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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音调未定今岁定

文章来源:文艺报发表时间:2021-02-10

  

  庚子将至时,《现代快报》找了9位属鼠的读书人祝福新年,于是写了小文,自称“鼠辈”;恰好《作品》欲在2020年推出“经典70后”这个栏目,承蒙相约,稿子却拖到了西历的岁末,眼见要爽约,情急之中,干脆也以《鼠辈》为名,做出了一则短篇小说。属鼠的人来到了鼠年,在“本命年”的规则下,终究会围着自己的生命感打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彼时,没有人嗅到疫情的味儿。

  在《鼠辈》中,因为情节的需要,我引用了朱维铮先生大作中的一段话:通观那以前的中国都市史,不论由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导致各自的盛衰荣辱,也不论那些盛衰荣辱过程或骤或缓……引用时,这段话并无特殊的所指,就像小说里所交代的那样,不过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随机翻开一页之所见;然而此刻“盘点”旧岁,我不禁对着这段话再三咂摸起来,咂摸再三,亦不禁要喟叹,似乎自己的这个本命年,冥冥之中就被这个句子所笼罩。这种宿命感,大约也能算作是中国人独有的况味吧。

  中国,史,盛衰荣辱,或骤或缓——将这个句子拆开,留下的,也许正是庚子年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受深切的一些词组。至少,于我而言,“中国”这个词,在这一年空前地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领受的大词。当然,她那些基本要义恒在,是祖国,是家园,是我们文明血脉之所系,但在这一年的疾风骤雨之下,宛如经过了冲刷,一些崭新的光芒在她的语义之上重放。我想,经历了这个庚子年,“中国”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焕然的新词。这其间,必然有着“史”的记忆与“史”的勾连,也直接相关着“盛衰荣辱”,让我们感慨于历史“或骤或缓”的伟力。

  这样的感慨,却也只能发生在此刻的“盘点”之时,实际上,就像身在其中,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见证着历史一般,这个庚子年,我们依旧是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日子中经受着时光的熬炼。

  疫情最为凶险的日子,《美文》召集大家作文,我写下了《钟声响起》这篇小文,纵观逝去的一年,这也许是我写下的最为动情的文字:当那一天来临,世界再度川流不息,小区保安不再限制你的腿,你应该马上就去探寻你身边不远处那座大钟的位置,你将满含着热泪去搞明白,你的生活原本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谁在黎明清扫着马路,是谁在将书籍、牛奶递在了你的手里,是谁在装模作样,是谁在脚踏实地,是谁,不懈而又卑微地劳作着,在让钟声准点响起。这样的表达,不过是来自禁足时期自己最为切肤的感受,是非常时期,让我瞩目于那些太平之时视为天经地义的一切,瞩目于我们这个世界最为根本的运转动力,瞩目于万千沉默的劳动者。由此,我知道了“寻常”的意义。

  非但知道了“寻常”的意义,作为一个小说家,在这一年,我亦部分地感受到了“虚构”的无力。被我视为“最为动情的”这篇小文,正是一次“非虚构”的书写,我感到,相较于自己惯常高举着的那面“虚构”之旗,有时候,以一种“非虚构”的“寻常”作为平衡,也许才能抵近文学的本质。

  恰好,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也在庚子年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在新书分享会上,我对评论家木叶坦陈,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次“写作伦理”的矫正。这不是虚言,我所说的“写作伦理”,也不仅仅是指“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更是指由这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所承载着的文学精神。到大地上去,到寻常中去,对于我而言,这些都是达成美的崭新路径。

  当然,如此认知,并非是要贬低小说写作的价值,否则,我也不会在这一年写出了新的短篇小说集。一如既往,新的小说集仍然以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来命名——《庚子故事集》。和以往的集子并列,这个系列的作品被中信出版社冠名为“人间纪年系列”,对此,我深表认可,“人间”与“纪年”,如今都是能够驱策我写作的动力。

  《庚子故事集》中的部分篇章我直接以“当下”作为背景,也因此,这本集子的“纪年”性质便显得尤为突出。也许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在试图降低我那过度凌空的“虚构”姿势,为此,我也不免要承受一些潜在的风险——在虚与实的交汇处,我们总是难以找到最为准确的尺度。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正是我在这个阶段的困境所在。这绝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幸,这些作品依然得到了体谅与厚待,《人类的算法》进入了“收获文学榜”,《掩面时分》进入了“城市文学排行榜”并获得了《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这些褒赏,对于一个身在困境中的写作者而言,无疑都是莫大的鼓励。

  盘点庚子年的个人出版,《空巢》《庚子故事集》《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一本非虚构,一本虚构,一本是散文集——被收入“小说家的散文”名下,姑且算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吧。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也令人吃惊地给出了我当下的写作状态,那就是:一个“未定”的小说家,力图在虚与实的摆荡之下,求得自己的“定”。

  这就又回到了朱维铮先生的那段话,而那段话,我是引自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

  音调未定,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你看,我在自己的本命年,以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宿命感,不得不再一次依赖“隐喻”这个词;要知道,庚子年初的时刻,我一度是何其厌恶它,觉得在庞然的劫难面前,这个过于书房腔的词实在是显得轻佻。然而,此刻将自己摆放在时光里,以一种“盘点”的心情整全地回溯一年的身心历程,我又不得不依赖它所能蕴含着的一切意义,也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匮乏。

  作为一个“鼠辈”,过了这个本命年我便是“望五”之人了。那个“天命”是否可知,如实说,我依然毫无把握,但是至少,我在这一年被“中国”与“史”,被“盛衰荣辱”与“或骤或缓”重新启蒙,在具体而微妙的写作伦理中矫正着自己,开始向往大地,敬重寻常,那音调未定的个体生命,渐渐有了确定的迹象。我想我将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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