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记，“现代小说”这一强势文体正式迈开了她的中国征程。一百多年来，与中国迈向现代性的步履同频，中国现代小说同样肇始于对世界的全面学习。一度，我也持有“现代小说在本质上便是一门西方艺术”的观念，认可其在评价体系，审美范式，乃至意义阐释等诸多方面，均深刻地打着西方观念的印记。毋庸讳言，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真诚学习中，中国文学获益良多，人类优秀文化对于我们本土经验的冲击与改造，使得我们重新焕发出精神的辉光；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真诚学习（模仿）中，中国文学又日益感觉到了其与我们集体经验与生命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的违和。

　　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递进，随着“中国经验”的不断觉醒与不断强劲，愈发构成了我们今天认知与欣赏中国文学时的价值分裂。这种价值分裂，业已成为我们今天评价中国文学时的困局之一。当代以来，《平凡的世界》大约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证。迄今，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评价，依然遍布着分歧。一方面，部分“专家”对其抱有毫不掩饰的保留意见，另一方面，广泛的群众阅读基础，又无可辩驳地赋予了其经典的冠冕。类似的例证还有许多，譬如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再评价，对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先锋文学”的再认识，都无不与这种分裂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这里面，除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参与，最为关键的也许还是在于：相较于我们这个如此古老与悠久的文明，“现代小说”这门我们“拿来”的艺术，终究需要完成她的“中国化”融汇，以期更为准确地回应中国人自己的现实，契合中国人自己内在的审美特质。

　　这个判断，想来如今已有不少相近的观点，但观点的形成与佐证，尤为需要具体实践的印证与激发。回到文学创作的现场，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具体的作品来达成认知的共鸣。长篇小说《长安》，恰是一部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作品。

　　归纳起来，论者均敏锐地看出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军工题材、共和国历程、国家意志等等；当然，还有其成功的人物塑造、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等文学性的指标。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恰是回应了我自己对于“小说艺术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思考。

　　理论依赖理性，而文学的理论，还有赖于感性的参与。这部小说，凡50万字，我通读了两遍。于我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于我这样的“专业阅读者”，于今居然能够如此耐心地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实在是一件令自己都要略感惊讶的事。那么，是什么驱使了我的阅读？当然，这是一个“工作”，对于重要作品，我需要去阅读；并且，此番阅读也的确是带着“问题”的，我意图在作品中读出文学创作现场阙如的某些因素；但最为根本的则是——我是被作品本身所吸引着的，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快感”的阅读感受，成为了我阅读的动力。这种感受，更多的，大约是受着感性的支配，而这种“感性”，在我而言，亦可置换为“文学性”。就是说，当我面对一部长篇小说时，鲜有地重返了一个朴素的阅读者最为直接与最为根本的阅读需要之中。

　　对我来说，这堪称一次矫正。当我将这次阅读体验里的“感性”与“文学性”挂起钩来时，我知道，我已经面临着某种文学观念的辩难。何为“文学性”？要知道，《平凡的世界》如今依然还要经受着这个问题的捶打。那个似乎已根植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根植在我们的审美准则中、铁律一般的“文学性”，长期以来左右着我们的基本判断，以此，我们可以枉顾一部作品的广泛流传，甚至枉顾自己在阅读时的“感性”反应——不，这部作品一点也不像海明威写的；噢，这部作品有点肖洛霍夫的影子。显然，无论是海明威还是肖洛霍夫，我们所倚重的，实则都是某种“他者”的标准。我绝非是要否定“他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要说的是：如今，困扰着我的，也许是“我”在哪里。

　　这次，我在《长安》中看到了“我”。这个“我”，当然首先关乎我自己的一己经验。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军工大厂，直接与我的生命经验吻合，它在现实世界，就坐落在我童年的生活环境中，由此，我才能读出阿莹是以何其准确的笔墨、何其标准的“现实主义”笔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物理的世界；其次，这个“我”也关乎“我们”共同的经验，这个“我们”，对应着的，是共和国的人民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长安》是一部共和国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风起云涌，放在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来看，都有着非凡的书写价值；再次，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最为至要的，这个“我”，神奇地对应了一个中国读者内在的审美密码。阅读《长安》，我阅读出了《水浒传》这般的“中国式”笔法。如果说，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塑造，遵循了“现代小说”的一些规律，毋宁说，它更多的是以一种“绣像式”的中国笔法在描摹着诸多的人物。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儿，黄老虎，连福……，这一系列人物的成功塑造，几无西方作品的范式，他们更像是传统文学中依赖绘画手段“页子”造像一般的人物：不做过度的人为评价，少有冗长的心理分析，每个人都是行动着的，并且由行动本身表达着自己，以此构成了唯有“故事性”才有的吸引力，并且，在行动的故事中，天然而然地具备了人的个性的美。

　　及此，我想到了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绣像小说》。这本李伯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期刊，宗旨明确：发挥小说的“化民”功能，便于群众阅读理解，努力使小说通俗化，在所载小说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绣像，配合小说故事内容。其所刊小说内容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现象。意在使人民群众脱离愚昧走向清醒的境地，了解并憎恶现实，利于改革现状，自求生存。

　　“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些指标，是不是与我们所秉持的某种小说观念相左？当一百多年前的李伯元立志如此“化民”之时，是否也要经受那个“文学性”的捶打？而对于《长安》的阅读，却令我不能不重新反思某些即有的立场。当我们因了“文学性”之名，多多少少拒绝“群众阅读理解”与“小说通俗化”的时候，是否已经暗自将自己放在了“化民”之“民”的外面？这个“民”，难道不是“我”、不是“中国人”吗？

　　凡此重大命题，距今整整八十周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有充分地论述。历史经验不是简单地重复，于今，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早非光绪二十九年，但“中国性”这样的命题，从来都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视野。“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样的问题，《长安》都给出了富有启迪的答案。阅读这部作品，你绝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如果阅读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应当被粗暴地否定。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有别于“现代小说”念兹在兹的那种“文学性”，实现了某种中国化了的文学性。

　　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被赋予了“载道”的重任，但实践起来，却总是感到时时的捉襟见肘，那么，是不是我们所秉持的某种“文法”，与我们自己的所欲之“道”，有着某种天然难以匹配的方向？解决我们的这一文学困局，也许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中获得启迪。中国式的、绣像的、便于理解的《长安》，给出了一个成功的方案：原来，历史变局的难以叙写，宏大的时代主题，复杂的人性想象，是可以这般符合中国人内在文化观与审美习惯地来表达，而且，在充分表达了“人”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时代的主体意志，在“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中，也能够高扬出壮烈的牺牲精神与理想主义的道德诉求。

　　长安，本就是一个充满了“中国性”的文化符号，以“长安”之名，这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小说，给出了一个能够令我们在今天辨析自己、考量何为“中国文学”的丰沛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