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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徐志摩、郭沫若与曹禺

文章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众号 | 谢泳发表时间:2020-11-19

  钱锺书写《围城》,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就这个意义,可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

  ■ 徐志摩

  徐志摩去世时,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肯定知道徐志摩。《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时称:“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版书,“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评价性的判断了。

  钱锺书父亲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钱锺书对此虽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事实上影响了他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其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

  ■ 郭沫若

  钱锺书1949年后与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是科学院院长,钱是科学院下属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后虽有人指出,郭写《李白与杜甫》是其早年的学术趣味,但这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且,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非1949年后才产生的。

  《围城》第七章有一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这个“三百年祭”,显指郭沫若名文《甲申三百年祭》。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围城》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

  ■ 曹 禺

  《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次提到: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

  第二次提到: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辛楣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

  上文涉及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两位剧作家,曹禺与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

  1991年版《围城》在这段话下加了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围城》中,赵辛楣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难道不是对两个剧作家的一种评价吗?

  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以《诗可以怨》为题发表演讲。他说:“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王昭君》是曹禺改革开放后完成的历史剧,从钱的语气可判断,他的评价不高。

  1979年5月,钱锺书访问美国,评论家水晶问钱锺书,曹禺现在如何?钱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将可能来美国访问。”1980年4月曹禺访问美国时,曾回答过汤晏的提问,问及钱锺书时,曹禺说:“锺书与我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我是从南开转学去的,我们同届毕业,他是个大学问家,极其渊博。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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