技巧与内向的思考能力。作为一名兼具扎实文学功底与深沉哲学思想的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未来的写作一定会不断为文坛带来亮色。
作者简介：魏欣怡（1994—），女，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作者简介：李有军，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李聪迎，女，西北大学2017级广播电视MFA专业硕士。
皮影人代际传承与身份坚守
——林喜乐短篇小说《三战吕布》评析
李有军 李聪迎
林喜乐先生具有学者和作家的二重身份，一部《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正如李胜良在书序中直言“在税收、文学、历史间穿越”。林先生又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先后创作诗歌散文集《风中枫》，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林喜乐在采访中曾说过，自己爱农村生活过的这片天地，当兵前一直在富平老有农村生活，生活和工作中积累诸种情感体验均透过笔端溢了出来。《三战吕布》是林先生短篇小说中我较喜欢的一篇。透过文本，可以真切感到他对传统艺人和艺术“绝活”掩藏不住的钟情，凝结眉梢的无奈和隐忧，同时又体悟到长期生活工作西安而对渭北人事的丝丝乡愁。
一、传统艺人的无奈困境
短篇小说《三战吕布》从始至终都以“人”为核心来讲述，让我们更加真实的看到了人生、人情、人性。《三战吕布》叙述了皮影祖孙的不同人生，以及他们迥异命运。老拐子、陈观月、李霜白、张板砖这些老手艺人对于传统艺术的热爱与坚守，呈现了老一辈艺人身上“倾其一生做一件事”的匠心精神，年轻一辈人面对传统手艺的逃离之心。《三战吕布》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形象无疑是老拐子。他始终都在为了皮影戏的传承而做着努力，对皮影戏如痴如醉。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让孙子重生进城打工也好，演一百场戏只为孙子能回来演戏也罢，都是他对传统手艺文化真切的爱。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千百年来陪伴老一辈手艺人度过了许多漫长而又愉快的时光，纪录文化历史与生活习俗。皮影对于老拐子这样的老手艺人来说是一生引以为荣的东西。然而对重生为代表年轻一代来讲，觉得皮影意味着“落后”和“陈旧”，而且也挣不了钱，再加上自己的母亲就是丧命于皮影演出，重生对皮影更是本能和本心的抗拒。重生的态度一方面揭示了皮影戏所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让大众深刻思考两代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之下皮影戏该的生存和发展。
林喜乐先生的《三战吕布》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问题，更反映了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步走向落没，而新旧文明碰撞之下所面临的问题。与《百鸟朝凤》相比，吴天明先生同样是对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没落的无力惋惜。 《百鸟朝凤》与《三战吕布》的不同在于，《三站吕布》中的传承问题从始至终都贯穿着整个的故事，从重生一开始就抗拒学习皮影戏，到最后老拐子需要采取一些方式来迫使孙子重生学艺。而《百鸟朝凤》中唢呐艺人所遇到的传承问题在后半部分得已呈现，前半部分则着重讲述了弟子们跟随焦三爷学艺的故事。《百鸟朝凤》中更多的体现是让我们去反思当下的社会是否还需要像唢呐这样的艺术形式的存在？天鸣的唢呐声中那道不明说不尽的哀伤，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传统艺术如何生存的发问。《百鸟朝凤》与《三战吕布》二者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不论是唢呐的没落还是传统皮影的没落，在新媒体和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数千年农耕文明依傍的各类传统文艺样态面临着无法阻挡式的微命运。林喜乐先生的无奈其实就是吴天明先生的无奈。在社会的巨大变迁之下，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皮影和唢呐为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无以为继的惋惜和彷徨。
二、植耕关中文化语境的艺术传承
“八百里秦川”的关中是我国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关中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风俗文化更是绚丽鲜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关中独特的地域也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风尚。而皮影戏就是关中民俗文化中的一种。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皮影戏的发源地就在关中，由于皮影戏演出较为简便，主要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受众大多数都是农民。关中地区干旱炎热的地理环境，使得人们只能以旱作农业为主。皮影戏的发展也是在其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的吸取一些民间东西，与人们的生活习俗，喜好讲究，文化娱乐相关联。关中朴实热情的民风，也给与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极佳的条件，使得皮影戏在农村发展的越来越好，成为人们婚葬都喜欢的一门艺术。而随着电视、电影、新媒体传播媒介的兴起，传统习俗和乡村文明的改变和逐渐走向消亡当。传统民俗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民间艺术的审美对象也越来越少，民俗文化不被人们所重视。流传两千多年的皮影戏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时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传统手艺需要传承。
《三战吕布》向我们讲述的就是以皮影为代表的关中传统文化。对于掌握皮影这门艺术的老一辈手艺人来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荣了多半生的手艺，其中的文化与艺术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在拐子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里，皮影戏是最有年头，最讲把式，听众还最多的老艺门。长期占据着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阵地。像重生一样的年轻人不喜欢皮影戏，是因为皮影戏太过于老套，而对于老拐子这样的手艺人老说就是因为老套才深入骨髓的喜欢。就像老拐子说的那句话一样“戏是人的魂，不学戏，魂都没有”。老拐子、陈观月、李霜白老一辈手艺人对皮影的坚守，不仅仅是对于皮影的热爱，更是对于这一片热土的热爱。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们从小就在传统艺术的熏陶之下，他们更多的是对他们坚守了半辈子皮影没落的伤心，更多是对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皮影如今所面临的困境的痛心。
三、消费社会语境的未来可期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巨大的生存的压力，我国逐渐呈现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消费社会是指一个物质高度丰富的社会，消费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也越来越重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的需求。故此大众的审美有了巨大的转变，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娱乐消遣与快速消费的文化。在这样消费社会的背景之下，具有商业性、娱乐性的消费文化逐渐兴起。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决定了文化艺术的宿命，赋予了它们商品所具有的特性。《三战吕布》中特意设置了皮影戏和歌舞唱对台戏，呈现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歌舞演出冲击之下所面临的窘境。而像老拐子这样的老一辈手艺人面对这样的困境，仍然认真的唱完这一场戏。这样对台戏的设置，也让我们看到大众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转变。现代歌舞的出现对皮影戏带来的具大影响。皮影戏与歌舞戏的对台表演，老拐子称这样的对台表演为“自取其辱”。因为只要歌舞音乐一响，年轻漂亮的姑娘站在台上，人们都会去看歌舞表演。而这时候，看皮影戏的人就寥寥无几了。音响的声音盖过了皮影戏所用乐器的声响，也预示着时代的发展，使得皮影戏所面临的危机。传统的手艺面对的不仅仅是后继无人的问题，更多的是时代发展下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不是只要有皮影人的存在，那么皮影戏就一定会一直保存下去，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观念的改变，皮影戏的表演形式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能被大众所认可的路。如何能让传统艺术被现代人类审美的观念所接受，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战吕布》的结局回归到亲情这个主题上来。老拐子在看到重生的那一刻更多的是对自己孙子失去一条腿的心疼，而重生在老拐子坟前唱的《三战吕布》是对自己爷爷离世的心痛。终于爷孙二人不在站在一个对立面上。而我们读者在痛惜老拐子的离世的同时，又欣慰感动于重生的归来。老拐子的离世是老一辈皮影人时代的结束，而重生的归来是年轻一辈皮影人时代的开始。新的时代语境之下，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于传统文化传统手艺的传承和保护，传统艺术加上非遗和商业资料演出，又重新获得了新生命。国家也给与了一定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才使得有很多传统手艺又更多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渐渐地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了这样要保护传统手艺传统文化的意识。更多人也去丰富传统手艺的表演形式，也去大力宣传其中的艺术内涵。年轻一代人也更加愿意去了解，去认识传统手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甚至有很多年轻人在传统手艺上进行大胆的创新，把皮影戏与数字动画相结合，也使得传统手艺更具吸引人，更易成为众所喜闻乐见的一门手艺。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下，商业演出的存在，国家非遗文化项目的资助，也为传统皮影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而回归传统文化也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结 语
《三战吕布》这部短篇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手艺人的故事，更是在描摹传统手艺在当前时代空间场域下所直面的最现实境遇。林喜乐先生在小说中强烈表达了他对于皮影戏，或者说是关中这片热土的一种饱含深情的乡愁书写。以皮影为表征的乡土社会生活范式的渐闪式微，无疑是林喜乐先生内心的深情依恋，以及理性维度的无奈“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情绪更多充溢着无奈的乡愁气息。他热爱这片土地，更热爱这片土地上的所孕育的文化。当然，小说最后以祖孙的和解意味着皮影人的代际传承，亦给受众看到皮影的未来。然而，不能遮蔽的是，如何使民族艺术与多元媒介形态并存的当下娱乐生态接轨，是我们必须直面和思索的客观命题。
困境中的一曲挽歌
苦难、人性与反抗以后的绝望
——评林喜乐小说《S形模具》《三战吕布》
陕西师范大学 任杰
林喜乐的这两个短篇渗透了生活的血和泪，让人不忍卒读。他为我们讲述了几乎永远处于社会边缘的苦难者的生活与情感。这些社会边缘者包括但不限于农民工、下岗工人、留守妇女老人、小商贩、小服务员等人物，他们是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以往的文学典型形象如“多余人”“工农兵”等都无法容纳这些新的人物形象。因此，对他们的书写势必会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当下性。这种书写被论者称为底层书写，或者是底层叙事。
近十几年以来，底层书写成为文坛的一个热点，小说创作、评论文章都纷涌而出。无疑，对于底层的书写不仅在文学层面上具有拓宽题材、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的积极意义，而且更是将底层置于了广阔的社会变革视野中，在书写过程中底层能发声，甚至影响、改变生活。当然，这只是书写者的美好梦想，早就有论者提出，底层自己根本无法发声，“‘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刘旭）。而南帆则强调底层的可以被代言性，他认为“鲁迅为首的一批现代作家再度证明，许多作家的想象力不仅可以细致地复活底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良知和文学才能时常敦促他们摆脱世俗势利之见的拘囿而投入底层”。但是，这并不是底层书写的关键，底层书写的核心还是在于对底层的关注，对苦难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一些群体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在这个层面上，林喜乐的这两篇小说当然可以认为是底层书写。
以已有的概念去验证或者审视林喜乐的小说创作非本文目的，从具体的书写出发，深入分析叙事动机和呈现效果，并以发展多年的“底层文学”这一概念进行对比关照似乎更能展露出林喜乐小说的本色来。可以肯定的是，林喜乐是以直面悲惨生活的勇气和真诚来写作的，在他平静而细腻的笔调下，是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生命之重。
一、苦难中的悲鸣
苦难是很多小说避免不了的叙述、表达对象。在底层书写中，苦难叙事通常处于整个叙事的中心位置。没有苦难，何以底层？也因此，许多进行底层书写的作家热衷于对苦难的描摹，甚至攀比“苦难”，似乎越苦越难越底层，也就越有文学的力量。然而常常事与愿违。文学并不是苦难的堆积和夸大，虚假的苦难也无法打动人心。那么，创作中如何面对苦难，苦难在文本中的如何呈现，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衡量苦难书写成功与否的准则。
林喜乐的这两个短篇都表现了动人心魄的生活的苦难和无奈。《三战吕布》用血淋淋的死亡展示了苦难的无情。七十多岁的老拐子的儿媳在皮影表演中被倒下来的杆子砸死；后来儿子在工程队里被塌方的隧道压死；不愿意学习皮影，一心要去工厂打工的孙子的左腿被叉车削断；终于盼到孙子回来却看到孙子左腿截肢的老拐子最终受刺激而死——苦难把老拐子逼向了死亡。
老拐子演皮影戏为生，视皮影为命。在以前，“皮影戏是最有年头、最讲把式、听众最多的老艺门。日久年深，剧目丰富，风格各异，流派杂多，长期占据着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阵地。刚开放那阵子，随便一个戏班，每年演出三两百场不是啥稀罕事，尤其黄脸和老拐子所在的戏班，名声在渭水南北东西两府响当当的，谁见了不叫声角儿”。然而在社会剧烈的变化中，无数新型娱乐活动迅速发生发展，皮影戏不再是文化娱乐的中心，老拐子为代表的皮影艺人们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无法靠演皮影戏得到保障。因此，孙子重生不想学皮影，渴望去城市打工。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衰落了，正是这一地位的转变，生活的苦难来临了，而费尽心思试图脱离苦难却带来了又一次苦难，比如渴望打工赚钱的重生的被截肢。
《S形模具》中，“我”是一个小小店铺的经营者，每天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难以实现学修汽车、娶媳妇的梦想，因此兼职给水塔房拉闸蓄水、给运沙车引路。然而“我”的生活仍然举步维艰，甚至因为吃饭花了27块钱而“心疼死了”。后来去省城学习修汽车，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我的5001元天天在减少，我痛恨自己要吃饭要住旅馆，什么时候金贵的要吃8块钱的扯面了？我毫不犹豫地退掉了位于城中村那家‘人在旅途’每晚15元的房子，决定去地铁站或过街通道过夜，我知道西大街就有地下过道”。生活的残酷在“我”这里已经显露无疑，然而，在大小S这里，“我”的苦难却相形见绌。
小S是孤儿，被大S喂药喂成了傻子，双腿也被大S用他的“手艺”经过S形模具的不断挤压做成了S腿。这样，大S拉着小S在大街上展示畸形双腿，以获得人们的施舍，从而维持生活。十二三岁的小S不仅是大S的赚钱工具，而且还要承受大S的欺压和侵犯。最后小S在一场大雨中死去……生活在这里，呈现出的是无比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生命居然可以轻贱到这等地步，令人触目惊心
不论是老拐子、重生，还是“我”、大小S，都在苦难中挣扎着。这样的苦难中，个人的努力基本无济于事，只能在苦难中悲鸣。林喜乐用他具体细致的描述揭示了不可承受的苦难，令人震惊不已。然而，不管这样的苦难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苦难在他这里都不是最终的表达，他还有另外的诉求和思考，也因此，苦难与故事融为了一体，并不显得突兀。
二、人性的善与恶
林喜乐这两篇小说虽然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却都在行文中显示了或善或恶的人性。如何表现人性、表现出怎样的人性，关系着小说的整体基调和最终指向。
《S形模具》中，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呈现着一种丑恶卑劣甚至无人性的状态。比如，大S的“手艺”实际上是把小孩子好好的双腿做成S形腿，通过摆惨象行乞。如此人神共愤之事却成为了大S炫耀的资本：“‘其实，我的手艺也很赚钱。’大S喝大了，摇头晃脑地说，‘在省城，我这个行道都知道我，有了活也会找我，给小男孩小女孩做这种漂亮的腿。’”而且，大S还认为，要不是他从小S三四个月大小开始，就用独门模具亲手给她制作了这副腿脚，小S是活不到今天的。更让人愤怒的是，才十一二岁的小S还要不断被他虐待和性侵。小S已经被变成了一个非人的工具。小S在雨中死去后，大S的表现是：“幽幽地说，‘可惜那条腿了’。”大S的无人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省城里却有着更多的大小S、大小U、大小L……这种无人性还体现在众人对待大小S的态度上，在亮亮的羊肉馆子里吃饭的人们甚至把小S当成狗，当成“连狗都不如”的“半人半鬼的傻子”。这时，小说中出现了全篇难见的亮色：“我”不顾别人的讥笑，给小S买了羊肉烧饼。
作为一个具有健全肢体、头脑正常能赚钱糊口的人，“我”也一样被人们看低，被视为低等生物。在“我”暗恋的田老师的眼中，“我”不入流，田老师从来没用正眼看过我。最后，田老师嫁给了“我”看不上眼的亮亮，因为他有钱，能满足田老师的要求。“我”好不容易凑齐学习汽修的钱，去省城后因为吃饭详细问了各种类价格却被人讥笑……人性是如此势利而贪婪。在这样的丑恶人性面前，“我”不断碰壁，最终无法在省城找到立足之地。
相比之下，《三战吕布》中显露出的人性却温暖而感人。老拐子丧妻多年，儿子儿媳又双双离世，生活拮据。而“隔壁陈观月的这个老伴，是远近出了名的热肠子，迟早做了可口饭菜，总忘不了给这个当了半辈子鳏夫的老邻居端过来一碗”。而且，在老拐子想演够一百场《三战吕布》招回孙子重生教他学皮影戏，但却凑不齐戏班子时，往日分属不同派别的陈观月主动来帮助老拐子。在陈观月的张罗下，上档行家李霜白，下档里手张板砖都加入了这个为让重生回家而成立的戏班子里。更令人感动的是，“大家清楚老拐子招孙子回家心切，老拐子更是心急偏吃热豆腐。四张嘴一碰，结果就撇开收入不顾了，风风火火的走村串巷，有人聚堆的地方支起帐子就唱”。因为老拐子生活困难，连他们戏班子四个人每天的三顿饭都管不起，所以另外三个人“不约而同，都是吃过喝过才来他家院子敲打”，为老拐子招回孙子尽心尽力。
阴冷卑劣的人性让人看不到希望，温暖的人性弥足珍贵。不论生活如何艰难，命运如何不幸，人性中的那些温暖和怜悯足以让生活呈现另一种色彩。因为至少证明了，你我所在，皆是人间。我愿意把林喜乐这样的人性书写看成是他对社会深刻思考后的结果，无论是《S形模具》中的阴冷绝望，还是《三战吕布》中的悲怆感人，体现出的人性的善或恶都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正是社会的无情、体制的残缺才使得底层人群越发沉沦，无法自拔。
三、反抗后的绝望
应该说，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反抗了残酷的外部环境。在痛苦和磨难中，向往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值得他们去拼搏。因此主人公都努力去进行改变自己，反抗不公的命运。然而正是这一反抗，却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更深的绝境。
《S形模具》中，虽然每日的收入很低，但是“我”用自己的劳动努力赚钱，争取早日赚够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的钱，然后“用修汽车的收入承包10亩大红袍花椒园”，“西街四个村组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没有了，虽说土地还没有完全荒芜，可这几年明显集中到了农业开发类的屁公司手里，他们占住土地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补助和低息农贷，我却是真心想承包花椒园。大红袍花椒是榆木镇的特产，光四川的贩子就买光了整个镇上的花椒，多好的生意”。这时，“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也期待着对目前境况的改变，“如果能在榆木镇办个修汽车的铺子，卖羊肉煮馍的秃子亮亮就不敢吹比我见识广了”，而且，田老师也肯定会注意到“我”了。然而，等“我”好不容易攒够5001元，去找地方学修汽车时，却在省城如入无物之阵，被人斥骂，无处容身。城市把“我”彻底拒绝了。
到最后，“望着省城灰蒙蒙的天，我明白多年的努力白费了，汽修行不要我这一窍不通的傻B。学修汽车原来这么难啊！我的钱在省城一眨眼就花光了，剩下最后两张100元时，我决定返回榆木镇，因为我不想冻死也不想饿死，更不想看见小S的同伴和大S的同行”。因为小镇生活的艰辛，“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来到了城市，但无法进入城市的运行秩序中，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归原处。
这样的“出走——回归”模式也体现在《三战吕布》中。重生是时代新人，他明白爷爷老拐子的皮影戏在当下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无法用皮影保障基本的生活：“除了村头草垛边晒太阳的那几把骨头，谁还听这掉了牙的老腔老调。唱给自己听？没有收入，饿得死去活来，嘴都张不开，咋个唱法？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闯世界，我哪有心思鼓捣这玩意？”不论老拐子如何担心，如何想把皮影传给重生，向往着外面世界、想赚到钱的重生还是跟着丁丁逃出去，到一家公司打工去了。
不幸的是，外面的世界对重生是拒绝的，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左腿被削断，成了残废人。重生在爷爷老拐子为他精心准备的第一百场皮影戏演出时，架着双拐回到了家里，老拐子却受刺激而死。在“出走——回归”之后，重生也“重生”了，放开了嗓子，承继了爷爷的职业——这是绝望后的重生。
可以想见，若不是外面世界对重生的拒绝，传承皮影后继无人的老拐子对皮影戏的坚守最终也会失去意义。而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获得皮影艺术的延续，也让我们对一些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的卑微处境有了深刻而直观的认识。但重生到底能不能凭借皮影戏真正“重生”呢？这是需要整个社会去思考、改变的问题。
不论是苦难的叙事，还是人性的展露，不论是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还是反抗绝望后的绝望，都体现了林喜乐对底层的关注和思考。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林喜乐暗藏了自己的爱与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社会体制，为被忽视的底层发声。但是，林喜乐在尽情展现底层的悲剧和绝望的同时，没有体现出更为博大的情怀，也没有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而是指向了卑劣和绝望。文学应当成为一道光芒，照亮作者也照亮读者，我们期待着能在林喜乐的小说中获得更多的光和温暖。
作者简介：任杰（1993—），男，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底层关怀与现实困境
——评林喜乐《S形模具》《三战吕布》
刘晓慧
一、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成为当下文学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是从2004年开始的。2004年随着一些学者诸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关照》等等一大批文章的发表，“底层文学”便成为当代文坛关注的焦点。这一焦点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即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但也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新世纪的底层书写就展露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给底层群众带来的疑难和困惑。在具体的写作中，“底层文学”主要以底层如农民、下岗工人、进城打工者等为描写对象，着重描写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同情，尤其是对转型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思及批判。尽管底层书写显现了以上鲜明的特征，但历来研究者对此讨论不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式。有学者指出，底层写作承续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二者都面向底层，注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李云雷、季亚娅等），也有的认为底层写作承接了启蒙精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出了新的思考。（如孟繁华、陈晓明）毫无疑问，这些多元的研究思路的介入，让底层写作也呈现出丰富的精神视野。
林喜乐的《S形模具》和《三战吕布》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属于底层写作的范畴。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普通农民以及残疾人这一特殊底层群体的关注，并且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们的艰难生活和精神困苦。林喜乐年轻时工作于一个僻远的乡镇，这里虽条件艰苦、经济落后，但他喜欢这里的淳朴民风和清幽环境。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在工作中积极与广大农民接触，通过这样的积累，他对农村的生活、人情、经济、文化有了更深切了解，其作品中涉及的农村内容也力求展现底层人民更全面的生存状况和对复杂人性更深刻的思考。
二、
小说《S形模具》讲述的是残疾人群体以乞讨为生的故事。全文由两条线索贯穿其中，一条是发生在我与残腿邻居之间的故事。主人公我在镇上做修自行车的营生，我的邻居是两个废腿的残疾人，但是这两个废腿残疾人大小S的残疾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那黑乎乎的铁板焊制的有四个螺栓控制松紧程度的S形模具挤压做成的。对于小S来说，她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无依无靠被大S“收留”，可大S只会欺压小S，并要她去街上乞讨，通过卖惨博取同情换来一些钱供他喝酒消费勉强维持生活。最终，小S在大S的欺凌下死去。另一条是藏在我心里的情感线索：主人公我喜欢镇上田老师，这份喜爱是我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的最大动力，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我才有本事配得上田老师。可最终田老师嫁给了村里有过二婚还很粗俗的亮亮。我对田老师仅存的一点美好期待也破灭了，但最后我还是选择去省城学修汽车，只不过去城里的生活并没我想象的那般美好，无人接受他这个没有上过学学徒以外，城里竟然到处都是“大小S”乞讨的身影，小说最后以我离开省城再一次回到镇里结束。底层文学中其实有很多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为题材的作品，但是读到这篇故事，仍觉得有不同于同类作品的独特之处，这种不同主要是小说虽然也表达了对底层残疾人的同情和怜悯，但是他没有仅仅突出这个故事的关怀性，而是将之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反思造成这一群体悲剧的原因，达到了对现实生活秩序及其人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大小S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主人公“我”起初对他们都抱有同情和怜悯，他大方的借给大S制作滑轮车要用的东西，尽管他知道大S最终还是会只借不还。但是当他真正了解了大S的“阴谋”以后，他觉得眼前这个靠残害无依无靠的孩子们为生的男人再让人恶心不过了。他开始意识到，作为被人们鄙夷、不善待的弱势群体正以同样残忍的方式抽刃向更弱者，而这样的人恰恰也是鲁迅小说中一再针砭的卑怯凌弱者。作者在塑造大S这个人物形象时，将其可怜又可恨的一面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身上仍有可能存在痼疾，而这恰恰也是造成自身悲剧的重要因素。
《三战吕布》涉及了底层社会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并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讲述了出来，表现的是农村传统手艺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小说讲述的是世代相传的皮影艺术在老人家老拐子的带领下被完整地传承下来，并受到村里老一辈人的尊敬和喜欢。老拐子年事已高，想把这门手艺传给自己的孙子重生，可重生并没有要学的念头，他一心想着去省城打工并瞒着爷爷逃到了城里。临跑前他给爷爷留了张纸条说：“你能够演够一百场《三战吕布》，我自然就回来。”老爷子为了这句话，在村里又演起了皮影戏。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皮影大不如刚开放时那般受人欢迎，在现代歌舞的冲击下，传统的文化传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小说的结尾老拐子终于演够了一百场《三战吕布》，重生也从省城回来了，可是老拐子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重生在钢构公司被滑下来的钢板削断了左腿。这也是老拐子为何限制他去城里打工想用皮影戏留住他的原因，当年他的父亲正是在去城里打工遭遇塌方，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最终老拐子在这样的打击下，去世了。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了以皮影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困境，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普通民众一心只想进城打工赚钱，全然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面对现代歌舞文化的冲击，传统皮影的发展更显得举步维艰。作者通过底层对民间传统的执意坚持，生发出传统民间文化传承的意义，正如小说中所说：“戏是人的魂，不学戏，连魂都没有，怎么做人，还挣什么钱？”作者正是希望通过对传统艺术的坚守来应对现代社会危机和问题。
三、
林喜乐的这两篇小说关注了当前中国处于剧烈社会变化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深入到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内部，对社会的变动引起的传统艺术的困境及其由此导致底层群众在心灵上所引起的波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理解和把握，这说明作家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怀。在《三战吕布》一文中，老拐子为了避免重生遭遇和他父亲相同的悲惨命运（因工伤事故丢掉性命），想通过学习皮影戏限制他外出打工。换句话说，老拐子感受过现代化社会对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敏感地意识到中国在现代转型中表现在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底层群体生存困境，并有意通过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坚守来应对这样的危机和恐惧。作者试图在传统中寻找应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力量，可是事实上，这两篇文章又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这种倒向传统，倒向民间文化的立场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危机又将面临更大的现实困境。在《三战吕布》中，作者以一种传统艺术的没落来表征逐渐衰落的乡村社会，村里的年轻人都想去外面闯荡，固守在村里没有收入，饿得死去活来，嘴都张不开，咋个唱法？（重生语），可见传统的民间文化无力抵抗现代的商业化大潮，乡村既有的秩序已经无法提供生存的可能性。具体到《S形模具》，则是表现出整个乡村传统伦理的崩坏。受过教育的乡村老师，看到惨遭折磨的小S在街头乞讨，没有善意的举动也就罢了，看到别人在施舍竟然以鄙夷的态度惊呼道：“妈呀，还给狗吃羊肉夹馍。”亮亮则大笑说：“不是狗，是那个半人半鬼的傻子，连狗都不如。”讽刺的是田老师最终却要嫁给这样一个冷漠的粗人。不管是重生还是《S形模具》中的“我”，都曾试图通过“进城”解决当下的生存困境，可是他们一旦脱离了现有的乡村秩序，又会立即遭到现代社会的打击，他们意识到城市有比乡村更不合理的一面，或因无法立足或因惨遭工伤，最终只好选择再次回到乡村。可是，乡村又是底层群众脱离苦难的拯救性因素吗？显然不是。
林喜乐的这两篇小说对底层民众的关怀有积极意义，但他更大的意义在于他反思造成底层民众悲剧命运的原因，他同情底层民众物质生活上的贫困，他更批判其精神上的匮乏，他痛斥以大S为代表的底层生存者对自己同类进行层层剥削、层层压制造成的肉体和精神被奴役的悲剧。他试图从传统民间文化和乡村秩序中找到对抗现代社会危机的力量，却不得不面对民间文化一步步走向衰落、乡村道德伦理美好人性崩坏等现实困境。
总得来说，林喜乐的这两篇文章，真正地将叙事视角对准了底层，并站在底层的立场，体恤和关心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况，他有对生命的敬畏、弱者的尊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当下底层关怀意识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可贵的是，他对底层群众的关怀并没有停留在浅薄的同情层面，他不忘对底层社会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就此而言，林喜乐的作品的确是一部关心底层群众的诚意之作。
作者简介：刘晓慧（1994—），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小镇青年的逃离与归途
——林喜乐短篇小说《S形模具》的群体寓言
王瑾雯 李有军
摘要：林喜乐先生短篇小说《S形模具》以一名小镇留守青年的视角观察和讲述了乡镇生活的日常状态。小说以小镇环境为背景，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小镇青年形象，呈现了小镇青年的生存欲望和精神困顿。直面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焦虑，小镇青年群体历经了对都市生活与文化的仰望，对乡镇空间的逃离，以及颇具戏剧性的故乡回归历程。小说通过极其丰富的心理描写呈现出当代小镇底层青年的极具隐喻的“S”型心世界，观照他们困顿而又颓废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真实而又残酷的小镇青年生活图景。
关键词：《S形模具》；小镇青年；逃离；归乡
林喜乐先生作为一名狂热于文学的陕西富平籍作家，数年来一直对农村“世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一定意义上他本人就是自我建构时代的“小镇青年”，小说外溢着对乡村生活的爱与眷恋。林喜乐的《解冻》《老龙峪》《客居长安》等作品均取材于乡镇生活，电影剧本《春皱一池春水》更是细腻地描绘出农村税务专管员的工作和情感生活。在短篇小说《S形模具》中，延续了林喜乐的乡村题材，同时着眼于当代青年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状态，通过第一人称的讲述和对各色人物的塑造和评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小镇留守青年的心路历程，映射了“底层”青年的生存焦虑。
一、遥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小说《S形模具》中的男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北方小镇，以一间车子铺为生，卖些日常杂货，清闲时给镇上的水塔房拉闸蓄水赚些补贴，日子悠闲而又庸懒。然而他的新邻居打破了这种平静而又沉闷的生活，这个新住在隔壁的残腿男人与带来的残疾孩子给“我”带来了迷惑与困扰。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窥见了一个残酷而又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规则，有秩序，有生存链，有手艺人。这对邻居是“我”体味人情冷暖的调和剂，“我”在大S那里唾弃“恶”，又从小S身上获得施舍“善”的补偿。
“我”是一个典型的小镇留守青年，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乡镇，这里是边缘城市的边缘地带，这里的生活、生产、经济状况与文化形态都处于滞后的状态。生活在这里的“我”有奋斗的理想，却没有成功的条件。“我”看似过着“丰衣足食”“安逸享乐”的生活，却没有奋斗，只有生存，生活过得慵懒而又枯燥。
小镇留守青年群体是当下一个鲜亮的“标签”，他们怀揣着理想和抱负，却挣扎在城市的底层。正如欧洲谚语所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小镇青年们践行着各自的“逃离”规划，远离城镇区域。《S形模具》中的“我”也心系着远方，最大的愿望是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然后实现经济支配的自由。小镇青年竞相从小镇涌入城市，却永远只是城市之外的存在。
大S从事着令“我”不齿甚至是唾弃的职业，却是个见过大世的人。他自诩手艺人，给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教授生存的本领。同时他又参透人生的“真谛”，鼓励“我”享受生活，追求小田。大S和小S直接或间接地使“我”领略到人间的冷暖悲喜，旁观或自尝“活下去的苦”。“乞丐”这一丑陋又罪恶的小镇“景观”，是社会顽症，却又与社会文明共存已久[]。大S和“我”属于两种社会层次，是两个单元的社会群体，大S虽然和“我”一墙之隔，却是另一个“肮脏、丑陋与罪恶交织的弥漫性群体”[]。小说以“我”的视角旁观乞丐的生活，评论异类种种。从故事开篇“我”对大小S的印象看来，他们的形象不人不鬼，他们的世界光怪陆离。文末，“我”在省城的地下过道一睹这一人鬼芜杂的秘密世界，他们似乎深谙其道，有理有序。而“我”是一个异类，只能远远地避开了。
“我”和大S都是有着各自理想的人，“我”的理想是未来式，“我”守在榆木镇这个小地方下苦挣钱，最大的愿望是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然后承包10亩大红袍花椒园赚些钱娶老婆。而大S的理想是过去式，他也向往大城市，曾经在省城工作，却因为不懂设计而被年轻人取代，才带上自己最得意的S形模具来榆木镇发展。他们都是小镇青年的群体代表，是小镇青年的前世今生，是小镇留守青年的一道苦难的“风景”。
二、逃离：“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
当“我”攒够了钱，终于“逃离”了这个慵懒又丑陋的小镇。小镇青年离开小镇，往往会做好准备面对生活环境的落差和物质的匮乏，因为他们离开小镇往往不是单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自由。然而，省城和小镇，是一道断崖，跨得出地理的界线，却融不入生活与文化的圈子。从踏入省城的那一刻开始，“我”便被排挤，被咒骂，连自己都开始耻笑自己的无能。“我”怀抱着理想从城市的底层爬出来，却最终在嘲笑与自嘲中埋葬了理想。我的灵魂游荡在变幻的都市文化与静默的传统生活之间，有一种无所适从的荒诞感。
“我”走出了心心念念的一步，却发现曾经的理想是对前途的误判。在省城的短短几天里，“我”胸怀过“一边弯腰妥协，一边赤心不改”的凌云壮志，却没有与生活斡旋的聪明才智。处处碰壁之后，发现前程是一个死局，没有想到来到了省城依然要过天昏地暗的日子。生活日渐窘迫，捉襟尚可见肘，小镇青年们努力与残酷的生活抗争，却依旧走向穷途末路。小说中的“我”既是主人公，又是旁观者，他是小镇青年的典型代表，同时又观察和评价着各种迥异的小镇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在自体的观察、评判、自省甚至自嘲中，传达出对生活与生命的领悟与反思。
大S的身上有着小镇与都市的双重烙印，他行走过江湖，曾经打拼在省城，却也逃不脱重返小镇的命运轮回。他无处诉说的的寂寞，压抑已久的情欲，近乎变态的生活理念和自我毁灭般的生存方式，都是生而为人的无奈与苦楚。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是底层生活的各般图景，是万千平凡青年的生存写照。
三、归乡：“返回原初，走向边境”
当“我”因生活所迫重返小镇，一切却又有了细微的变化。维持生计的营生已经被别人占去了，得罪了黑娃，送沙子的钱也不好赚了，被自己抛弃的故乡现在却在疏远着自己。这正是很多小镇青年所面临的现实：置身故乡时，脑海总有一个声音在呐喊着诗和远方；但身处异乡后，故乡则成为了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返乡的小镇青年们被夹在回不去的故乡，和融不进的远方之间，他们“逃离”又“回归”，他从一个小镇留守青年变成了一个返乡青年。对这些背弃了小镇的小镇青年而言，故乡的归属感被疏离感替代，产生了生存的焦虑，正处于尴尬的境地。这样的人生轨迹，是中国大批底层青年的生命写照。而大S常年游荡在城市之间，他经历了沧桑风雨，归属感对于他来说早已陌生。无论他行走何处，他都是那里最边缘的存在，没有集体，没有归属，没有未来。
在都市中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一个被隐藏的角落，这里有着最真实的生存境遇，有着最真切的真情实感。小镇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意义是我们反思当下生存状态与生活模式的一面镜子，作者笔下那些小镇青年的归宿不是遥远的都市，而是令他们又爱又恨的乡村，在日渐消失了空间界限的城乡之间，仍然深藏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沟壑，是精神的落差，是文化的隔膜。
结 语
小说没有刻意的说教和正能量，它为读者呈现了生活的真实面目——“惨”和“丧”。“我”的生活沉沦而又颓丧，有一点小寄予却又遥远至极，这正是中国千万底层青年的真实生活写照。小说并不卖弄和炫耀，没有大悲大喜或是撕心裂肺，而是将焦虑和悲凉娓娓道来，将萎靡与幻灭轻轻抛出。正如《世说新语》中的《晋明帝数岁》篇借以幼童晋明帝之口讲道：“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现实和理想的背离与荒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之患，当我们读完小说，思考才刚刚开始。
作者简介：王瑾雯，女，西北大学文学院2017级广播电视MFA专业硕士。李有军，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理论与文艺美学；
林喜乐，作家、编剧，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见于《散文》《大家》《小说月刊》《延河》《陕西文学》等杂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历史类图书《延安十三年税收纪事》《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创作有《山丹丹花开》《柿子红了》《吹皱一池春水》等多部影视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