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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打开文学评论的新视野

文章来源:文艺报发表时间:2020-12-11

  差异化的批评格局与知识生产

  汪 政

  文学批评的差异一直存在。讨论差异有多种维度,简单地讲起码有两种,一是纵向的、垂直的,二是横向的、水平的,当然,这两个维度也存在交叉、重叠的复杂状态。对不同的批评主体或群体来说,这两个维度的重要性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与状态下,人们对这两个维度的强调程度也不一样。而它们所引发的对文学知识生产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如果在某一个批评群体内,纵向的垂直面会更多地被关注,其中的变化也容易被群内成员敏感地注意到。知识更新的周期、代际间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差异既会形成纵向的传承,更会形成差异,甚至冲突与对立。改革开放后文学批评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甚至话语风格都与前几十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差别。其后,这样的差别似乎不那么激烈,但是,细细梳理开去,代际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的批评家的生成与过去不一样,高校的培养体系客观上掩盖了代际间的分割,师生间的传承与学术团队的共同选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纵向的断裂,但是,区别依然存在,年青一代在学院之外开疆拓土,寻找学院与学术体制之外的话语空间,这一空间现在已经越来越大,自由度也越来越高,平台也越来越多。在这些空间中,青年批评有自己的批评对象、批评立场、学术趣味、语言风格,甚至,他们的批评是超越了语言的,准确地说,是适应了当下传播方式的批评行为。当我们去谈论青年批评群体时,更多的是着眼他们的这一批评生活。也就是说,现在的青年批评实际上是生活于两个空间中。而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如何整合代际间的理论生产力,如何打通不同空间的生产线,如何将不同空间的产品学术化、经典化、有效化,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已经对青年群体高度重视了,但从文学知识生产的角度,提升青年批评家的话语地位,特别是对其批评成果的推广、转化必须认真对待。当然,青年批评更应该有意识担负起传承,尤其是创新的使命,特别是理论上的创新。

  文学批评的横向差异在当今可能更为明显,它对文学批评所带来的影响也更大。如今文学批评的格局已经与传统有别。正如同文学创作的情形并非过去的纯文学,并非戏剧、小说、散文、诗歌四大家族一样,现在的新兴文学类型非常多,每一种文学类型理论上都有与自己的性质和特点相匹配的批评方式,加上文学批评主体也变得复杂多样了——这与传媒的发展变革有关——现在的文学批评已经是一个庞大而驳杂的多样化存在。所以,从横向的水平面看,文学批评的差异更明显,因为在一种文学批评看来,另一种文学批评可能就不是文学批评,正如在纯文学看来,许多标明是文学的写作就不是文学一样。就某一文学批评群体内的代际差异而言,它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是有血缘关系的。而在横向水平面上,诸种文学批评主体在价值观、评价标准、话语方式直到传播途径上的区别更本质,其间的通约性可能更小。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大众批评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在一个文学民主的时代,创作与批评拥有同样的权利与权力。对什么是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批评的表现方式和发生形态的认知正在改变。大家看到,现在抱怨文学批评的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学批评自身,新的文学从业者从来不说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并不欢迎传统文学批评的介入,或者视之如无物,因为鸡同鸭语,无从谈起。真实的情形是,当传统的文学批评对自己的表现不甚满意的时候,新的文学批评已经在新的文学空间风生水起。他们有沙龙,有分享会,有微信、微博,有网络跟贴,有读书频道。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话语,它已经成为文学消费者的日常行为。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批评样态,无以计数的新文学的消费者们已经与创作者们平等地互动起来,他们将自己的阅读带入到了日常生活与日常交际中。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没有权威的批评家,也不需要权威,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评判者,在文学消费中,他们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留言都举足轻重,因为这与印数与点击量密切相关。当然,更本质的在于,新的文学批评生态和批评样态已蔚为壮观。

  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新的文艺形式对文学的影响,比如直播平台、短视频等等,民间的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也非常多,这些都迅速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但是,这些新文艺形式似乎还没有自己的批评,甚至是来不及有自己的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新文艺是集创作与批评于一体的,他们创造,他们探索,他们批评,在创作的同时寻找自己的艺术标准,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摸索最受欢迎的表现内容与最有效的表现形式。这样,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我们的文学批评必须拓展生产渠道,起码是资源与元素进口渠道。联系上面的论述,一是要将新的文学业态的批评成果吸纳进来;第二是要把新的文学形式包括新的文艺形式的艺术探索吸纳进来,这些新文艺的生产者们一方面在生产艺术作品,同时又在不断编制他们的生产标准;第三,要把文学消费者的立场与趣味吸纳进来,也可以说,要把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吸纳进来。这就是说,当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知识的生产应该是多元的,是文学参与者们共同的事业。

  融通古典传统,打开文学评论的新视野

  杨 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而如何在融通中国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打开文学评论的新视野,也是历史赋予这一代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回顾近40年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及其流变,不难注意到,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方式在多重意义上拓展了作家观察和书写现实的视域和艺术表现力。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汪曾祺、孙犁、贾平凹、张炜、阿来、格非等作家在古典传统的当代赓续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向。其作品所呈现出的思想及审美资源的多元统合,使得仅局限于西方文论的评价标准渐次显露其在释读此类文本时的限度。而如何在古今贯通的视域中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多种理论资源融通的意义上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及批评视域,也成为当代文论拓展的重要方式。

  赓续古典传统之要,在于有效完成中国古典思想及其所开启之世界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能够“恢复”对现实生活世界发言的能力。历史地看,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孙犁,古典文脉并不似某些论者所言的“断裂”状态,而是在多重意义上,仍属当代文学所可以凭之重要传统,且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作品中开出新的境界。如阿城、张炜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余华与术数文化及老庄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及更年轻一辈的东君作品中的佛禅意趣等等,均表明古典思想传统作用于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贾平凹40余年的创作,也可被视为不断尝试并推进古典传统的当代传承的过程。自《废都》到《古炉》《老生》和《山本》,古典思想及审美表达方式之当下可能,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陈彦完成了其写作向更具会通意义的“通三统”的思想和审美的双重转换。长篇小说《装台》以全新的视域观照如罗家两代人相似的现实处境和他们的生活故事。然而一改《西京故事》对人物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陈彦并无意于为《装台》中的人物提供精神和现实双重意义上的缓解之法,而是尝试如其所是地理解其处境,进而努力自“内”而“外”地为发现其生存之价值和尊严。沿此思路,则秦腔名伶忆秦娥个人命运的起废沉浮与改革开放40年大历史的变革互为表里。作为《主角》中的另一“主角”,“秦腔”在40年间的起落无疑与依托于秦腔的忆秦娥的命运互为表里。然而即便置身于个人命运之兴衰际遇及时代之起废沉浮,忆秦娥仍然以近乎儒家之精进态度应对外部世界之诸般变化。质言之,其内在精神的价值坚守近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态度,亦从另一层面表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要义所在。陈彦作品境界的拓展,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流变过程中不断向更为宽广的思想和审美资源敞开的基本状态。而多重资源的会通,亦属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更具症候意义的新的可能。

  古典资源当代赓续的另一可能,是作品审美表现力的拓展。具体而言,即是作品文体和笔法的变化。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之后作品的古典意趣,及其与明清笔记小说内在韵致之间的关系无需多言。孙犁《芸斋小说》思想及笔法庶几近之,历经世事沧桑巨变之后,其作品表层的冲淡逸远,却内涵着根本性的精神之痛。即如东君《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诸篇,表面因佛禅意趣而生之淡然终究难掩其内在的“奇崛”——对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深层关切。如是作品表现力的拓展,在散文随笔创作中表现为对中国古典“文章学”的重启,此种重启主要表现为对作为“抒情”的散文观念的拓展,尝试重申散文的世界关切。基于对“纯文学”回应现实的“无力”的认识,蔡翔曾提出一种“大文学”的概念,希望藉此“恢复中国古代的‘文章’的活力”,以充分作用于历史和现实,发挥文学作品的经世功能。《美文》关于“大散文”观的提倡,以及25年来对此种观念落实的种种努力,即是在恢复中国古典文章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其作用于现实的效力。即如贾平凹所论,文章乃是个人体验天人宇宙之法门,因之并不拘于抒情一路。也正因有对天人宇宙的宏大关切,方能体现出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重要作用。因之,古典传统现代转换的要义之一,是古代文人的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如何有效转化为当下文学的现实责任感,其二才是文体与笔法的转换。已有论者注意到赓续古典传统之于当代文学审美表现力的拓展价值。无论阿来的《空山》、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还是陈彦的《装台》《主角》,因与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关联甚深,其作品笔法和意趣,较之单纯在现代小说传统流脉之中书写现实的作品,要多一些古典的韵致。其笔法也更为自由,这种笔法,恰正说明其文体的“驳杂”(如其所言之杂文学),乃是融通多种传统而开出的新的文章境界。

  与文学资源的拓展相应的,是批评视域的转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有论者尝试以中国古典文论所开启之思想和审美视域,阐释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中最具革新意义的作品。其研究无疑表明,即便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影响之下成长的先锋文学作品,亦不乏与中国古典传统相通之处。置身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氛围之中,写作者似乎难以完全超脱此种传统巨大的影响力而彻底改弦更张。汪曾祺并不赞同古典与现代简单断裂之说,以为古典即便偶或处于潜流,仍属当下文学所能依凭之传统之一。自更为宏阔的视域观之,则可知论者的如下判断的重要价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承接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伟大启示,回到河图洛书,回到《山海经》人物所呈示的文化心理原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完全符合相对论时间倒流的高维时空原理,也是老子生命需要复返婴儿的真谛所在。”对其所论及之古典文脉当代赓续之要略,当然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其所呈示之返本开新的思想路径,却包含着有待深入反思的重要意义。当下文学评论视野的拓展,此亦为路径之重要一种。

  重构有温度的批评场域

  傅逸尘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场域,“批评”自然也就没能展开。场域的核心是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环境与氛围,至今仍被批评界津津乐道与怀想。关于伤痕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朦胧诗、先锋文学,以及各种思潮等等,争论之激烈为近40年来所少有。批评场域便是在对话、讨论,甚至论争中构建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也一定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是俄罗斯一批文学巨匠们最后闪耀星空的时刻,其中一段发生在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的“龃龉”让我唏嘘不已。别林斯基是让果戈理声名鹊起的批评家,仅1842年就写了5篇关于《死魂灵》的文字。然而,在写作《死魂灵》第二部的时候,果戈理找不到灵感,便于1847年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试图让读者能接受他要在《死魂灵》第二部中所表达的思想。在这本书信选里,果戈理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甚至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这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病重的别林斯基用三个上午写了一封致果戈理的公开信。在信的结尾,别林斯基写道:“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赫尔岑如此评价这封信:“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别林斯基凭着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火热的道德家和批评家,成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而果戈理则在临死前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这才叫真正的批评,大师的批评。

  批评是在文学的前沿,不仅要介入创作,对作家、文学思潮产生影响,还要积极介入时代精神的建构,用道德理想影响作家和读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批评带着生命的温度,甚至是在燃烧生命。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纯粹的文学批评并不多,多的是杂文,论说的是历史、社会、文化等等,更为直接的与论敌们的论战。“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这时,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艺术之宫’——自然也不能进‘学术殿堂’——的杂文。”(林贤治语)这恰恰是我在这里提及鲁迅的关键所在,他放弃了有论者为之惋惜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论争里去,以至于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包括生命。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困境,他毕其一生致力于社会与文化的自省与批判,他的思想与精神成为了20世纪中国的“民族魂”。而这不正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所匮乏的吗?不正是我们要从鲁迅处汲取的精神吗?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多数是书斋里的批评,对话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触及更广泛的社会。批评家更看重批评本身在文学场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学术性、学理性成为评价文学批评的标准,而文学批评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等文本之外的存在则越发遥远与隔膜。批评家对理论、对知识、对文本的兴趣远远超出对人、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复杂社会现实与繁复日常生活的探究和体认。如此冷冰冰、内循环的批评场域,无需批评主体生命热力的灌注,更遑论独特与深刻。长此以往,文学视野的窄化、思想能力的退化和审美趣味的僵化使得批评家们对更为宏阔的民族国家、时代精神丧失了正面阐释的兴趣和整体概括的能力。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服务于促进社会自觉这一共同目的。文学批评不能局限于分析作品本身的美和不足,而必须进一步从历史的、时代的观点进行考察,进行与其内容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从更广阔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艺术家及其创作与时代、社会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进而提出作品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置批评于个性化的生命困境和有温度的批评场域之中,才能真正表现出批评家的思想能力和批判气质,伟大的批评或许才会不期而至。

  与时代同行的文学评论

  李松睿

  文艺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保持对社会问题的介入姿态,自19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是创作者坚持人民性的重要表现。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根本需求与根本利益视为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时代,“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自然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前评论界已经对文学创作如何呼应时代的要求做了非常多的探讨,有种偏颇的看法认为,一些评论文章只有作家本人和恰好读过或想读那部作品的读者愿意看,受众相对来说非常有限,不如将版面让给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学术史价值的论文。这种观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因为这一看法背后是非常流行的对文学评论的定位,即评论要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把握作家的创作特色、总结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有可能、有意愿的情况下,对不断涌现的新作品进行价值判断,鼓励其中优秀的创作倾向,抨击不良的创作苗头。这一系列工作是文学评论的分内之事,是文学这一学科给文学评论规定的常规位置。如果评论家不对这样的位置进行反思,而是满足于在文学内部占据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文学评论自然会有只能尾随在文学创作后面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不断鼓励作家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作品去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却也使得创作者成了一支面对现实生活独自进行前沿探索的孤军。而评论家就成了待在后方的援军,只能根据创作者探索的最终成果,把握风格特色、总结相关经验、评判其表现现实生活的优劣得失。

  对文学评论只能追随创作的不满,有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思路,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就是20世纪欧美文学研究界不断流行的包括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等在内的各类理论话语。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在诞生之初,当然都各自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以对文艺作品的独特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学术体制内部辗转更替的过程中,它们逐渐与生活脱节,甚至也与文学本身脱钩,使文学理论虽然真的突破了文学学科的限制,但也冷落了文学,演化成了理论本身,让评论成了理论术语内部循环、自我增殖的文字游戏。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趋势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流行,但文学评论工作如果止步于此,则把自己封闭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中,并没有真正通过冲破文学获得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而另一种使文学评论超越文学学科限制的思路,典型地体现在19世纪中叶俄国文学界著名的《现代人》杂志身上。这份刊物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经过普列特尼奥夫、特别是涅克拉索夫的发展,最终在先后成为刊物主笔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手中达到影响力的顶点。普希金在为这份刊物取名时,选用了“современник”一词,这在俄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既指时间性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通行译法的“现代人”,意思是在时间维度上最新的人;同时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同时代人”,更强调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共同面临相似处境的一批人。从刊物的名称可以看出普希金以及这份刊物不仅仅关心文学本身,而且是要与俄国的作家、刊物的读者乃至全体俄国人民站在一起,思考他们共同面对的时代与社会,并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足够的敏感以及难以穷尽的好奇心,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人》杂志上的文学评论的最大特点,是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思考限定在文学的疆域之内,这种探索的视野是如此的广阔,以至于在探讨文学创作的时候,也会穿插当时医学领域的进步、最新的农业机械以及欧洲科学家新发现的化学元素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人》杂志上的评论家希望与俄国作家、人民一起努力认识他们共同身处的世界,发现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并不断探索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这些评论家不是仅仅让作家去探索现实生活,自己则单纯地评判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是否准确、是否作出了新的艺术贡献,而是与作家携手前行,共同探索。这些作家日后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明显的思辨色彩,在作品中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恰恰都是通过小说创作与评论家继续进行隔空辩论。因此,是作家与评论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共同探索、相互辩难,锻造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

  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远景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组织形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将发生重大改变。这是一个全新的、有待探索的未来,蕴涵着机遇和挑战,充满了未知与可能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时代去加强文学评论工作,就不能继续固守学院中的学科建制、学术传统给文学评论预留的那个特定、狭小的位置,满足于单纯地探讨艺术特征、风格流变、创作规律以及作品的优劣成败等文学的内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提了几点要求,其中第一点就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在评论家鼓励文学家去书写和反映新时代的同时,也不能让作家成为深入生活的一支孤军,独自肩负起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新现象、思考新问题的任务。评论家应该真正与作家、文学爱好者乃至人民成为“同时代人”,共同探索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社会。

  这样的期待,自然会对评论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不是说艺术风格的辨析、创作特色的梳理、文艺发展规律的总结以及艺术价值的判定等传统文学评论工作的内容不重要或者需要放弃,而只是把这些看作是文学评论家的基本功、文学评论的切入口,评论家必须由此出发,把目光和思想的触角投射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如果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是反映现实、包罗万象、恢弘壮阔的,那么评论家同样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必须观察、思考、探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应的,在知识层面上,仅仅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方面的修养和知识储备,或许不足以帮助文学评论家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也应该纳入评论家的阅读视野。毕竟,在文学作品已经在挑战现代科技的边界、探索人类伦理的疆域的时代,在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早已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内部的时代,评论家如果只能在文学的层面上讨论相关创作,给出的注定只能是苍白、无力的答卷。人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评论家不能一边抱怨或批评现代性进程造成的科层制和专业分工对完整的人性与生活的分割,一边却心安理得地把文学囚禁在现代学科制度所给定的狭小范围里。文学评论与其他学科不一样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非常特殊,那是一种复杂、灵活多变、充满想象力、作用于情感、具有共情能力的知识形态,恰恰可以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有效工具,帮助他们穿越现代性的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深厚的知识壁垒,沟通现代社会不同社会层级彼此之间的阶级隔阂,使文学与文学评论成为有穿透力、包容力的思想空间,真正回应和思考“同时代人”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样的文学评论未必能够给出关于生活的答案,却能够让文学评论摆脱只有作家本人和想读或读过作品的人愿意看的窘境,创造出有吸引力和引领性的思维形式,为“同时代人”思考和探索现实生活提供参考和帮助。这样的努力自然会非常困难,但也值得。因为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如果眼中只有单纯的文学,那么他可能会错失身边那个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而如果选择与同时代的作家、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去思考和探索正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那么他或许正在塑造一个可以孕育伟大作品的文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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