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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价值不是接受训斥而是感受被打动的那一瞬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唐山发表时间:2020-07-22

  “村上的小说创作有那么一点像是组装汽车。至于发动机……齐泽克写过一本名为《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的书,旨在从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找到解读希区柯克电影的密码。那么同样,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不敢问村上春树的,就去问坎贝尔吧。”翻开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许多话让人久久玩味,也包括这句。

  在汉语阅读圈中,约瑟夫·坎贝尔算不上家喻户晓,他被《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奉为精神导师,此外,还是《达·芬奇密码》中符号学家的原型。

  坎贝尔开创性地提出:科学与神话并不冲突,科学就来自神话中的萨满精神,科学家像萨满猎人一样,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向未知探索。他说:“人类对自身必死性的认识,以及超越死亡的愿望,是神话产生的原动力。”

  这意味着,现代人同样需要神话,我们的人生仍是一部探险史,我们都正在心中写着自己的英雄史。

  用坎贝尔来理解村上春树,有些出人意料。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村上的小说彼此雷同、格局有限,却赢得如此多的读者共鸣——它们本来就是印刷版的西部片,是发生在地球上的《星球大战》。读者们愿意跟着村上春树,去按摩心中的英雄梦。

  这种顿悟式的文艺评论,精彩到令人拍案。

  “科学”压倒一切,文学必须投降

  文艺评论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式的,一种是作家式的。前者重逻辑,通过严谨分析,得出“规律性认识”,然后用它约束创作。后者则重感悟,试图告诉读者,作者为什么如此写、如此写的好处等。

  比如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称:“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分不清这些“粗卤”的区别,就会像某位著名学者那样,用“游民精神”一语以蔽之。其实,他们有的是下层军官,有的是公子哥,有的是相扑世家……并不全是“游民”。为否定暴力,便纠缠于身份、文化等,让现代文艺评论家在见识上,反不如金圣叹的“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遗憾的是,在今天,学者式文艺评论彻底压倒了作家式文艺评论。

  一方面,作家式文艺评论以点评为主,不成体系,有注比文长、褒贬由己等缺陷。

  另一方面,学者式文艺评论清晰易懂,通过学科建设,形成了学术传统和专业人群,似乎更“科学”。在“科学”压倒一切的时代,文学必须投降。所以“中文系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学者”。

  随着学者式文艺评论占据几乎全部话语权,作家写文艺评论便就成了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敢尝试,就会被讥讽为“不专业”“写写个人感受而已”“分不清读后感与文艺评论的区别”,俨然是文艺评论界的马保国。

  弗洛伊德为什么把鸟当成秃鹫

  可问题是,学者式文艺评论所标榜的“科学”真是科学吗?

  事实是,学者们操持的绝大多数文艺理论是无效的,既没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也没推动创作繁荣,不过是嫁接其他学科的既有理论而已。这些学科经多年积累,体系完整度较高,但真的适合解释文学吗?还是只负责提供逻辑自洽的快感?

  学者张江在《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中指出:许多文艺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

  比如弗洛伊德在研究达·芬奇时,抓住其日记中有“我忆起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这么一句话,根据“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且达·芬奇一出生便失去父爱,于是,便“合理”论证出:达·芬奇有严重的恋母情结,而秃鹫尾巴象征着母亲的乳房,说明达·芬奇还有“待母哺乳的幻想”。于是,弗洛伊德为自己的心理学解释体系又找到了又一个有力的旁证。

  然而,很快有学者指出,弗洛伊德依照的是达·芬奇日记,是德译本,其中有严重误译,达·芬奇在回忆中看到的不是“秃鹫”,而是一种普通的小鸟,毫无“母亲”的意味。

  弗洛伊德曾对大量文艺创作进行过分析,但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理论正确,这些分析在艺术上价值很低,却被视为经典。

  比如弗洛伊德认为,幼年达·芬奇曾有两位母亲,因此拥有双份恋母情结,名画《蒙娜丽莎》呈现的是两位女性的面貌,所以才显得异常神秘。在理论上,似乎很完美,但这种分析对今后创作又有什么价值呢?

  不好看的文论,不如不写

  不知为什么,似乎从没人反问过:文艺评论“不专业”有什么不好?文艺评论为什么不能写个人感受?为什么非要分清读后感和文艺评论?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好看”才是王道,如果不“好看”,何必写出来?

  在《顿悟的时刻》中,至少有两点非常“好看”:

  首先,作者对“情感支点”透辟分析。

  在“理性即一切”的时代中,“情感支点”犹如爱、尊重、沉醉等,正日益空洞化——人人似乎都知道它,却又说不出是什么,更少有人真正坚守它。毁灭、挫折、伤害作为生命体验,正远离现代人。而经过趋利避害的格式化后,书中这样的话就是振聋发聩的:“很多时候,狭隘比包容更有力量,因为狭隘是激烈的,包容是温柔的。狭隘可以确立信仰,而包容却令人陷入怀疑和虚无。”

  太多好小说指向毁灭,对此,学者往往喜欢扣上诲淫诲盗的帽子。某位著名学者不喜欢《活着》,竟然是其中人物灵魂不够“荡漾”。俨然个个都是“高大全”,才是好小说。相比之下,《顿悟的时刻》至少更亲切一点:“那种自我毁灭中所蕴藏的激情与能量,竟然是被我暗暗肯定的……当你理解、同情和接纳了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物时,你会感到一种道德压迫。”

  其次,人类热爱情节的冲突,源于我们需要那种仪式。

  “生活不是故事”,这是常见的遁词。许多读者以此否定小说的价值,认为小说会让心灵幼稚化。许多作者也以此作为非线性叙事的借口,指责线性叙事虚假。

  在学者式文艺评论中,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它的前提不来自真实的阅读体验,而是对“什么是文学”的架空讨论。当“文学就是形式”被当成定律时,那么,“怎么写都行”也就拥有了合法性。

  更愿接受《顿悟的时刻》中的理解:越是短篇,对线性叙事的依赖越强,即使是长篇,也要看结构,短长篇因线索少,更重视结尾,超长篇因线索多,结尾可以开放式。这是真正创作者才有的感受。

  也许,“小说是否需要故事”本来就是伪问题。人类热爱故事,因为它是一种仪式,通过故事,阅读者的精神得到超越。小说当然可以创造出新的仪式来,但只能通过体验获得。

  文论不应给读者“貌似的博学”

  从社会资源分配看,专家式文艺评论拥有压倒性优势,从佳作数量看,还是作家式文艺评论更胜一筹。不论是福斯坦的《小说艺术面面观》,还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都被视为文艺评论史上的不朽之作。

  究其原因,在于作家式文艺评论更能将读者带到创作第一线,其中提供的是真经验,而非“貌似的博学”。

  在《顿悟的时刻》中,几次提到波拉尼奥的《2666》、弗兰茨的《自由》等,它们的汉译本问世时间不长,在专家式文艺评论中,应属“尚未完成经典化”,而在《顿悟的时刻》中,作者将《2666》与《战争与和平》对读,让人耳目一新。至于安妮·普鲁的《近距离》、克莱尔·吉根的《南极》、特雷弗的《三人行》等,均是当代作家的创作,其中呈现出比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经典作家更鲜活的语境。

  事实是,文学的经典性未必是面面俱到、集大成者,原创性也许更重要。所有名著都有瑕疵,关键看它能否拓展人类的精神边疆。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以夯实基础为名,养上无数不会创作的食客,通过反复阐释旧经典,使它看上去似乎毫无缺陷、处处极致。直到抬头时,才发现又落后于世界潮流几十年。

  小说的价值不是严整的逻辑,不是接受训斥,而是感受被打动的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自我与熟悉的一切突然断裂,无论怎样努力,也解释不了其中原因……这才是真正的小说时刻,也是真正的顿悟时刻。

  “不管我们是叫它索菲亚,还是玛丽,或者朱迪,它都在那里耸立着,而且毫不介意。说到底,荣誉和人生一样,也许都是一场幻影。”从《顿悟的时刻》中,随手翻出这样的句子,实在比读十本学者式文艺评论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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