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由莫伸、韩红艳、齐安瑾合著的《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出版发行。此书以长达40年的朱鹮保护之路为经，以朱鹮保护过程中丰富生动的事件为纬，全方位全过程地讲述了40年来中国朱鹮拯救和保护的艰辛历程及辉煌成就，形象地展现出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及朱鹮保护实践的典范意义及中国特色。

　　莫伸谈到，“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人类开始关注并全力拯救朱鹮时，全世界已经只剩下最后七只朱鹮了，就从这样一个危险万分的基数上，人类开始了拯救朱鹮的起步，并且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最终使之走出了几乎注定了的命运——尽管我们不是鸟类学家，但是依据常识，仍然可以坚定地认为，这样一种近乎奇迹的保护和拯救，是史无前例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一直想写一部有关朱鹮的书。”

　　40多年的中国朱鹮保护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了科学精神和人文内涵的现实传奇。“文學陝軍”专访作家莫伸，听他讲述“重现的翅膀”背后的故事。

　　文學陝軍：莫伸老师您好。恭喜您的新作《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出版，这本书讲述了拯救朱鹮的既往、现事，朱鹮目前的生态状况以及四十年来一代代“朱鹮人”为拯救朱鹮所历尽的艰难和付出的心血。这次您为什么选择关于朱鹮、生态环境这样的题材？

　　莫伸：选择这个题材有偶然也有必然。2013年我参与了省台一部朱鹮广播剧的录制工作，当时还专门去洋县做了采访，又去朱鹮栖息地实地查看，这就对朱鹮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感觉是，这个题材虽然既非工业也非农业，但很有价值。虽然已经有一些人写它，但都是写的局部，所以它的写作空间还很大。2018年洋县举办朱鹮国际论坛时，我请汉中市有关领导与会务组联系，邀我去参加会议。那次会议上，我采访了中国朱鹮发现第一人刘荫增，也采访了一些当初保护朱鹮的工作者，比如路宝忠、翟天庆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事务缠身，始终腾不出整块的时间来继续把这件事情往前推。客观地说，如果不是2020年西安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宗保专门找到我，提出写这本书，就不会有今天这本书了。李宗保找到我时，我正应西工大校友会之邀，在采访一家非常出色的民营企业，所以还是腾不出手。后来我们商量，决定请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的青年作者韩红艳和齐安瑾来写。起初计划将这件事完全交给她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介入了。回过头来看，选定这个题材是由各种机缘形成的。这其中既有朱鹮这个题材本身的魅力，也有个人长时间铺垫出来的兴趣，还有各种外力的推促，是内外因都起了作用。

　　文學陝軍：此前您有过《中国第一路》《一号文件》等多部有影响力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书与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您认为有哪些不同之处？

　　莫伸：此前的题材基本上都写的是与国计民生紧密关联的大题材。那些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分量。写朱鹮就不同了。虽然大家嘴上都说朱鹮非常宝贝，是珍稀物种。但是珍稀物种和现实需要不是一回事。朱鹮的重要性需要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去看，它距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很远。全世界的物种，尤其是鸟类不知消失了多少种，但普通人根本没有感觉。无非是少了一种鸟而已，即使再消失一百种一千种，对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仅仅从眼前功利的角度去说，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保护朱鹮。也因此，写好这本书有一定的难度。它不仅需要了解和熟悉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作者的视野要开阔，思考问题要深入，格局要大一些。要通过展示朱鹮，向读者展示出生态环境和鸟类的关系，进而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你把这一切都展示到位，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才能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和意义。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全书内容的多样性。写好这本书，首先需要文学性和思想性，但朱鹮保护的工作者们希望最好能同时兼顾一下资料性和科普性。如果仅仅讲故事，相信能够将书写得很生动，但这不能算满意，也难以概括朱鹮保护比较完整的历史。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力争在写好人物和故事的基础上，努力展示出保护朱鹮的多方位和全过程，以便让这本书不仅具有文学性可读性，而且兼具科普价值和史料价值。当然，把保护朱鹮过程中的重大历史节点、重大技术创新，包括朱鹮保护机构的沿革和发展都囊括进来，多少会影响到全书的可读性，但我们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比如章节上的安排、语言上的简洁，包括对技术性、资料性内容最大限度的提纯和压减，总之，使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减少到最小。我们努力在思想性、文学性、资料性、科普性这四种关系中取得平衡，努力使这本书不仅有阅读价值，而且有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后来成书后，我去济南参加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时，朱鹮管理局的宣传科长张跃明也去了。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以后再有人来问我们朱鹮的情况，可以让他直接看这本书了。”他是无意中说出这句话的，我听了却觉得很感慨，有些心潮澎湃。

　　文學陝軍：据悉，在创作之前你们进行了工程量浩大的采访，深入朱鹮发现地洋县，与朱鹮保护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对话，您说这些经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步一步的前行中，更多的‘石头’被相继‘摸到’”。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获取这么多丰富细节的？有没有什么印象最为深刻的人或事？

　　莫伸：我们刚进入采访阶段时，面对的是茫茫虚空，除过采访刘荫增是确定无疑的，其他还应该采访谁，心里没有数。好在此前我采访过路宝忠和翟天庆，所以通过他们的讲述和介绍，用一点一滴的方式扩大了采访范围。采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回过头来看，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被朱鹮保护工作者们认可（此前也有不少人写朱鹮，但是无论从表达的深度，涉及的广度，包括表现整个过程的完整度和对多元内容的容纳度，这本书做得都要好一些），采访起了大作用。最初的采访，无论是在洋县还是在西安，我都去了。中间的几次采访我没有去，是两位年轻作者去的。有些地方她们集中去，有些地方她们分头去。她们顽强地盯着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亲力亲为，做得很不错。再后来她们分头写出了初稿。由于种种原因，初稿不理想。最初我想在现有文字和资料的基础上做些修补，但是真正投入后，才发现错了。

　　当你对一个人一件事不了解时，任何一个你所想象不到的微妙之处都会卡住你，让你写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写，你会越写越心虚。既写不清事物，更理不出观点，最后连语言都不自信了，后来我们就补充采访。先是用电话、微信等方式采访，之后将初步整理出来的书稿发去请当事人看。看完后赶去和他们面谈。只要条件允许，和每一位书中写到的人都面谈。实践证明，面谈比电话采访好得多。因为面谈有一种气氛，更从容也更放得开。有时候我们和对方是面对面的单独说，有时候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说，说着说着，又扯出另外的人和另外的事。新人新事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追着问，直到把当事人又请来谈。曾经有人问我们，能不能先拿出个采访提纲来。我们拿不出。因为心里没底。所以说整个采访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也是报告文学采访的通例。说到底，你为什么要去采访？就是因为前方是一片你不知道的领域，这片领域里蕴藏了多少宝贵的矿藏，你心中无数。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沉下心来走进去，一步一步向前走，一句一句认真听，渐渐地，你会知道和理解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如果只是往办公室里一坐，向有关人员要几份材料，再听他大致讲一下朱鹮的发现史和保护史，那根本不可能写出来一部有质感的报告文学。

　　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说一个比较直观的。姚家沟是朱鹮的发现地。那里地处深山，路很远，很难走。听说我们要去姚家沟，不少人都劝。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只朱鹮了。姚家沟没有人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当天走进深山，当天再走出来。偏偏同行的六人中，有四位女性。她们没有走山路的经验，共同提出的问题都是：会不会碰到蛇？其实只要搭眼一看我们所走的路，古木参天，溪涧跌宕，碰到蛇几乎是注定的。我年轻时常在山里走，知道蛇更怕人，所以担心的不是蛇，而是她们能不能走完全程。人的体力会有极限。如果平素不锻炼，极限值就会很低。如果刚开始走就有人不适应，这好办。退回去就可以。最怕的是走到深山里以后，突然没有力气往回走了，所以心里一直犹豫。想来想去，还是下定决心走这一趟。事情明摆着，既然写朱鹮，就一定要写是在哪里发现它的，发现它时是怎样一种情景，所有这一切，如果不亲自去看看，你下笔就会不自信，内容就会飘。所以我还是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咬着牙上山。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这一趟上山，许多内容是完全写不出来的。

　　文學陝軍：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从“发现”到“保护”，从“繁衍”到“复兴”，朱鹮保护的过程历尽坎坷。您作为记录者，想必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莫伸：采访需要到处跑，有时候需要夜以继日，一整天地坐在那里听和记。有人说这太辛苦了，其实这种辛苦有限，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坐在电脑前写文章和改文章。具体到这本书，因为涉及内容太多，所以自然也就杂驳。许多事情自己都意识不到，前边写了，中间又写，后面继续写。还有许多事情找不到逻辑支撑，事情明摆着，但你问了好多人，还是形不成完整的逻辑链，这你就太闷了。包括结构，如何把一部内容很丰富的书稿梳理得前后有序，章法分明；如何让它既见事又见人还见理儿，并且在这一切之外，还要有对整个事件的概括和思考，这就有难度了。坦率地说，写这本书当然需要能力，需要捕捉力和联想力，但是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这部书稿前后至少修改了十遍，其中有四次是大改，是章节的大调换，内容的大增删。文字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如果说困难，那是最困难也最让人烦心的时候。当时一边改稿，一边写稿，一边翻查资料和核实资料（这个资料和那个资料时常会发生冲突），一边重新采访。经常写着写着，脑子里乱麻一般，连文字通顺不通顺都辨别不出来了。坦率地说，非常不爽。有许多天我都是一边吃着镇静药一边改稿的，太折磨人了。

　　文學陝軍：您在这部作品中将朱鹮研究学者、工作人员以及普通民众与朱鹮之间的精彩故事和交往细节描写得十分真实动人，同时又有许多跌宕起伏的情节，读起来仿佛置身实地与他们一起经历着。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

　　莫伸：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说。

　　第一个层面是艺术功底的问题。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是写小说起家的。小说需要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写活，包括环境氛围、人物对话等，都需要写得有带入感。写小说锻炼了我的笔力。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人物和事情摆在那里，你写得吸引人还是不吸引人，要靠苦练出来的功夫。

　　第二个层面还是采访问题。我看过不少文章都写到刘荫增来到了洋县，写到他请电影放映员加演朱鹮的幻灯片，也写到了他和何丑旦等人翻越马道梁，并最终在姚家沟找到朱鹮。这个过程应当说大家写的都一样，但是描述的角度不同，对事物观察的程度不同，实地去看和听人讲述的感受不同。相比之下，我们三个人写得可能更具象、更准确，也更丰富。这是沾了采访的光。

　　文學陝軍：《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可否归属于生态文学？

　　莫伸：完全可以。保护朱鹮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包括现在保护朱鹮的手段和方式，也远不是给朱鹮喂什么食物等技术问题了，而是要为朱鹮保护和创造出一个适宜它生存的生态环境。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从朱鹮的角度，保护最终指向的目标都不是其他，而是生态，生态环境。

　　文學陝軍：您觉得，朱鹮作为古生物的活化石，四十年来一代代“朱鹮人”为保护它们付出巨大，其人文意义是什么？

　　莫伸：简单地说，人类千辛万苦地保护朱鹮，目的就是要挽救这个物种，使它不致灭绝。有时候我也想，其实朱鹮真的灭绝了，影响我们什么了吗？没有，它灭绝了，我们连丝毫感应都没有，根本不知道。但这只是浅表的认识，真正深入到朱鹮保护工作中，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对野生动物生存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人类的活动。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对生物界其他物种所造成的伤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专家告诉我们：地球上曾经有160万种鸟类，由于天然和人为的原因，许多鸟种都相继灭绝了。到20世纪后，地球上的鸟类仅有9000种左右了。想想看，从160万种到不到1万种，可怕不可怕？

　　曾经有人统计过，从17世纪到20世纪，在短暂的300年中就有75种鸟类灭绝。进入20世纪以后，鸟类灭绝的速度不仅没有减缓，而且在加快，大约每年就有一种鸟从自然界中消失，这太可怕了！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一直存在着竞争和对抗，但又共生共存。很难想象，一旦完全失去了野生动物（包括植物），人又怎么能孤独地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鸟类学家和鸟类爱好者，踏遍万水千山，去寻找和发现鸟类生活的奥秘，不断地探索与它们共生共存的途径。在这本书的采访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朱鹮生存和人类生存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基本上是一样的。倘若把观察事物的时间段拉长，你会清楚地看见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渐变中发生了些什么呢？先是朱鹮灭绝了，再是其他什么什么灭绝了。一点儿一点儿灭绝，灭绝到最后，轮上谁了？

　　自然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使各种物种，使动物和动物之间，动物和植物之间，植物和植物之间，包括各种自然现象之间，都充满了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目前被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食物链。但是当你继续观察时，会发现这种关联比食物链大得多。可以说无论人类还是其他，都是在这个地球上相依相助地存活下来的。局部地看，有时候的存活需要残酷地向另一方夺取；整体去看，更多的时候是在相互给予。这种给予甚至在你根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朱鹮保护工作者保护到最后，就总结出来一句话：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要说保护朱鹮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文學陝軍：在报告文学领域，您已取得了许多成就。多年来您仍笔耕不辍，您创作的动力何在？下一步的创作方向是什么？

　　莫伸：我确实一直在行走，也一直在采访和写作。很大程度上不是其他，是习惯了，不写再干啥呢？想写就得走进生活去做些调查，做些思考。一旦形成这样的工作习惯，我就适应了，也很喜欢它，它让我觉得人生有事做，很充实也很有趣。

　　下一步的创作方向，太具体的我说不清，只能说抽象的。我的作品一直是写现实题材的，反映的也全是现实生活，所以今后仍然会是这样一个方向吧。

　　文學陝軍：感谢您接受“文學陝軍”的采访。祝老师创作丰收！

　　莫伸：谢谢，感谢“文學陝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