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再传喜讯！
今日，陕西作家弋舟《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荣膺《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优秀论文奖。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于1984年，现已成长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核心学术期刊，记录和承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探索之路与辉煌成就，引导和鼓励着一批又一批作家、评论家开展文学创作与研究。
一流小说家也可以是一流批评家，“文學陝軍”邀您共读弋舟获奖作品。
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你为什么写作？或者，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相信绝大多数写作者都被问及过。此类问题也的确堪称紧要，往小了说，关乎我们的好奇心与八卦欲；往大了说，关乎求真求善求美，一如“人为什么要活”“你从哪儿来，你往哪儿去”之问。大致上，人类行为的动因，除了“求生”一类的生物性本能，还发展出了一部分精神性的诉求；提问者从来不会问农民为何种地，工人为何务工，仿佛一切都是不证自明；而精神活动，貌似无关“死活”，因此便显得可疑，需要从事者去解释，去回答——这事儿看上去可干可不干，你，为何要干？
是啊，为何要干呢？这个问题，其实有陷阱，稍微冷静一些，你就会明白，提问者是给你预设了答案。他们等待着你说出一个“既定的故事”。故事里有励志的崇高，抑或还需要有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娇柔浪漫。当然，如果“故事”没有被人说过，倒也值得说上一说，但是显然千百年来它已经完全沦为陈词滥调。此种故事的风险还不全然在于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更为可怕的是，它会让你在一次次的重复中，信以为真。信以为真也还好，最要命的是，你难免会在“信”与“真”的粉饰与美化中，自我感动与自我膨胀。
关于“为何要干”，马尔克斯好像给出过“为了让朋友更爱我”之类的回答，我觉得他答得很好。好就好在诚实，并且这个诚实也没有完全脱离农民种地与工人务工的逻辑，因为在基本面上，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过都是在——“求生”，而“被爱”也是生存之所需，是安全感得以建立的基础条件。于是“为了谋生而写作”，大致上是面对“为何要干”之问时，我所能想出的最接近诚实的答案。
望着一脸失望的提问者，我也的确如此回答过，诸如，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完成作业，等等。其中，“完成作业”是最令我自感合宜的一条缘由。因为它的确说出了准确的事实，对应着的，不仅仅是我经验之中写作的基本情势，还在相当意义上，说出了文学在社会性分工如此精细的现代所身陷的处境——它更像一个工种了。以计划经济论，它的启动需要一份指令；以市场经济论，它的启动需要一份订单。于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我接到了指令或者订单，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就是说，我得交货。
经过多年的劳作，当我终于从“业余”跻身于“专业”之后，许多时候，我所接到的指令和订单还是具有专门性的，最接近于它的称谓应该是“命题作文”。这时候，我就会像一个重新被押上了考场的应试者，无奈、厌倦，却又别具焦虑与兴奋地打开了那一张张如命运般叵测的试卷。
这里，就说说我所写过的那些“命题作文”。
先说一篇我觉得更像“计划经济式指令”的。首先，我想到的是《化学》这个短篇。它源于一次“约稿”。约稿者何平在杂志主持栏目，该栏目每期一个不同的主题，名为“本期关键词”，旨在提出一些偏僻却又重要的文学议题。我被约下的这一期的关键词是：短篇大师的理想。何平的指令非常清晰，像所有命令一样没有歧义——要一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他强调“短篇要短”，一目了然，所针对的是短篇越写越长的时弊。这个约稿的“强制性”不言而喻，栏目下套着关键词，关键词里有主持人强烈的倾向性，字数是被限定的，立场也不由你分说，可不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式指令”吗？就是在这样一种被动的“压迫”下，我完成了《化学》这个短篇，字数六千字出头，反对了“症候性滥长”，竭力避免了“优雅的丧失”。
一篇六千字出头的小说，我该写点儿什么呢？范本当然比比皆是，不假思索，我便能想到六千字出头的《在酒楼上》，想到不足四千字的《河的第三条岸》。但是在我看来，伟大的范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范本，恰是在于它们打动了你，继而却拒绝着你。你没法从中直接套用范式，甚至你学得越像它们，你就越失败与愚蠢。它们最大的效力只在于勒令你另辟蹊径。
《化学》这个短篇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榜，辑入张莉选编的《望云而行：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二十家》。在该年选的序言中，张莉敏锐而精确地指出：“汉语是我们的词语基金库，而作为写作者，最大的工作并不是吸取新词而是使那些常用词语焕发出新的光泽。”（1）这个指认令我激赏的原因在于：张莉分毫不差地击中了我写作的隐秘经验，揭示了我在“写作业”时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抓手，那就是——词语。
当我被扔在了考试的现场，当我打开了一个个出其不意的谜面，我无从临场调用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唯有以“词语”这样一个更深刻更本质的内在经验，去重新解释与擦亮世界，去应答与解谜。这一次我选择了“化学”，正如张莉所言，这个词是“常用词”，有着“基本用法和固定语意”，但正因如此，它才能最大程度地刺激出我“反常用”“反基本”与“反固定”的努力。这股动力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是写作秘籍中核心的那部分要义，是我们力求避免平庸时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然而我也一贯地反对过度“反动”，就好比“指令”要求你生产馒头，你却天花乱坠地交上了一堆饺子，那样，计划就乱了套，就不再是威严的和不可冒犯的。在我看来，写作这件“人间之事”，其不乱套和有威严，反映在具体的文本之中，就是要尊重人间的大部分逻辑。写作给我们驰骋的余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只在微乎其微的缝隙中给我们留有突围的机会。于是在《化学》中，我依然要给女主人公一个“化学家”的身份，好让她那种以化学术语来冥想的方式不显得古怪，也好让我自己征用“化学”之本意去生发新意时，显得合法。不错，就是合法，我必须在这种立法一般的严肃中，才能言明我对过度滥用“文学权力”的警惕。
关于词语的效力，米歇尔·福柯在一次对话中有过如此观念：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们依然有可能从“符号世界”“词语世界”“语言世界”的重重区隔与限定中穿越而出，单凭词语本身以及它们相互碰撞带来的奇异力量，创作出一个新世界。
对此我完全赞同。福柯所说，也恰是我写作文时的方法论，但是对于这段话的重视，如今我却越来越向着前半部分倾斜了——“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剔除了“即使”这个词，更愿意只瞩目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因为“即使”已经成为我用以轻视世人理性的“文学特权”，我已经懂得了如何操弄“仅仅用几个相互碰撞迸发出奇妙力量的词语”，那么我就必须懂得重回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之自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就是说，作为一个落实指令时有着主观能动性和微弱创造力的从业者，我还得尊重计划本身的要求和指令基本的限定。这种要求，还可以直接置换为世界本身的要求和生活的基本限定，即那种“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世界、生活、计划、指令，在这些庞大的“物”的背后，才留有我们探索如何让“词”发光的一线可能。那仅仅只是一个“特许”，而非一个“特权”。
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这个句式出自马劳伊·山多尔，他在《余烬》里认为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说得真好，我就是因为偶尔读到了这个观点，才立刻网购了这位我压根一无所知的美籍匈牙利小说家的作品。在这个观点中，马劳伊对词与物的关联，对细节的强调，都令我信服，由此我也相对更为清晰地梳理出了我自己的写作规律。那就是：以词证物，并且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
关于“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我想到的是自己写下的另一个短篇小说《缓刑》。相较于《化学》的计划性与指令性，《缓刑》堪称我的市场性与订单性作业。刊物开列出来，预先布置给作家，由于题目显而易见的开放性，一目了然的意会性，就少了些强制力和专制感，颇像市场经济温柔的订单——你可以完成，你也可以不完成，你不完成了，最大的恶果可能只是有损信誉和破坏友谊，但是弥补起来，好像也还有机会。具体而言，《化学》不交稿，会让我好似能看到刊物洞开的“天窗”，而《缓刑》不交稿，我却知道他们有太多的花卉能够用来装饰空白。也就是说，一个是刚性的，一个是弹性的。
这次我接到的题目是张枣的名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诗人是好诗人，诗句是好诗句，这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学界“内部”足可“意会”的生产方式，出题者给出一个宽泛的意象，答题者尽可“意象之”作答。我对此自然可能更擅长一些。它能令我短暂地摆脱“反映论”的辖制，回到“写感觉”的舒适区里。我当然对此也有所警惕，正如我前面所言——须有重回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之自觉——但是我们也当承认，的确是有着一个文学界之“内部”的。在这里，文学在“文学规律”之中，仅仅指向其自身，它并不被要求去必然地传递什么或者描绘什么。于是一句诗，正好可资我们启动这种“不被要求去必然地传递什么或者描绘什么”的写作。
航班全面延误的飞机场内，行将离异的男女带着女儿即将开始最后一次家庭旅行，低气压中，“战争”又爆发了。女儿指挥着新买来的玩具“机械战警”，于封闭机场内与他们逐渐走失。而这“漂亮的小女孩”几乎是以敏感的沉默洞察着大人们欲盖弥彰的一切。在远离父母的路途中，她起先偶遇自以为是且鲁莽突兀的小男孩，性别关系在操作一件玩具上有所隐喻。继而她又将自己置于贵宾室中灰白胡子男人的视线里，一个幼小儿童用她自知的美丽有意地换取，但最终迷失于封闭机场中更密闭的一处角落，她听到父母的紧急呼叫，但无从亦无力动身。“那撮修剪得非常齐整的、灰白色的胡子”继而于玻璃幕墙上浮现。
弋舟以闪烁金属光色的语言从困局中窥视小女孩如何丢失玩具，又如何“顺理成章”地陷落于他者与她“合谋”的陷阱之中。“漂亮的小女孩”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的缩影，拥有智慧，但被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反噬。风险埋伏于日常，伺机而行。这是一部残酷短篇，读者将时时体会丧失的发生，小女孩被解救还是戕害不可预料。（2）
以上是青年批评家贺嘉钰评价《缓刑》时做出的描述，差不多可以用来做这个短篇的“内容梗概”。为了扣题，在小说中我写了一对矛盾重重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糟糕的关系而改变女儿的命运。这当然足以构成“一生中后悔的事”。没有做出“反动”，再一次尊重了“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知道，我在小说里所能做的，只是去观察或者窥视，在这“普遍的理性”之上运行着怎样的荒凉。是的，就是“观察”，而非“想象”。
事情发生在一座庞大的机场内，机场的封闭性似乎先天便决定了想象的有限，我的目光除了专注地去观察，好像并无更多的找到“意义”的办法。这就像是一个实验室中的实验，条件是被限定的，我们得看看，在被限定的条件里，会有什么发生。这时候，马劳伊“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其中哪些是重要的”这番教导，就显得无比正确了。通过观察，我掌握了什么细节？大约是一个候机时为了打发无聊而做起了倒立的女人。贺嘉钰对此评价为：“这个他赋予了特别内涵的动作的出现是整个短篇中唯一明亮的瞬间。”（3）
小说中涉及的细节远远不止于此，毋宁说，小说本身就是无数个细节的联合，但我罗列出来的，却正是马劳伊所说的那种“所有细节中重要的”。你瞧，贺嘉钰从中看到了背后有“明亮的瞬间”在发光，作为写作者的我，不仅从中看到了人类命运的某种隐喻，还直接得到了一部小说的篇名——《缓刑》。
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抵达人类的宏大企图前，重要的也许是，我们需要先有找到“缩影”的能力。就好比当我们说起“亚细亚的孤儿”时，先要描述“亚细亚”的象征意义，而描述之前，我们的确需要先学会“掌握所有细节”，从而在所有细节中，找到“重要的细节”，使之“词语”化，继而在物的背后发光。对于这个过程的阐述，我迄今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瓦尔特·本雅明。他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是一种能够渗透进无限小的事物里去的能力。想象力将每一种紧密都化为了延展，为其撑开新的饱满空间。简而言之，想象力就是撷取每一个意象的能力。本雅明所说的想象力，在我看来就是那种“以词证物”“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的能力。
除了以上这两个短篇，近几年我还完成了不少指令性或者订单性的作业。譬如《核桃树下金银花》，这是来自成都的指令，因此小说需要有着显著的成都元素；譬如《瀑布守门人》，这是对田耳既有小说篇名的再写，只因我们相约要这么干一下；譬如《鼓楼》，这是《收获》“文学双盲大赛”的订单，题目与字数，都有规定；譬如《鼠辈》；譬如《掩面时分》……
我觉得，无论指令还是订单，无论刚性还是弹性，人在被动之中，竟也能兑现出某种能动的创造性，你可以在被规定中，努力于“掌握一切细节”，被迫着“渗透进无限小的事物里去”，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奇妙力量的词语”，并且与之伴生，我还时时获得了某种奇妙的“游戏性”，而“游戏性”，在我的认知里是小说这门艺术最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质之一。
那么，放松点儿，既然文学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工种、一门生计，既然写作的动力在大多数时间已经不是源自某种古老的使命感，就让我们在这个被规定了的世界里，在那些被指定好了的词库中，耐心地看看，仔细地闻闻，运气好的话，没准当我们掌握了一切细节之后，当词和词碰撞之后，就会知道了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5期
注释
（1）张莉：《小说里的新词与旧词》，《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2）（3）贺嘉钰：《隐桥与雾——弋舟短篇小说的艺术方式》，《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作家简介
弋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小说委员会委员，现任《延河》杂志社副主编。历获鲁迅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