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创联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西安等地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来自北京、福建、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全国各地的文坛一线评论家，陕西老中青三代知名评论家，以视频会议连线方式齐聚，深入探讨《长安》。专家学者发言分两期刊发。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
《长安》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关于本身真实的写作。首先是历史本身真实的写作，这是一部真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写作，这种写法，跟阿莹长期对这段历史的掌握有关，他不回避历史真实里各种各样的存在条件以及他的矛盾，这种历史本身真实的呈现与他的准确把握有极大的关系。其次，他写人性的真实和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真实，他精准地写出真正的、复杂的、深刻的、微妙的一群人。在写人际社会关系的时候不能脱离人的来源、人的环境，比如说各种文化，胶东文化、东北文化、工业文化、农业文化、军工文化，在忽大年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文化的叠合性、复合性，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还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里面写，人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中看人的命运转折的变化，看起承转合，这样深刻性就写出来了。
《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
我从艺术性的角度谈一下这部长篇小说具备的史诗性的品格。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史诗性的作品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一种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长安》写的是一部军工的当代创业史，本身就是要揭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有一个潜在的思想主题需求；二是艺术结构上的丰阔的时空跨度与规模，是一个大结构到小结构的结构非常复杂的非常丰阔的长篇小说，大结构它由三条叙事线索构成；三是强调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驾驭，在他所写的那个历史时段所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都用到了历史虚构当中；四是史诗性的作品要有英雄主义叙事基调的表达，《长安》虽然写的是和平时代的生活，但是和平时代同样有和平时代的英雄主义，小说的主人公忽大年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和平时代的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正因以上四点，所以我认为《长安》是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
从装备技术的视角看阿莹的《长安》，看到了重器、神器与利器。作为一部以建国后重工业领域为背景的军工题材长篇小说，作者浓墨重彩的军工企业既是国之重器，也是装备技术的重器，小说中影影绰绰的军工重大项目八号工程就是神器，贯穿小说的一般炮弹、穿甲弹、火箭弹、二代火箭弹就是利器。小说以重器为活动舞台，以神器为具体情境，以利器为贯穿性道具，塑造人物，展开叙事。从时间轴来看，第一章的开端是抗美援朝，尾声时是70年代中期，时间的跨度为20多年。从空间轴来看，主要活动舞台是长安古城以及长安机械厂，但也不完全局限于此。多次以回忆、倒叙方式追叙了忽大年、黑妞儿等的故乡胶东地区，此外穿插主人公几次赴北京、赴东北、赴中印边界。小说长达50万字，但闲笔很少，几乎都围绕着经线来回穿梭。与国家军工发展历程吻合，与小说人物形象吻合，这是小说艺术真实的基础。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
《长安》这部书，在我读来，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写出了社会趋势之变。小说围绕一个兵工厂写，但从具体中蹈出了大方，从中见到了社会，也见到了时代。见到了社会进步节奏的艰难，也见到了时代变迁的疼痛。认识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这部书中，有作者对社会趋势的清醒刺断，有对人心厚薄的体察，围绕着世道人心去写，是这部书最大的亮光。二是写出了历史感的沧桑。浓缩着呈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型态和社会生态，有深思，更有反思。我们今天读以前时代的历史，遇到史书记载不充分，或者我们干脆不相信史书的阶段，会去找相应时代的札记、笔记，或者小说,去做补充或做辩识。这部书在五十年之后，就具备这个功能。三是写出了集体性格，也写出了个性。这部书中，集体性格是动脉，个性是静脉。在动脉中，可以领悟到中国人是是怎么挺起脊梁骨的。而异彩纷呈的个性，使这部书九曲回肠。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建军：
《长安》通过两个空间的交互折叠，表现人生道路的坎坷不平，通过主人公们在艰难中对信念的坚守，在不平中对事业的坚持，唱明作者对国家安稳人民安心的祝福。《长安》的张力由生活、生产的不同空间以及过去和未来对现在的折叠造成。作品中多重褶皱造成的人生的不安，与人对于安心安稳生活、生产的追求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这是作者对生活的一个发现，对艺术的一种创造，这一发现和创造，已经超出了军工题材以及军工人的生活与工作，对创作和欣赏都具有普适的审美意义和价值。作者把“长安”打造成为一个由生产与生活相互折叠，过去与未来纠缠着现在的艺术空间，这是对我国工业题材创作的一次艺术突破。
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王金胜：
《长安》体现了作家充分的自觉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写作。首先《长安》写军工企业、军工人的重大题材，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饱含着一种深度的思考，有突出的、积极的、社会的现实意义。另外，《长安》具有破局的意义，以小说的伦理展开历史叙事，但是作家没有因为带着历史资料而丧失文学对特定的社群、民族、人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长远价值。他所遵循的并不是满足于个体模式与现实的技巧，他所具有的个性包容性有更大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诉求，把历史当中的人的生存体验、生活经验转化为情感的体验、生命的体验，上升为诗，用诗的形式、用审美的方式来关注历史，关注历史当中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
《长安》动用了阿莹大半生的生活积累，是一部带着情感、带着体温的创作。首先，它的主题非常庄严，体现了作家的家国情怀、家国意识。第二，它的写法非常巧妙，没有从正面强攻，写军工领域、军工这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注重写军工人，回到文学的本身，塑造人、解读那些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没有过的人物。第三，作家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带领读者回到陌生化的历史现场，却能通过细节塑造出历史的真实感和体验感。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
《长安》是很难用现实理论进行概括的一部小说，没有局限在某个单一的行业题材主题，或者是明确的历史观念当中，而是让人物自行铺展开来，历史融合在错综复杂而彼此交织的生活中。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新中国经验的叙事，它必然是驳杂错乱的，但又充满着一种发展时期的生机和活力，显示出工业和现代化过程当中的文化冲突和心灵冲突。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叙事，一是兵工厂的筚路蓝缕和无数普通人的艰苦奋斗，建立在技术与军事实力的增强之上的新生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无意识地跟随着时代转移的大潮流，无数无意识的合力构成了遭受挫折和伤害却仍然生生不息的历史潮流，这种源自于民众生命的内核力量构成一种文化和传统的长久的安定和生长绵延发展的基础。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饶翔：
这部小说写的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军工厂的历史，写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以及在人道主义文学的背景下，将人解放出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一种中国工业领域现代工业性的不足去反省，写的是在高度的体制化甚至政治化背景下以农民或者以农民为出身的军人管理一个军工企业的发展。正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制，这样一群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所谓“泥腿子”搞军工业，获得了一些值得总结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理，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以史为鉴的经验。《长安》跳出工业题材，非常细致地描写一个农民出身军人去承担国家重任，他内心的心理，在历史的变与不变中，写出了人在历史当中的命运，也写出了历史的悲喜剧。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
《长安》不同于一般的工业题材小说，它以小说的方式重新丰富并且让工业题材复杂化。小说有三组人物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第一组是忽大年和黄老虎以及工厂当中一系列的人物，他们是贴着生活、贴着人物、贴着具体的历史现实的。第二组是包括连福、忽小月在内的一系列关系，忽小月是非常有趣的人物，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人物非常讨厌，忽小月的种种不符合军工厂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甚至给主人公带来很大麻烦，在她死后小说又在反思我们对忽小月是不是太过苛刻，这样一个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在这样一个大的科层制度的分工中，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第三组就是黑妞这个人物，她从胶东来，代表了革命工业体系的来源，跟老百姓跟整个人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刻黑妞代表最纯朴的人民愿望、人民思维的一种行事方式挽救了忽大年、挽救了军工厂的命运，这是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底色，从人民去思考问题，然后重新去组织我们对于工业甚至对于过去那个年代的思考。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
这部小说只有在新时代的视野下才能出现，因为新时代可以更加从容的拉开历史的距离看待那段历史，时代条件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这部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现代化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跟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的经验，提供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发展工业化、进行现代化的过程，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既有农耕文明的特点，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这部小说就提供了跟我们常说的西方的哈代、巴尔扎克这些西方经典作品不一样的一种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现代化的经验。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
我认为应该总结一下阿莹在《长安》的书写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什么，它不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技巧，是他处理复杂经验的方式。军工这个领域以及他涉及到的人物这个经验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组合，他是怎么处理的，史诗从本意来讲就是歌唱历史的方式，歌唱历史跟书写历史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是它要有诗性的东西。既然是史诗性写作，史诗就是英雄时代的产物，平民时代里的英雄是什么？就是在凡人身上有神性的、有超越性的这种人称之为英雄。小说经验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因为历史是写结论的，文学其实是写过程的，历史是写重要的历史节点的，而文学叙事是写人的内心世界，写人性的，在小说里面怎么聚合的应该进一步总结。
《延河》杂志副主编弋舟：
《长安》是小说艺术中国化的一次成功的实践，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被赋予载道的重任，但是实践起来却感到捉襟见肘，想要解决这个文学困局，也许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当中能获得一些启迪。《长安》给出了一个成功的方案，原来我们历史变局中难以描写的宏大的时代主题、复杂的人性想象是可以像《长安》这样用一种符合中国人内在的文化观与审美习惯来表达，而且在充分表达人的同时也能充分表达出时代的主体意志，在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中也能够高扬出壮烈的牺牲精神、理想主义的道德诉求。《长安》这部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充分中国性的文化符号，这部21世纪的中国小说给出了一个能够令我们在今天辨析自己，考量何为中国文学丰沛的样本。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宋嵩：
开《长安》研讨会的日子是特殊的，近日，“福建号”航空母舰下水了，这是军工人的无上荣光。《长安》回顾共和国筚路蓝缕的军工之路，是对历史长河的一次回溯，是一部共和国军工战线的工业史，是一首讴歌英雄同时不忘叙述平凡劳动者的历史。《长安》是军工题材的一个突破，但是它还有另一个题材的突破，据我的视野所及，《长安》可能是第一次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正面反映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鲜为人知的史实的作品，这个突破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这部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接地气，作品不悬浮。记录时代、拒绝悬浮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鲜明的创作立场，理清我们的来路，明确我们的去向，这是崭新的时代对长篇小说创作提出的崭新要求，这也是《长安》这部作品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崔庆蕾：
除了题材上的重要性和意义，《长安》在叙事上的经验也非常值得重视，比如历史叙事与生活叙事的融合，巧妙地在生活叙事和历史叙事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影射和转化的关系，既避免了人物的历史化可能带来的符号化概念性的问题，也避免了人物日常化所带来的整体性缺失的问题，作者较好地处理和平衡了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当中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这是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并且在主题上呈现了国家与建设的复杂关系，革命与建设的衔接过程，通过忽大年、黄老虎等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抗战和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革命和建设两段截然不同又矛盾纠葛的历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
从作品笔墨的重点看，以军工厂生活为切入点，思考个人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是《长安》的紧要处，也是主旨所在。当代工业题材作品佳作甚少，关于“军工厂”这种涉及国家重大机密，在特殊年代关涉到国家和时代命运的好作品尤少，就这一点而言，《长安》无疑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忽大年是《长安》为当代文学贡献的独特的“这一个”，此前文学作品中并无像忽大年这样因为特殊的身份而秉有复杂而丰富的意义的形象。在数十年大历史阶段性主题的变化之中，他个人命运的兴废、起伏，家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等，都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叙述方式或者艺术技巧论，如此丰富、厚重的题材，决定了作品叙述的浑朴、厚实、扎实、细密的特征。作品吸收了“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但却有新的推进，以复杂、细密的心理活动推动故事的进展。也因此，作品对人物复杂心理的开掘较之一般作品要深刻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